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来世与死后的生活，我所谈的完全是回忆，是感知过的意象以及冲击我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回忆也为我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因为我写的书，无非就是以一种新的视角，尝试解答“今生”与“来世”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还从未详尽地叙述过死后的生活；因为只要阐述，就必须佐证自己的观点，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却束手无策。还是顺其自然吧，不如现在便谈一谈我的见解。

哪怕现在，我能做的也不过是讲讲“神话故事”罢了。也许，只有当人类濒临死亡的时候，才足以自由地谈论死后的生活。事实上，我并不希望人类经历死后的生活。但是，我又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虽然并非刻意，并不情愿，关于“来世”的想法还是在我的心中徘徊荡漾。我不敢断定它们的真伪，但我知道它们确实存在。要不是心存偏见有意压制，我完全可以将这些思想表达出来。偏见往往削弱甚至伤害全部的精神生活现象。由于我对精神生活知之甚少，因此感觉无法用高级的知识来修正偏见。批判理性主义以及许多的神话概念，显然已经消除了“死后生活”的观点。正是因为太多人几乎完全将自己等同于自己的意识，想象着自己只能成为已知的自己，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然而，但凡有一点儿心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认知是多么的狭隘。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当今时代的顽疾；它们总是声称无所不知。然而事实上，我们目前持有的视角却非常有限，排除了大量看似不可能的知识，而这些知识还有待我们在未来发现。我们对时空的概念只能说大体上正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考虑到以上因素，我开始密切地关注有关精神的奇特神话，并仔细地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不管它们是否适用于我的理论假设。

然而遗憾的是，人类神话性的一面常常遭受冷遇。人类不再创造寓言，因此丧失了许多东西；其实谈论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十分重要，大有裨益。如此的交谈就像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叼着烟斗，讲述一个精彩的鬼故事一样。

我们当然不了解，有关死后生活的神话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些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作为神、人同形的影射，它们具备毋庸置疑的价值，然而我们却无法判断它们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无法获知那些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

我们所生活的特定世界，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并确定了我们的基本精神状态，所以很难想象，宇宙中还存在着一个由其他律法统治的世界。我们被固有的结构牢牢地束缚着，被全部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紧紧地囿于自己的世界中。当然，神话性的人需要“超越一切障碍”，但科学的人却禁止这一行为。对于理性的人而言，我的神话解释都是徒劳的狂想。然而，对于感性的人而言，神话解释则变成了合理存在的治愈性活动；它给予存在一种魅力，令我们难以割舍。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割舍这份魅力。

心里玄学认为，死者通过鬼魂或灵媒的形象展示自己，传达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的事物，从科学角度来看，这确凿地证明了“来世”的存在。然而，就算这些证据充分的例子确实存在，我们还是会产生如下疑问：鬼魂或呼声等同于死者吗？或者只是一种精神投射？所传达的事物是否真的来源于死者？还是源于潜意识中的知识？

抛开针对事物必然性的理性争辩，我们不应忘记，大多数人笃信自己将超越现世存在，无限地延续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生活得更明智，感觉更舒适、更平和。人类用来自我支配的时间漫长得难以置信，足有几百年之久。那么如今毫无意义地疲于奔命，匆匆忙忙，到底为了什么呢？

当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有人确实对永生不抱希望，一想到坐在云端弹上一万年竖琴就不寒而栗！也有些人命运坎坷，或者无比厌恶自己的存在，宁愿彻底结束延续着的生命。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永垂不朽是一个非常急迫、直接而又根深蒂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提出某种见解，但是，怎么提出呢？

我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借助潜意识——比如梦境——中表达出来的暗示，提出见解。这些暗示通常会被遗漏，因为我们坚信这一问题难以得到解答。针对这种可以理解的怀疑主义，我提出了以下两种想法。如果有些问题确实难以理解，我们必须放弃，承认自己智力有限。比如，我不知道宇宙形成的原因，我也永远不会知道。因此，我必须放弃这一科学问题，或者说是智力问题。但是，如果一个观点，通过梦境或者神话传统的形式，浮现在我的脑海，那么我就应该注意到它。甚至应该在这些暗示的基础上构设一种概念，哪怕是永远无法得以证明的假设。

