《现代》编者要我写篇关于创造社的回忆。我虽然愿意写，不过郭沫若氏既经有《创造十年》出版了，其中论创造社经过颇为详尽，我如再来写，不单赶不上《创造十年》，并且也是多余的工作。无已，我只将创造社将形成之前的史实，就所能记忆者，写出来以塞责吧。

在郭、成、郁三位旧友中，我认识郁达夫最早。那是在民国三年春夏之交的时候。

谈到这里，不能不略述一下我国留学生在日本竞争考官费的事情了。清末与日本订有收容中国留学生的条约，要求日本开放官立学校五所，特别收容中国青年。所谓五校，即东京第一高等（帝国大学预科）、东京高等师范、东京高等工业、千叶医科专门，及山口高等商业。山口高商因中国学生闹风潮退学以来，便无形地停止招收中国学生了。当我们到日本的时候，只有四校可投考了。

我记得，我和郁达夫认识，是在民三考高等工业的时节。但结果我们都落选了。在那时候，留学生只想获得官费，对于专门是否适合于自己的本性，却罕有人加以注意。考过了高工，便有千叶医科可考。我早听见，习医必要解剖死尸，所以我不愿意投考。但郁达夫，据他对我说，在那年也跑到千叶去投考过医科。并且说他在旅馆中，还题有“不为良相当良医”那类的诗。但他还是没有考上。

第一高等的入学考试最迟，在七月初旬。当一高考试时，我又在一高校庭里看见了郁达夫。彼此只点点头，相视而笑后，便各人跑开，或在树荫之下，或在校门首的石段（？）上，暗诵各科的表解了。

当然，在这三四百人中，郭沫若也在里面，不过我们不认得他而已。

到七月下旬，一高考试的结果发表了。我们都入了选。这是由各省经理处可以查看得到的。我才知道那个小小的郁文是志望第三部（医科）的。

在一高特别预科同学一年间，我和郁文虽曾谈过几次话，说过几次笑，但也因为不同级，很少接触。至对于郭开贞，不单没有交谈过一句话，还不知道名叫郭开贞的是那一个人！

我们虽不同级，（因为文医特别预科编为一级，理工农特别预科又另编为一级。）但理化博物是特别在该科的阶段教室里合班上课的，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在同一教室里看见他们。

教授一跨上教坛，我们便要立起身来致敬。过后，教授要点名，出席者要回答一个hai字，意即“有”或“到”也。有一次先生点到郭开贞的名字，我便回转头来一看，我才知道那个头发剃得光光，脸色苍白，态度有几分高慢而又常作豪笑的四川同学便是郭开贞。

郁文常常在教室里吃小食。有一次，他刚把一小块饼干丢进嘴里，那个一团和气的化学教授管沼先生恰恰叫到他的名字，他忙把嘴里的饼干吐出到手掌上来，引得许多同学都大笑起来。和气的管沼先生也只当没看见。

“一团和气”亦是郁文替化学教授所下的评语。他对我说，化学教授的试题出得很大体。至于物理教授山川先生，真是诡计多端，专出疑难的应用问题来为难我们。

一年的预科，总算读完了。日本的教育当局便把我们分配到各地方的高等学校去和日本的学生一同肄业。我被派到九州熊本县的第五高等。郭开贞被派到冈山县的第六高等。郁文则被派到名古屋的第八高等。

在我们未赴各地方之前，我和郭开贞得着一个说话的机会，并且觉得他并不是如自己一年来所想像的那样傲慢不通人情的人。

在我赴九州的前一星期某天下午，我和一个同学姓余的，为诺贝尔的奖金而争论起来了。因为那时候，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登出一个消息说，日本的高峰博士有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希望。余君极力称赞日本科学的进步，及日本学者的有为。我听见讨厌起来了，便反驳他，纵令中国有比高峰博士更强的学者，诺贝尔奖金也不会临到中国人头上来的。我和余君两人所持的理由都很勉强，但都年少气盛，相持不下。到后来，给郭开贞听见了，他忙走过来调解。他说的话，我此刻想不起来了。但双方都为他折服了。这时候，郭君穿着渔家所穿的浴衣，似乎是刚从房州或其他海水浴场回到东京来。

