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祖大王實錄修正凡例

一，《實錄》，非但毁譽失眞，狼藉無據也。凡人名、地名、職名、國事大槪，人所易知者，皆錯換違悞。又名臣奏疏，關係治亂之幾者，皆不書入。今雖未能刪改謬譌，至於大事，首末源委及名臣奏疏，隨所有纂錄。

一，實錄，壬辰以上無日記，或有月記，或只年記，壬辰以後方有日記。今以野史採輯者，不得爲日記，只隨月記之，而月亦未詳，則當於年終書之。〈或日字可考處，則存之。〉一，先錄綱領所載，次採雜記，次採碑誌、行狀。〈行狀之類，非止其人事跡，或記國事，或記他人得失，皆得詳採。〉一，野史之類，文字荒雜，今當節約成文。誌狀之類，美惡溢辭，今當一從公論，取節紀實，不得一從本文。

一，野史雖出於名人，失實則刪；雖出於非人，紀實則取。

一，雜取諸紀錄，有一事而所紀差異，當合幷刪，略而書之。其間所論，意不貫屬，源委未暢者，不得已增潤完篇，則間或有之。然皆已着之事，諸家已定之論，皆據來歷書之。

一，野史是非不全，具不得逐年齊排，狀誌之類，有褒而無貶，難於添揷，則此史是是多，而非非少，似爲不全。然有可諉者，修《實錄》時，姦兇摠裁主張，刪削增加，皆自筆定。伊人輩爲世所外，徒黨甚少，滿朝前後輩，皆所仇對。故所褒者，只其身及所親密若干人；所詆者，皆先朝所倚任名臣。不但其人受誣，其汚衊盛世淸明之美已甚，此雖褒多，而不爲過也。其有從公是非間，有可觀者，則實錄自具矣。至於姦兇自褒自飾處，則不得已，而依史筆例，稍存公議。

一，名臣奏疏，切於一時是非，後世龜鑑者，或全載，或刪載，要在關世敎爲重。

一，凡實錄所記，大事首末詳備及名臣啓箚疏章皆載者，則於此書不載，只存其大槪，以屬事意。

一，此錄畢修之末，歷擧實錄誣枉譌謬之狀，兼今日修補之意，作一段史論，付于其末，以備後考。

○臣謹按，歷代修史者，皆據當時起居注，間採諸乘所載，參以所覩記，而尙多乖舛訛謬，故《綱目》亦有證覽正誤之說。若其秪徇私好惡，滅了公是非，甚至持曲作直，指正爲邪，構陷諸賢，汚衊一世者，則不得無釐正之擧，卽宋朝范冲之史是已。況我宣廟實錄之撰修，耑出於賊臣之手，潛削史氏文字，做作無根說話，誣毁而肆詆之，不遺餘力，遂自諸臣而及於朝政，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及癸亥反正，筵臣、相臣交請改修，國家多故，未遑此事，識者皆以爲恨。至癸未，大提學李植上疏，請速加修正，別成一帙，附藏史庫，先王遂命領議政金瑬領其事，而李植實主之。史官時政記與注書日記，竝入裒聚，其有放失闕漏者，則搜取家藏通報及野史雜記、諸人狀誌，塡補裁刪，要附於證覽正誤之義。未訖功而植先卒，事亦遂閣者久矣。今上卽位之九年丁酉，右議政沈之源請於上，以畢其役，遂開局于慶德宮之承政院，以領敦寧府事金堉領之，分命尹順之、李一相及臣𥙿後等，一依李植所著凡例，踵而成之。蓋以改修之意，具著於李植之疏，竝錄于左，以備後考。顧惟我宣廟在位四十二年，李植所修正，自丁卯止丙申三十年，而今玆續纂，自丁酉止戊申十二年也。吾東方文獻，非不盛矣，而諸家記錄，多佚於前後變亂。然丁酉以前，則尙有存者，植之所修，頗似詳備。此以下，則年代稍遠，書籍亦尠，秪就誣史中尤無據者，以若干遺記及耳目所逮之實，而證辨之，遂以按實錄爲例。其餘諸臣之被誣受垢者，則不能盡擧而湔洗之，然察其人之始終，而可定其是非，觀者詳之。