虽然人类必须承认失败，承认智力有限，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已经竭尽所能来构设有关“来世”的概念，或者创造有关“来世”的某种形象。相反，不去尝试才是致命的损失。因为呈现在他面前的问题，是人类的古老遗产，一种充满神秘生活的原型，想要附加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来达到完整。理性为我们设定的界限过于狭窄，只允许我们接受已知的事物，生活在已知的框架中，仿佛我们已经知道生命能够延续多久一样。然而事实上，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远远超越了自我意识的范围；虽然我们并未察觉，但潜意识的生活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悄悄展开。批判理论统治得越牢固，生活就越发贫乏；但是我们意识到的潜意识越多，意识到的神话越多，我们的生活也就越完整。高估的理性与政治专制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它的统治使个体变得贫乏了。

潜意识则通过传达事物本身或者制造象征性典故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向我们传达单靠逻辑无法理解的事情。想一想那些已经成为现实的同步现象、预兆和梦境。这让我不禁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波林根返回故乡的一次经历。虽然我随身携带了一本书，但是怎么也读不下去，因为火车启动时，某人落水溺亡场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其实，这是我对军营服役时一次事故的回忆。整个旅途中，我都难以摆脱这一场景，感觉非常离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出事儿了吗？”

我在艾伦巴赫下车然后走回了家，但是这段记忆仍然困扰着我。由于战争的缘故，二女儿一家从巴黎回到瑞士，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的孩子们都在花园里站着，表情显得异常失落。我走上前去问道：“嘿，出了什么事呀？”孩子们告诉我，最小的那个男孩，亚德里安落入了船库。那里水很深，亚德里安又不太会游泳，要不是哥哥把他救上岸，他差点儿就淹死了。他出事的时候，火车上的那段记忆恰巧向我袭来。这一定是潜意识给我的暗示。不然它为何不向我展示其他的意象呢？

我妻子家族中的某个人去世之前，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梦见妻子的床是一个石壁环绕的深坑。那是一座带有古典风格的坟墓。随后我听到一声沉重的叹息，仿佛有人正在咽气。一个酷似我妻子的形象从坑中坐了起来，向上飘浮。它身穿一件白色长袍，上面编织着奇怪的黑色符号。我突然间惊醒了，赶紧唤起妻子，那时正好是凌晨三点整。这个诡异的梦让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有人死去了。果不其然，清晨七点钟，噩耗传来，我妻子的堂姐在夜里三点钟去世了。

我时常有所预感，但却很少能够辨别预感中的意象。比如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参加一场花园派对。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竟然发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姐姐。没想到一个死去的朋友也在场。除了他们，其余的人当时都在世。就在此时，我看到一位熟识的女士正陪伴在姐姐身旁。此情此景令我在梦中就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要离开人世了。因为“她的身上已经有了标记”。在梦中，我非常清楚她是谁，我还知道她住在巴塞尔。可是我一醒过来，却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她是谁了，尽管整个梦境依然如此形象生动。我一一回忆所有居住在巴塞尔的朋友，看看有谁会与记忆中的女士相像。没想到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几个星期过后，我听说自己的一位朋友发生意外身亡了。这件事马上令我想起梦境中遇见却无法辨认的女士形象。她的一举一动至今都清晰可见，因为在死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经常找我看病。然而，当我试图回忆梦中人的形象时，这位女病人的肖像却没有出现在巴塞尔熟人的肖像画廊中，虽然按理说，她应该最早出现才对。

因此，我会告诉旁人（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谈论别人）：当你经历过这种体验之后，便会对潜意识的潜力与技艺心生敬佩。但是，我们需要谨慎明断，因为如此的传达也可能带有一种主观的色彩。它们有时与现实相符，有时则不然。然而，我知道，自己在潜意识暗示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才最经得住考验。当然，我并不打算写一本有关潜意识的启示录，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已经了解了一种“神话”，正是它鼓励着我深入了解整个潜意识领域。神话是科学的最初形式。当谈及死后事物的时候，我探讨的都是内在的启示，而且仅仅告诉你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梦和神话。

