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我们编演现代剧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单就《剧本》月刊来说，十年来已发表了许多现代剧目，各地剧团上演的现代剧目也不算少。只是这两年编演现代戏的数目比较少了。

原因我看有三个：

第一，我们很大一部分编剧力量用于挖掘传统剧目。我们的文化遗产极为丰厚，但解放前的几十年中，国民党对文化艺术的大加摧残，许多艺术几平要灭绝。因此，这部分挖掘整理工作也是刻不容缓地需要做的。同时，我们也不该放松现代题材。

第二，这两年有的人写现代戏出了一点不必要的“事故”，如《洞箫横吹》受到了粗暴的批评。现在我们已纠正了这个缺点。

第三，恐怕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近年来在有些作者当中流行一种很不正确的看法，他们以为现代戏不好写，历史剧或者好写一些。我看不然。我以为现代人写现代戏总上比写历史剧容易。说我们了解唐明皇、杨贵妃的生活，尤其是思想感情，比了解现在的人还要深刻，怕是说不通的。我们做了十三年新人，这十三年新的生活是“身体力行”的，因此写现代题材的戏应该是更容易些的。有人只看到郭老（若）、田老（田汉）的历史剧写得好，便也跃跃欲试。殊不知这绝不是一日之功，不是一下子能写出来的。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那么渊博，生活那么丰富，文化修养那么深厚，有几十年的积累。有的戏，他们的腹稿竟是打了几十年的。当然，我绝不是片面地反对写历史戏，如果有材料、有观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观点，古为今用的观点），历史剧当然可以写。但现代剧仍须我们大力地去创作。

这十三年我也写了几个现代题材的戏，我的一位老朋友看完后，不满意地对我说：“可以休矣！”我可没有因此而泄气。不要因为听到批评就搁笔，要坚持写下去，要把我们毕生的精力献给戏剧事业，要勤奋地写，要全副热情地写，年轻的同志们更要有这股劲。

我看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所要写的人物。我写的东西有很多要不得的，也有将就要得的——如《全家福》演出至今，还没有多少改动。但假如我能更熟悉些人民警察的生活，戏就会写得更深刻些。

一个戏能够成为保留剧目，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要有人，一要故事性强。历史上的包公，人们至今还那么喜爱他，即因他的性格极为鲜明。又如《智取威虎山）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有人物。我们为什么写的人物往往站不住呢？我想不少戏总是拿一件事拴住一个人，而写不出人物的全貌。前几天去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里头的人站得住。这个剧本不仅仅描写一件事，而是用人物的思想、感情、行动说明一个问题，从这些人身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假如我写的剧本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哪怕一个人只出来一场，我也要全面考虑他。写人要想全些，不想全人物就必显得软弱。写人物只是靠访问不行，只记下他的几句话，写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影子。我们有人只访问头号英雄（指的是戏中主角），二号英雄（次要角色）只听人说说，三号英雄（一般角色或群众）连面也不见，什么也不知道。这不会创造出各样的出色的人物来。

作家要深入人的精神世界，要有知己的工农兵朋友，要把这一代人的精神交给第二代。工人不一定只在车间才有生活，要不然写锅炉工人就得满台乱响，这是演戏还是烧锅炉？曹禺同志的《雷雨》，就是深入地写了人的精神世界。最近上演的沈阳市话剧团演出的《兵临城下》也写得很好。它不是枪炮连天，大打特打。满台放枪不见得就能感人。这个戏写了敌我双方人的精神面貌，可谓“武戏文唱”。如果人物再深刻一些，将是一个很好的保留剧目。萧伯纳说战争没的可写，现在让我们否定了《兵临城下》《东进序曲》等战争题材的戏就写得好。有些青年朋友问，创作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没有？我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红楼梦》就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部《老红楼梦》可供参考。创作这个事就是大胆创造、出奇制胜的事几。人人须有点“新招数”，而没有一定的窍门。假如说有方法的话，我们就已上了方法的当，不敢突破藩篱，爱套老套子写话剧，我们爱学易卜生，而不想独出心裁，別开生面。易卜生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也是有限的，一面要敬他，一面也要藐视他，不要学他学得钻不出来。我们似乎还有些妄自非薄。

新招数怎么来？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老话，要新思想，要深入生活，要有深广的文学修养，要掌握技巧……。我还想提倡一下文化艺术界多交往，多讨论艺术的风气。作家一定得下功夫，多接触一些人，“三教九流”都得接触，不要只限于访问头号英雄。评剧院的朋友好不好去找英若诚、于是之等同志去谈谈表演技巧？而话剧演员好不好也找戏曲演员谈一谈。多交往，多议论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对艺术有极大的热情，要谈，要争论，要争得打架（当然这是过甚其词的形容），把我们的艺术，推向一个黃金时代，把我们的现代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