○大提學李植上疏曰：

史者，一代之典章，萬世之龜鑑，是天敍、天秩之所寓；民心、士論之攸繫，國而無史，非國也，史而不公，非史也。昔宋高宗之南渡也，行都未定，和戰未決，搶攘甚矣，而元祐太后首請改修國史，以辨宣仁之誣，高宗卽命史官范冲，因舊改修，謂之朱墨史。當時大儒張栻以爲：「此撥亂反正之大本。」其非國家第二件事明矣。臣竊惟，我東文物之備、人材之萃，莫盛於宣廟之世。雖守義遘難，旣崇而圮，天心克享，邦域再奠，斯莫非聖人殷憂之所啓，而事機之變，締搆之效，無非可傳於後世者，則簡冊所載，宜莫詳於此時也，而不幸廢朝間之，姦孽擅命，奇自獻爲摠裁，而李爾瞻、朴楗等，專任撰修，陰削舊錄，自加誣筆，是非、名實一切倒置。凡爲爾瞻所右者五六人，則飾僞虛美，擬諸聖賢，此外名臣、碩輔、道學之士，與其所素睚眦牴牾之人，則憤辭醜罵，擧加以窮奇、擣扤之罪。至其末年所書柳永慶、鄭仁弘等事，則敢爾滓穢日月之明，掩蔽天地之大，正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姦軌，尤非臣子可忍言者。史庫之藏，外人雖不能遍窺，而前後實錄考見之時，史臣目見相傳，有不可諱者，誠千古史家之一大變也。臣謹稽，癸亥反正之初，筵臣李睟光、任叔英等，卽請修正，聖旨已兪，翌年春，相臣尹昉、宰臣徐渻等相繼申請，皆蒙允許，俾速擧行。伏惟聖意，委重此事，無以加矣，而國家多故，有司惜費，《光海日紀》亦經作輟，踈率僅就。館閣大小臣僚，牽掣時務，未遑文事，因循忽忘，以至于今，而每經變亂，則史庫遺文及野錄、家傳之書，堙沒殆盡。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亡廢散，在朝者無一二，若更數年，則如臣等輩，亦必漸次就木，耳目聞覩，便成異代，而誣史遂行矣。夫惟國可滅，史不可滅者，古今之至論，而今也國未亡而史先亡，加而誣罔之筆，汚衊盛美，千載之後，永無湔洗之望，豈非我國臣子，沒世無涯之痛乎？臣曾與二三相臣，論及此事以爲：「開局京師，聚集藏本，一時修正，計不過數月可了。」云則難者以爲：「時艱之際，財費重大，許多實錄，久置京中，脫有不虞，恐歸全失。」臣又以爲：「收拾野言、家錄，折衷筆削，附藏史庫，亦是朱墨之遺意。」而難者又以不大湔洗，止於小補爲歉。臣亦空言妄想而已，不敢自任力贊，到此地頭，年衰志喪，萬事茫昧，而惟此一念，刻心未忘，常恐倐先朝露，呑恨入地，敢冒萬死，復陳一得焉。目今國力蕩竭，時勢扤捏，修正舊本之擧，則誠難措手，惟有便宜可爲者。及此野言、家錄未盡散亡，委定文學博故之臣堂上、堂下三四員，皆以實職兼春秋，而特以一大臣領其事，就一閑處，開局設庫，令該曹計支紙筆，而仍定算員，逐日計的，勿令濫費。抽出各司剩濫書吏、使令，輪回定數，以備使喚、守直，俾無別添廩料之費。且此非史筆藏秘之比，凡書寫之役，亦以吏輩善寫者，抄定分書，則亦無加費矣。其編緝凡例，則首先求訪士夫家所藏記錄，而外方則以都事兼春秋，博訪民間，聚集上送。然後稟裁于大臣，取其不謬于是非、名實者，以爲一類，又取名臣、善士碑、誌、狀、傳，略倣司馬光《百官表》、朱子《名臣言行錄》，以爲一類。雖其收集之間，當費時月，刪定之役，則計不過數月可定。又取先朝名臣大儒文集，有關於典章者，依祖宗朝當時著述，幷藏史庫之例，一體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尙有徵於來許矣。古之著述之士，能以匹夫之力，完就數百卷者有之；前古史志，出於干戈搶攘之際者，尤詳且明，不惟范氏史爲然者。無他焉，中原專事文獻，君上亦重之，必委屬一二史臣，俾伸其志，卒其業，故歷代史記，如彼其盛，此非外國之所企及也。惟此先朝誣史，關係大義，決不可付之悠泛，致有罔極之玷辱，故臣不避譏嫌，冒陳誠素。伏願聖明，垂察惕念，下詢廟堂，速賜裁處，不勝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