当然有人从一开始就会辩驳：有关死后生活的神话和梦境，只不过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一种补偿性幻觉，即一切生命都渴望永恒。对此，我能举出的唯一论证便是神话本身。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精神中至少有一部分不受时空法则的支配。对此，著名的j.b.莱茵实验已经提供了科学证明。除了众多的自发性预感，非空间感知以及其他各种事例外（我已经列举了许多关于我自己的例子），j.b.莱茵的实验证实了精神有时会超越因果关系的法则而发生作用。这就说明，我们的时空概念和因果关系概念并不完备，因此还需要增加另一个维度来形成世界的完美图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现象的完整性进行统一的解释。因此，时至今日，理性主义者依然坚称，心理玄学的经验并非真实存在；这一问题将会决定他们的世界观能否成立。如果精神真的超越了时空以及因果关系的法则，那么宇宙的理性主义图像便无法成立，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完整的。这样一来，在现象世界背后，用其他价值来衡量的现实，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世界上的时间、空间，以及因果关系都与世界背后或者下面的另一种事物规律有关，无论“彼此”还是“早晚”都已不再重要。我一直坚信，我们的精神存在，至少有一部分具有时空相对性的特征。我们离有意识的状态越远，离时空的绝对状态越近，时空的相对性也就越大。

除了我自己的梦境，他人的梦有时也会帮我形成、修正并最终确认我对死后生活的看法。我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女学生，她在死前两个月做过一个梦，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她梦到自己进入来世，那里正上着课，一群已故的女友都坐在前排的长凳上。课堂上弥漫着一种有所期待的氛围。她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讲师。原来，她自己就是讲师，因为人们死后会立刻讲述有关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亡灵对离世不久者的生活经历很感兴趣，就好像现世中与时空中的行为和经历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样。

无论怎样，此梦描述了一类世间难寻的独特听众：这类人对平凡人生的最后心理结果饶有兴趣。就我们的思维方式而言，这只不过是有可能得出的结论而已。然而，如果这类“听众”以一种相对非时间的状态存在着，当“终结”、“事件”和“发展”都成为可疑的概念时，他们最感兴趣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状态中所缺失的东西。

在做这个梦的时候，那位女士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并竭尽全力想要打消关于死亡的任何想法。然而死亡，特别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一种浓厚的兴趣。就像对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他必须回答一样。因此，他应该了解一种关于死亡的神话，因为理性只告诉他，他会坠入漆黑的深坑。然而神话却能为他勾勒出其他的意象，那死者王国里丰富而有益的生活图景。如果他相信神话，并信赖、迎接这些神话，那么他就像不信的人一样，不是正确，就是错误。然而当深陷绝望的人走向虚无，那信赖原型的人则沿着生命的轨迹前行，并生活在死亡中。当然，以上两者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只不过一种人对抗着本能生活，而另一种人则顺应着本能生活。

潜意识中的形象也没有完全地表达出来，需要人参与其中，并与意识相接触，才能获取知识。当我开始研究潜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深深地沉浸在萨洛米和以利亚的形象当中。后来他们的形象渐渐消退了，但是大约过了两年，他们又再次出现。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从言谈到举止这两个形象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就像两年来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其实，最不可思议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必须从头开始，向他们讲述、解释事情的原委。对于这一情况，我当时也震惊不已。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在这两年间，萨洛米和以利亚沉入潜意识当中，隐藏了起来，也就是说进入不受时间影响的状态中。他们不再与本我以及本我变化着的环境相联系，因此对意识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就一无所知了。

很早我便意识到，自己有必要说明潜意识的种种形象，或者是与他混淆的另一组形象，即“逝者的灵魂”。1911年，我与一位友人骑车旅行穿越意大利北部的时候，第一次体验到了这一点。返程途中，我们从帕维亚骑车到马焦雷湖下游的阿罗纳，并在那里过了夜。我们本打算沿湖漫步，穿越提契诺州直奔法伊多，再从那里乘火车到苏黎世。不料在阿罗纳，我做了一个梦，它彻底地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我梦见自己正在参加过去几个世纪的名人亡灵聚会；那感受与我1944年在黑石寺庙经历的“杰出先贤”幻象相似。整个对话都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一位头戴卷长假发的绅士问了我一个晦涩的问题，至于问题的大意，我醒来以后已经记不清了。我能听懂他问了些什么，但是由于拉丁文不够流利，没有回答上来。这种情绪令我感到了极大的耻辱，并最终将我唤醒。