又在这年暑假，我住在大队，郁文住在神田，常出来玩。所以常会得着郁文。于是我们更加熟识了。

在神田研数学馆的附近有一家很不像样子的中国共和党东京支部。我有一个小同乡在这支部里当干事吃饭，所以郁文和我都常来这支部里看看中国报纸。郁文有时跑来说，他做的诗在上海的某报已经登出来了，并将他剪了下来的拿给我看。有时又仓仓忙忙跑来说，他患了肺病，刚才又吐了一口血呢。他那时的态度是很无邪得可爱。他身上常只穿一件很破旧的日本浴衣，我们朋友都怪他过于不修边幅。

进了凉秋九月，各人都赴各人的目的地求学去了。在开学后，曾和在名古屋的郁文通过一二次信。老气横秋的郁文竟批评我信里面的文章说“清脆可读”。我当然不单不感着快感，并且觉得郁文太岂有此理了。

嗣后便信音杳然。

匆匆地又读满了一年，快到了欧战第二周年纪念了。

我于那年（民五，即1916）暑期，早和在东京的同乡约好了，一同到房州去洗海水浴，准备在那边租一所房子，住一二个月以锻炼我们的孱弱的身体。凡中国留学生，进了日本的正式学校后，都会感觉着自己的体格的衰弱。

在房州我刚从海里爬起来，只穿着一件短裤，还是水淋淋的，就由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那个有名的猴儿脸成灏。他的最初印象，在我，比郭、郁两人更好。因为他的谈吐和态度无一不是自然而真挚的。

当我和一位姓温的同学从熊本上东京时，途中在冈山站下了车，打算到六高和医专看看朋友，并游览后乐园。在冈山有一位姓屠的同学告诉我们说：

“我们六高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位天才，过目成诵，不单对语学有天才，连数理化也非常之好，他此刻上东京去了。”

后来我问这位天才的姓名，原来就是成灏。说天才或许过分些，也腐败些，但成灏的语学确实比我们来得进步，也是最努力读书的青年。

那天晚上，我便到成灏的寓里去看他们。看见他的书桌上，摆着一本hollemann的化学英译本。

“你这本书摆在这里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现在是假期中，该休养的时候，不应当读这样枯涩的书籍。

“读呀！”

成灏说着笑了起来，好像在笑我质问得那样笨。

“不难懂么？”

看着那部厚书，想到下学期自己就要读那本书了，有些害怕。但成灏说，他已经念完了这本“无机”，下学期进三年级，要念“有机”了。

过了几天又在这海岸上，遇着了郭开贞。大家就在沙滩上谈了些关于高等学校的功课繁重的话。以后便没有在这地方再见面了。郭开贞好像就是在这年暑假，在这海岸等候他的安娜。他正在追求安娜追求得很厉害。这要参看《三叶集》和《落叶》。

嗣后，我们两年间都没有会着面。

到了一九一八年的初夏，我们中国留学生因为反对段祺瑞和寺内所订的军事协约而罢课回国。在上海泰安栈里住每天六角钱的小房子，又暗又臭，卧病了两个多星期。其间，到徐家汇的李公祠开过两次会，到公共体育场去参加请愿行列过一次。到后来，知道我们的罢课终归水泡了，便又赶回日本来。那正是在暑假期中。我就在福冈的箱崎湾洗了两个多月的海水澡。

恰好这时候，郭开贞由六高毕业出来，进了福冈的医科大学。他和安娜已经有一个小孩子了。我们就在箱崎海岸会着了。

当时我们的发表欲都很强，也写了些文章。但无刊物可以发表。我那时候已经进了丙辰学社（即中华学艺社前身），因劝郭也加进去，有文章可在《学艺季刊》发表。但郭不愿即时加入。

郭在那时候写了很多诗，都拿来给我看。又好像是由宗白华的介绍，在《时事新报》登有许多短篇戏曲，他也拿来给我批评。我在这时候才认识郭确是有文学上的天才，而觉得自己的随笔及短篇小说等存稿，完全不成东西。郭几次要求我写的东西给他看。我因相形见绌，只有完全拒绝。

的确，我在那时候还不知道看日本的文艺杂志。幸由郭介绍我看《早稻田文学》。以后我才会买《文章世界》等杂志来读了。

我因为罢课休了一年的课，所以到了九月，仍然回熊本去补习。在熊本时，郭还寄有许多诗来给我。（后来大部分都编入《女神》里面。）但我因为功课忙，虽然开始写了一二万字的小说（即《冲积期化石》的前头数节），很想寄给郭看。但终于没有勇气寄出。