醒来之后，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正在创作的《潜意识心理学》，也为没能回答上来那个问题，深感自卑。于是，我即刻登上了回家的火车，从而继续埋头工作。我不能再浪费三天时间继续骑车旅行了。我必须工作，并寻找答案。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此梦的含义以及我当时的反应。那位头戴假发的绅士类似于先人的灵魂，或死者的灵魂，他向我提出问题，结果却是徒劳一场。问题提得太早，而我的水平有限，给不出答案。但是我隐约感到，如果我潜心著书，应该就能回答那个问题。就像灵魂先祖向我发问，希望了解他们在世时未曾了解的一切，因为答案只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创造出来。倘若问题和答案业已存在，永垂不朽，那么无论在哪个世纪它们都会被发现，而我也不必继续努力了。的确，自然界中似乎存在无限的知识。然而只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才能理解这些知识。设想一下，这一过程就像个体的精神一样：一个人多年来可能对某一事物只是略知皮毛，而然直到特殊时刻，才能清楚地了解掌握。

随后，在我创作《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的时候，死者再次向我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他们自称“从耶路撒冷归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当时，这一问题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根据传统观点，死者应该掌握大量知识才对。人们认为，死者所知晓的事物远超过我们，因为基督教义教导我们在阴间“面对面相见”。然而亡灵“掌握”的显然只是生前之事，至于死后之事，它们却毫不知晓。因此，它们才设法渗透现世生活，以期分享人们的知识。我时常感觉到，那些亡灵就站在我们身后，期待我们给出答案，期待我们对命运的回答。它们似乎依赖于活着的人，等待后者给出答案，也就是说它们依赖于那些生存时间更长，并生活在变化世界中的人。变化的世界不受它们的掌控，在那里能够无所不知，意识到一切，但是它们只能进入生者的精神，进入依赖于肉体的灵魂。因此，生者的思想看来至少在一方面优于死者，即获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清晰认知能力。依我看来，时空上的三维立体世界就像一个坐标系；现实中分落于横纵坐标的物体，也许像全方位的原始形象，或者像围绕原型的认知迷云一样，出现在不受时空控制的方位。然而为了辨别离散的内容，还是需要一个坐标系。当人人都变得无所不知，或者当意识丧失了主观性，丧失了时空分界时，任何类似的活动都会变得难以想象。认知像繁衍一样，包含着彼此、上下和前后之间的对立。

人类的意识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可变的上限。因此我认为，如果死后依然存在意识，那么它将在人类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上延续下去。许多人终其一生，甚至濒临死亡的边缘，都无法展现自己的潜能，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掌握以意识形态呈现的知识。因此，他们在死后依然想要获取生前未能获取的意识。

通过观察死者的梦境，我得出了以上结论。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拜访一位两周前去世的朋友。生前，他并未接受任何宗教信仰，只持有传统的世界观，并且一直坚持不假思索的态度。他的家坐落在一座类似于巴塞尔附近图灵格山的小山上。旧城堡的围墙环绕着由小教堂和矮小建筑构成的广场。这让我想起了拉伯斯威尔城堡前面的广场。时值秋日，古树的叶子渐渐变成金黄色，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整个景致显得格外美丽。朋友的女儿曾在苏黎世学习心理学，我知道，她正与父亲同坐桌旁，谈论着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朋友听得相当入迷，只是随意向我挥了挥手，仿佛暗示：“请勿打扰。”这种致意也有将我打发走的意思。这个梦以某种令我难以理解的方式告诉我，我死去的朋友需要了解，自己的精神的确存在，而这是他终其一生都没能完成的心愿。

关于灵魂在死后的演化，我还有另一次体验。那时，我妻子刚刚去世一年左右，一天夜里，我突然间从梦中醒来，记起曾与妻子一同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享受了整整一天的时光。当时，她正在那里从事圣杯的研究。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她在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对圣杯的研究。主观性的解释（我的灵魂还未完成我妻子应该从事的工作）毫无趣味；我很清楚，这方面的研究还未结束。然而我想象着妻子在死后继续工作，获得灵魂上的升华。无论我怎样设想，这种想法的确意义非凡，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安慰。

当然这种想法并不准确，还会给人以假象，就像投射到平面上的物体，或者恰恰相反，像是在三维物体内部构建出四维模型一样。这些物体都用三维世界的术语向我们展现自己。数学好不容易才创造了经验主义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关系。同样，对于缜密的想象力来说，在经验资料和梦境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原理构建无形事物的形象也十分重要。而构建无形事物形象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必要陈述法”。它在梦的解析里代表“放大”原则，但也可以用简单整数中隐含的观点轻易地加以论述。

数字“一”是个单数。但“一”也代表“统一”，一元，全一性，个性，非二元性。它不是数字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上帝创造的原型和属性，即单子。人类智慧足以作出以上论述；但人们对统一性及其含义的概念又决定着并制约着人类的智慧。换句话说，这些论述是必要的，而不是武断的，因为它们受到了统一性的制约。从理论上看，同样的逻辑推理可以用于下列数字概念，但实际上，由于复杂情况迅速增加，数量过大，难以控制，所以这一过程将会稍纵即逝。

“一”以后的每一个单位都会引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和改动。例如，数字“四”的特征是四次方程能够求解，而五次方程不能求解。因此，对于数字“四”的必要陈述应该是：它，是一个开端，同时也是前一个阶数的结尾。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就会出现一个或多个新的数学特征，因此以上陈述会变得非常复杂，从而无法形成。

自然数的无限序列对应着无限的生物个体，这些序列也由个体组成，甚至前十个个体的特性，便能代表从单子中分离出来的抽象宇宙进化论。然而，数字的特性同时也是物质的特性，因此，某些方程式能够预示物质的行为。

所以我提出，非数学论述同样能够指出无法展现的真实情况。比如那些得到了广泛接受，或因发生频率凸显出来的想象力产物，就如同整整一级的原型主题。我们不能说数学方程中的因数代表了什么样的物质现实，同样，我们最初也不知道神话产物代表着什么样的精神现实。热气湍流运动的方程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能够准确地研究气体问题。同样，我们早就获取了表现潜意识动态过程的神话题材，然而直到最近，这些过程才被赋予了名称。

我认为最强烈的意识，形成了死人获取知识的上限，正因为如此，尘世生活才显得意义非凡，人在濒临死亡之际所“带走”的事物才显得如此重要。只有在对立物相互冲突的尘世生活中，总的意识水平才得以提高。如此看来，没有“神话解释”，人类便无法完成以上的超自然任务。神话是潜意识认知与意识认知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阶段。潜意识了解的事物确实要比意识多；但这却是一种在永恒之中的特殊知识，一般不涉及此时此地，无法用理智的语言表达。我们只有详尽地叙述，就像上面有关数字的例子，此类知识才能为我们所理解；我们才能觉察到一个新的方面。这一过程重复出现在每个成功的梦的解析中，非常具有说服力。因此，对梦的陈述不存偏见，灵活接受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我们想进行某种“单调的解释”，我们的方法已经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了。

虽然我们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死后灵魂继续存在，但是，各种体验却使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我把它们当作暗示，而不擅自将各种顿悟的意义归于它们。

一天晚上，我躺着睡不着觉，总是想起一位突然去世的朋友，前一天才刚刚举行了他的葬礼。我对这件事情深深关切。突然间，我感觉他就在这屋子里，站在床头，要我随他同去。我没觉得这是个幽灵，反而像是他有形的内在形象。我把它解释为幻觉。但是我又必须坦率地问自己：“我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就是幻觉吗？”假设它不是幻觉，假设我的朋友真的就在这里，而我却断言它就是一个幻觉——这样做难道不令人厌恶？而且我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幽灵。接着我又告诉自己：“既然我怎么都找不到证据，不如为了试验的目的，将他当成现实存在的人，也算解决了我的困惑。”正当我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门口，示意我跟在他后面。这样一来，我就要同他一起玩了！说实话，我从来没指望会这么做。所以，我必须重申一下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我才能在想象中随他而去。