岁月匆匆地过去，又到了一九一九年的暑假了。我赴东京考理科大学入选之后，又住在东京了。在暑假期中，搬了几次家，为的是想写点东西，但终不成功。

在东京重会了郁文和成灏。在未见成灏之前，郭曾把成在东渡途中的诗抄来给我看，说成君真有诗的天才。我见成灏时，便把他的这首诗提出来问他。他很兀突地回答说：

“那不算什么。无聊的。”

由我的介绍，郁和成也认识了。我们三个便常常有论及办同人杂志的计划。

在大学的一年级第一学期，我把《冲积期化石》的前数节寄去请教郭，题名“他的生涯”。郭回信说，“他的生涯”太俗。我便改为“冲积期化石”了。郁、郭在一高特别预科时，原相认识的，不过没有来往。又我和郁每谈到文学，我便提出郭来说，郁还笑我，过于为郭提灯笼了。但是，因我和成的关系，郁和郭也常常通信了，并且是用日本文写的。住在日本地方，有些地方似乎用日文能获得更真切的传达。

我们三个人也常相约，把自己所写好了的文章都拿出来公评。汇集得相当的量时，即设法刊行同人杂志。我们三个人有一次在夜深风冷中站在日本皇城的外濠边为同人杂志的进行而相对叹息。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

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大概是田汉和郭沫若来往很密的一年。由郭的介绍，成灏和田汉也很熟了。所以我们相聚时，成灏常说：

“我还约了田汉。”

但不见田汉来过一次。

成灏进的是造兵科。欲在造兵科取得学位，方法有两途。一是设计，二是论文。成灏自寻烦恼，以“飞机与风力”命题，欲写成一篇惊人的论文出来。故他每天在工科大学的地窖里吃着冷辨当，实验风力。在他的实验台上，摆着三四架大大小小的电风扇。我在星期一二下午，没有功课。（不是无功课，因为定量分析是随意科，可以随意。）读法科的郁文更为空闲。所以我和郁文常到地窖室中去看成灏。他看见我们来后，也无心实验了。我们的谈话仍然是以急办同人杂志为焦点。

我在第一学年末，即一九二○年第三学期，放弃了地史学的三学分而写成了我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于一九二○年秋在《学艺杂志》上发表出来了。我忙把它寄给郭看。郭回信说，最后的赞美歌是多余的，不要最后一段还好些。又当校样由郑贞文兄自上海寄来的时候，我心里有无限的欢喜，于是告诉了郁文。郁文恰恰要上大学图书馆去，便要了一份去看。到后来他走来对我说：

“文章印出了后，好像更加好了。”

他又称赞我描写head light那一点，写得很好。

后来我才听见成灏已经放弃了学位，回上海泰东当编辑去了。当然，最大目的还是在办我们的同人杂志。

一九二一年春，忽然接到郭给我一张明片。我注意了一下印邮，并不是由福冈寄来的，而是由本东京市寄来的。大意说，昨天到地质学教室来看我，进教室后，好像入了一座迷宫，由这头进去，那一头出来，找不着我。并约我于第二天正午到郁的寓里——第二改盛馆——去会他。郁文是知道我的研究室在三楼上。郭没有和郁同来，所以没有找着我。但是第二天我刚走进研究室，便看见郁、郭两人跟着走入来。于是我也不再研究了，便伴他们同到郁的寓里来。不一刻，田汉也来了。我们只坐着瞎谈，话题都不出异性和电影。郭研究神经病最得意的，把喀利克利博士的电影情节讲给我们听。我记得我们四人之外，还有杨正宇君也在座。

我在这时候才知道成已经回长沙去了，由郭回上海代替了他的位置，继续我们的文化工作，决定组织文学团体，名叫创造社，出季刊及丛书。丛书经决定了的有郭的《女神》，郁的《沉沦》，朱谦之的《革命哲学》。我的尚未脱稿的《冲积期化石》便编为第四种丛书了。其实一切都是由郭一人的决断才见成功的。

大家再商议季刊第一期的内容。在这间六铺土席的房里，我们不单决定了季刊第一号的内容，也约略拟定了第二三期的内容。我自己拟定的有短篇《雁来红》（后改名《爱之焦点》）及随笔《蓬岛十年》。