他将我带出房间，穿过花园，来到街上，最后到达他的家（实际上他家离我家只有几百码远）我走进门，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书房。书架第二层摆放着五本带有红色封套的书，他爬上板凳，将第二本指给我看。然而就在此时，幻象中断了。我并不熟悉他的书房，也不知道他都有些什么书。当然，我也根本弄不清那些书的标题。

这一体验对我来说十分奇特，因此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拜访他的妻子，看看能否在他的书房里寻找一些东西。果然不出所料，书架下面的确放着幻象中见到的板凳，而且我远远地就望见了那五本带有红色封套的书。我踏上板凳，以便看清楚书的标题。在第二卷的标题赫然写着“死者的遗产”。我对内容不太感兴趣，要是与我的体验联系起来，只有标题意义重大。

对我来说同样意义非凡的梦之体验，发生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我在提契诺居住的时候，传来了她的死讯。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令我震惊不已。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身处茂密阴郁的森林中，奇形怪状、硕大无比的鹅卵石散落在原始丛林般的巨树之间。那是一片豪放原始的景象。突然，我听到一阵刺耳的口哨声，仿佛响彻整个宇宙。我的双腿开始颤抖。没过一会儿，灌木丛中传出了碎裂的声响，一头巨大的狼狗张着血盆大口，向前方咆哮而去。面对此情此景，我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它从我旁边蹿去竟使我恍然大悟：是荒野猎人命令它夺取某个人的灵魂。我在惊慌失措中醒了过来，而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母亲的死讯。

以前，令我如此震惊的梦境很少出现，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魔鬼要将母亲带走。而此梦的确切含义是荒野猎人，或者戴绿帽的人在那天夜里带着狼狗外出打猎——此时正值一月份的焚风季节。想必是沃旦，我们日耳曼民族的祖先，将母亲带离人间并令她与祖先相会——说不好听的就是返回到了“野蛮部落”，说好听点儿就是来到了“受赐福的子民”当中。基督教传教士曾把沃旦变成过魔鬼。正如罗马人所理解的那样，沃旦本身就是一位重要的神明——众神的使者，也是一个自然的灵魂，以圣杯传说中梅林的形象显现，又成为炼金术士所探求的秘药。如此说来，那梦便意味着我母亲的灵魂进入超越基督教道德领域广阔本我天地，进入自然与灵魂合而为一整体之中。在这里，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已解决。

我立刻乘坐夜车回家处理后事，途中心情万分悲痛，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却并未感到悲伤，说起来原因非常奇特：一路上，我不断听到舞曲和欢闹声，好像有人正在举办一场婚礼。这与梦境中惊恐的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时此刻洋溢着欢快的舞曲与欢乐的笑声，使我难以全然沉湎于自己的悲痛中。每当悲伤的情绪即将把我淹没，我却发现自己再次沉浸在欢乐的曲调当中。一方面我感到温暖快乐，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恐惧与悲伤。我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中徘徊。

如果我们假设，这一刻死亡通过自我的角度来展现，而下一刻却以精神的角度来表现，那么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便得以解释。若以自我的角度表现死亡，那么死亡通常留给我们的形象便是一场灭顶之灾，就像邪恶无情的力量结束人类的生命一样。

因此，死亡的确残忍可怕，这一点无须掩饰。它的残忍不仅仅体现在死亡这个具体事件本身，而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我们身边被夺走了，留下的是死亡冷冰冰的沉寂。对于任何关系的渴望都不复存在，因为所有的桥梁在一击之下全部粉碎。那些本应颐养天年的生命却在风华正茂之时凋谢了，而碌碌无为之人却得以长命百岁。这就是我们无权逃避的残酷现实。死亡残酷无常的真实体验令我们饱受痛苦，从而使我们得出结论：世上没有慈爱的上帝，没有正义与善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死亡似乎又是件快乐的事。从永生的角度来看，死亡是一场婚礼，是一种神秘的结合。灵魂获得了遗失的另一半，从而达到完整的状态。在雕刻精美的希腊石棺上，欢快的元素通过舞女来表现，而在伊特鲁利亚的坟墓上，欢快的元素则通过宴会来表现。虔诚的秘法法师西蒙·本·约斋临终时，他的朋友说他正在庆祝自己的婚礼。时至今日，许多地区仍然保有在万灵节举办墓地野餐的习俗。这种习俗表达了“死亡确为节庆”的感情。

1922年9月，也就是我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我做了一个预示着她即将离去的梦。此梦还涉及我的父亲，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从我父亲1896年去世起，我就没有再梦到过他。如今，他再次出现在我的梦中，好像结束了一场长途旅行，重返故乡一样。他看起来容光焕发，并显现出父亲的威严。我随他走进书房，一想到能够了解他的近况，便心满意足。我还满怀期待地想向他介绍我的妻儿，带他参观我的家，向他汇报我的境遇和变化。还想跟他聊聊我近期出版的心理学作品。但是很快我便发现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因为父亲仿佛心事重重。显然，他想从我这里获取点什么。由于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不再谈论自己关切的话题。

后来，父亲对我说：“你毕竟是个心理医生，我想问问你婚姻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我本想就婚姻的复杂性长篇大论一番，没想到就在此刻，我醒了过来。我无法确切地理解梦境的含义，因为我从没想过，它可能预示着母亲的死亡。直到1923年1月母亲突然离世时，我才明白过来。

事实上，我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满，而是充斥着摩擦、艰难时刻以及对耐心的考验。他们双方都犯过许多夫妻常犯的错误。我的梦是对母亲死亡的一种预示，因为父亲时隔二十六年后，再次出现在梦中，希望从心理医生那里获取婚姻问题的最新信息与洞见，这意味着不久之后，父亲便会继续这种婚姻关系。显然，由于父亲处在不受时间控制的状态中，他的理解能力并未得到提高，因此他便会诉求某个在世的人，后者因变化的时代而获益，因此对整个事件会有新的理解。

这便是梦所传达的信息。毫无疑问，通过深入探究梦的主观意义，我能理解的还会更多——但是为何偏偏在母亲去世之前，我做了这个梦，而我又没有预见呢？此梦显然意指我的父亲，随着年龄不断增大，我对父亲的同情也与日俱增。

作为时空相对性的结果，潜意识比有意识的思想拥有更好的信息来源。因此，死后的神话生活便有赖于梦境的微小启发以及来自潜意识的自发启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不能将知识的价值归功于这些梦境，更不用说证据的价值了。然而梦境却能够为神话阐述提供合适的依据，并为不断探索的智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素材。如果切断了神话想象这一媒介世界，那么思想便会沦为教条的僵化之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与神话起源接触过多，对于意志薄弱、摇摆不定的思想而言也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们会把模糊的暗示误认为内容充实的知识，把纯粹的幻想误认为事实。

轮回的观念和形象塑造了一个有关来世的广为流传的神话。在一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历史远远悠久于我们的古老国度里——我指的当然是印度——生死轮回的观念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笃信上帝创造世界，而世界存在精神领袖一样。有文化的印度人知道我们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对他们来说却没什么大不了的。东方的灵魂认为，生死轮回是一种无限延续的过程，就像一个漫无目的车轮，滚滚向前，永不止息。人类生存并获取知识，经历死亡并重头来过。只有佛教才存在目的性的观念，即战胜尘世的存在。

西方世界对神话的需求要通过有起始、有目标的宇宙进化论来满足。西方人反对有始有终的宇宙进化论，就像他们无法接受静态的、独立的、永恒循环的观念一样。相反，东方人看起来却能与这一观念相妥协。当然，人类对于世界的性质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就像当代天文学家们对此问题意见不一一样。对于西方人而言，纯粹的静态宇宙毫无意义，难以忍受。他还必须假设宇宙具有意义。而东方人便不必这样做；因为其自身就是宇宙意义的最好诠释。西方人认为有必要完善世界的意义，而东方人则力求在人身上完善这一意义，即佛学的万事皆空，无欲无求的观点。

我想说，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西方人大都比较外向，而东方人则偏于内向。西方人突出事物的意义，认为意义存在于客体之中；而东方人在其自身中便感知到了意义的存在。但是意义却是既内在又外在的。