郭走后，我因为急于完成我的学位论文，对于同人杂志及写文，都不能不暂置不问。所以对于在上海的他们的工作非常隔膜。大概是在这年的秋季吧，郭回到福冈继续他的学业，上海编辑换达夫去干了。总之，丛书及季刊之出版，以郁、郭两人所费的劳力为最大。

十一月，我的《冲积期化石》脱稿了，寄至福冈给郭阅看，再由郭寄回上海交郁付印。郭在那时的来信，对于社事忽然表示有些灰心的样子，我并不知道那时他有什么的苦衷。

一九二二年的春初，郁由上海赶回东京来赴毕业考试。他一看见我便说：“你的书出版了，我带了两本来了。”他并且说，还要回上海去编辑季刊。他又把由郭、成转寄给他的种种文稿拿出来给我看。郭的《残春》和《广寒宫》的原稿，都是在这时候读到的。

五月杪，我决意回国去了，——回一别十年的故国去了。船泊门司，我便搭车来福冈看郭。一踏进门，便看见郭穿着大学的制服在灶角里生火，我在这时候，也认识了陶晶孙。我把《一班冗员的生活》和《木马》给郭看。他略看了一会，便说带到上海去交给泰东好了。同时带来的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滕固的《壁画》，一篇是方光焘的描写小猫之死的短篇，也一并交给泰东了。

第二天一早，郭、陶两人还特事搭车送我到门司来。我就在这时候和郭一别四五年，一直到武汉时代才再会着面。其间只是通通信而已。

那年冬我在蕉岭矿山中工作，忽然接到成仿吾来信说，要重振季刊，并拟办一种周刊，要我多多写文章来。他还说笑，“假如没有文章，就你们矿山里的铅也可以搬些来。”

我对于季刊每期写了一篇短篇。但对于《创造日》和《周报》则全未尽力。第一因为我在那时的生活不适于写文艺，第二住在深山里看不见一本新书，纵欲搜索枯肠，也写不出好的文章来。在这期中，——由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一年余间——郭、郁、成都在上海很热烈地谋社的发展。就中以成个人的努力为最大。当然，在文章方面，还是由郭撑大旗啊。

不知道是什么因缘，我每过上海，总会不着他们三人。一九二四年秋，我应武昌大学之聘，经过上海，只会见全平、灵凤、贻德、良才、隐渔诸社友。据他们说，郭回日本去了，成赴广州去了，郁则北上了。希望能会见他们的，不图又落空，很觉失望。幸喜郑心南兄走来和我说，我的高中《地矿教科书》出版了，这才安慰了我不少的旅愁。

全平、灵凤等都来泰安栈看我，并说及有自行组织出版部的必要。我当时觉得这计划真不错，很佩服全平的见解。他真不愧为一个事业家。

那年冬，在武昌忽然接到仿吾从汉口寄来一信，约我过江去谈谈，我和几个学生同去访他。原来他是由广州运他哥哥的遗柩回长沙去的。谈及创造社事，他像很疲倦的样子。他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了物理和德文。

一九二五年春，达夫也由北京来武昌大学当教授了。三月间，仿吾由长沙出来。我们三人又在武昌相会着了。我们专为进行出版部而商议了几次。达夫拉股拉得最努力，连胡庶华都给他拉来做五十元大洋的股东了。记得是下雨的一天下午，我们冒雨走到察院坡的一家印刷店里去，定印了几册临时收据。沫若和全平一方面也在上海进行募股。于是出版部遂告成立。

此外，在我，是无可记述的了。恐怕在我们四人中，对于创造社的经过，以我为最不详悉。至关于文艺方面的事情可参看《创造季刊》、《创造日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以及《洪水》等。创造社之有具体的章程，还是在出版部成立之后，载于《洪水》特刊内。

我以为创造社的黄金时代是在《日刊》和《周报》同时进行的时代。后因经济压迫，都停刊了。达夫有一篇《离散之前》，是纪念这时代的杰作吧。又沫若在学艺大学教授国文时，选了韩退之的《祭十二郎文》作教材之后，便接着选达夫的《采石矶》。这也是值得我们追忆的一件事。

以后的事，读者大概都比我详悉。我的追忆，就在这里作一个结束吧。

一九三三，五，十，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