再生的观点与因果报应密不可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因果报应是否具有人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类出生时预先注定的命运便展现了前几世的成就，而人格的延续也因此存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非人格的因果报应便是具体化的，而不是任何一种人格的延续。

佛的弟子曾两度问他，人的因果报应是否具有人格。佛每次都避而不答，毫不在意；他说，就算知道了答案，也无法将自己从存在的虚幻中解脱出来。佛认为思考人生轮回，即出生、成年、老年、死亡以及苦难的原因与作用，对其弟子更有意义。

我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因果报应是不是前几世的结果，或者是不是我业已继承的祖先的成就。我是祖先生命的结合吗？我是否重现了他们的生命？我是否以特定的人格生活过？我在前世是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因而今日能够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佛将问题留给了我们，我猜他自己也不清楚答案。

我可以想象得出，自己曾在前几世生活过，在那里，我遇到了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我必须重生，以完成交给我的任务。当我与世长辞之时，我的作为也将随我而去。我将带走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此同时，要保证自己在生命的尽头并非两手空空，也是非常重要的。佛看来也考虑过这一点，因为他劝诫弟子，切勿为无用的冥想枉费时光。

我存在的意义在于生命已经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相反，我本人就是向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因此，我必须传递自己的答案，否则，我就要依赖于世人的答案。这是一个超个人的生命任务，我只有排除万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也许这也是困扰着我祖祖辈辈的问题。我对《浮士德》结尾没有给出答案一事印象深刻，难道是因为上述原因？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尼采，他也没能给出答案：使基督徒困惑的，是狂欢作乐般的生活，还是日耳曼法兰克祖先焦躁的精神？

我感觉祖先生活所产生的结果，或者前人生活中的因果报应，大概也是一种客观原型，它现在紧紧地追随着每一个人，对我尤其穷追不舍——比如神的三位一体在几个世纪中的发展，以及它与女性原理的碰撞，或者面对诺斯替教派邪恶的起源，也就是基督教中上帝不完整的形象，原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我还想到过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因某一个体的成就，世界提出一个他必须回答的问题。比如，我提问与解答的方式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我因果报应的对象——或者是我自己——必须重生，以便给出一个更加完整的答案。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世界不再需要这样的答案，我便不会重生，便能够尽享几百年的平和安宁，直到有朝一日，又需要某个人对这些问题萌生兴趣，并能重新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我想象，接下来便是一段休养生息的时期，直到我毕生的工作需要重新接续为止。

因果报应、灵魂转世与个人重生，对我来说都是模糊的概念。我以一种自由开放的心境认真倾听了印度教关于重生的教义，回顾了我在世界所经历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可信的符号，以何种方式指向重生。当然，我认为西方相对众多的见证并不能令我信仰重生。因为信仰只向我证明现象而非内容。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揭示了它，我才能接受它。直到几年前，我都没有在这方面发现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虽然我一直密切观察着这些迹象。然而最近，我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系列的梦境，它们似乎能够在我一位离世的朋友身上描述出轮回的过程。但是，在其他人那里我却没有遇到过此类梦境，因此便没有了可以进行比较的依据。由于上述观察具有独一无二的主观性，我只想提及它的确存在，而不想作深入的解释。然而我必须承认，在这次经验之后，虽然还无法表达一种确切的见解，但我对轮回的看法却发生了某种改变。

假设生命在“那里”继续存在，那么除了精神的存在之外，我们无法设想任何其他的存在形式；因为精神生活不需要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精神存在，特别是我们在此关注的内在形象，为死后生活中的全部神话幻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把死后生活想象成一种形象世界。那么精神便会存在于来世，或者死者的王国。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来世生活似乎是暮年精神生活的逻辑延续。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沉思与感悟的不断加深，内在形象在人的生活中自然而然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老年人要做异梦”，当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僵化——妙药太迟，病入膏肓。到了暮年，人开始让记忆展现在思想面前，开始不断沉思，开始在过往的内外在形象中辨认自己。这就像为来世的存在作好了准备，就像柏拉图哲学是为死亡准备的一样。

内在形象使我完全迷失在个人的追忆当中。许多长者都过度沉浸于回顾往事，被这些记忆牢牢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