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人生不同，因此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亦各不同。姑举三项言之。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国乃一农业社会，耕稼本为己，剩余乃及人。西方是一商业社会，须货品先有销路，供给了别人需求，自己才有利润可得，故其人生乃先为人。此其一。

人生有工作有休闲。农业工作即为己，故于工作与休闲上不加大分别。商业工作在为人，获得休闲乃为己，故视工作与休闲若为人生之两体，意义价值均大不同。此其二。

中国人常讲中庸之道，凡事甚难恰到好处，过与不及总不免。务农为己，一家百亩，常觉够了，每不贪多。贪多反致荒芜，并无益处。商业应外面需求，愈多愈好，每感欲罢不能，总喜增不喜减。此其三。

但就自然言，有时增不如减。如一日三餐，多吃反伤健康，少吃转合卫生。又如睡眠，多睡反增倦。以言财富，贫而乐，其事易。富而好礼，其事难。抑且贫有限，勤劳即可免此限。富无限，向外追求总难满意。又安贫易，保富难。故以社会整体言，不患贫而患不均，但唯中国人始能有此想法。西方人唯望财富提高，无限度，有危险。

继此又有两观念分歧。贫能俭、有贮蓄，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则无患矣。求富则贵能经营，余赀存积，不如再投入商场，多财善贾，富上加富。故贫人易于安其故常，此之谓保守。富人易于继长增高，此之谓进取。保守心向内，进取心向外。此一歧，乃生出一切更大之不同。

无限进取，无限向前，但仍只为一己生活打算，而工作与休闲，在其意象中，分别乃更大。工作仅生活一手段，休闲转成生活之目的。本来人生即是一工作，休闲乃得继续再工作，故工作休闲，实是人生之一体。从自然生命言，休闲乃手段，工作为目的。今乃倒转，休闲若转成为目的。但人生不即是休闲，于是乃又从休闲中别寻快乐，工作转成负担，不知人生快乐正在工作上。如此一倒转，整个人生观乃不得不大变。于是人生中乃又有专寻快乐之工作，西方文学即由此起。甚至言文化即起于闲暇。中国人则曰民生在勤，不啻认勤劳即生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中自有休闲。一阴一阳，阳即工作，阴即休闲，岂非一体。中国人重勤劳，亦非于休闲有轻忽。农民则减轻其租税，工人则先加以廪给，工农皆世袭，积年累世于不慌不忙不知不觉中得精进，勤劳乃成一快乐，岂休闲之务求。

再申言之，人生乃全从其生命之内部自身演进，生命以外，更无其他功利可图。生命平安快乐，即是生命进步。此非哲理乃实事。人生自婴孩始，婴孩决不为其自身生活有计划有打算。更不把其当前生活作为一种手段，以别有期图。一哭一笑，一休一息，即其生命，亦即其工作与快乐之所在。若谓婴孩赖别人辅养，则长大成人后，岂不仍有赖于别人，不得独立为生。鲁滨逊漂流荒岛，亦有一犬，并有漂流前之一切经验，人生绝非一人独立为生可知。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中国人最高理想之人生，要能勿失其赤子心。天真快乐，本色依然。中国人最重孝弟之德，孝弟即是赤子心。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能孝能弟，斯能在大群中做一人。光大悠久，其本皆在此。

中国古代风俗，工农皆世袭。老斫轮言得心应手之妙，不能以喻其子。然其子自为婴孩，即已视其父之斫轮。初长成人，亦即追随习斫，亦自能得心应手。其孙又然，累代相传。斫轮非其一家之劳作，乃其一家之生命。生命继续不已。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累代相传之斫，必当较前进步。即其生命进步，其快乐又可知，又何待于斫轮外别求闲暇为乐。抑且仅求闲暇，亦非真乐。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此乐乃学不厌教不倦之乐，即孔子生命之乐。若在饭饮枕上求，非生命乐，为乐至浅且暂，实亦无乐可言。

中国人言乐，主存藏，不主表现。有存藏，自能有表现。能表现，仍贵能存藏。存藏在内为己，表现在外或为人。老斫轮所乐，即在其日斫不已得心应手之生命中。非求其斫轮之得人欣赏，或获厚利，更非于斫轮后求获休闲，别寻他乐。子子孙孙，世袭其业，世传其乐，人生如此，更复何求。此即中国文化真精神所在。亦可谓中国文化乃一生命文化，存藏在己。不失其赤子之心，即此意。

人生婴孩期，亦可谓即自然生命一种最高艺术之表现，此下各期生命贵能承之不失。赤子之心，即其生命艺术最深厚之根源。赤子初生，乃与自然大天地同体。中国最佳之田园诗山林诗，亦可谓皆从此心来。最佳之亭园建筑，亦从此心来。最佳之山水禽鸟花卉一切绘画，亦从此心来。此皆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之一种表现，即一种极深之守旧，所守即此心。人之耄老，登一山，沿一水，坐一园亭中，仰天俯地，乐不可言，亦仍此赤子心。天真纯洁，活泼自然，无旁杂，无纠缠，无拘束，此是人之真生命，何乐如之。

今人最好言新。如旅途中，遇见家人，父母夫妇兄弟，或旧相识，其内心之乐，较之途逢新人，相差又如何。少小离家老大还，旧家旧乡皆可喜。乡音无改，斯即生命之无改，更可喜。鬓毛衰，则无可奈何。身变而心不变。但儿童已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本属旧人，乃成新知，则又可悲之至。实则生命是一旧，乃可乐。日新月异，生命何在，可乐又何在。

中国人又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此物字乃指日常所用言，若传家保藏之物，则亦唯旧乃贵。如一花瓶，乾隆窑景泰窑可贵，宋窑唐窑尤可贵。如墙上一画，明画元画可贵，宋画更可贵。天地大自然如一大物，中国之园亭建构，则把此大物依稀仿佛存藏其中，常供游人玩赏，又何等可贵。可知人心所贵，终在旧，不在新。中国山川名胜，岂不凡新皆由旧，愈旧而愈新。

如登泰山，如游西湖，乃及其他名胜，其间皆存藏有累代积世相传之人心。而此等心则绝非功利、机械、变诈、争夺、霸占心，大体是至诚恻怛之一片天真赤子心。即如名胜中多有古刹，乃有前世高僧来此潜修。后人仰慕瞻拜，亦以新心接旧心，亦即孟子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生命快乐即在其中。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无可同类相视。

读中国书，如游中国名胜。如古诗三百首，每一诗，均三千年前中国人之生命心情，从一不知名人口中吐露，从一不知名人笔下写出。如关关雎鸠，乃中国古人夫妇和爱心，任由后人心自加体会。文学全是一生命，是一古今不朽之大生命。一吟咏，一写作，同是一生命工作，而快乐自在其中。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则与中国古诗三百大不同。其述故事，乃求听者爱听。乃为人，非为己。希腊荷马史诗亦然。大众所喜，乃为文学。舞台戏剧亦如是，乃为观众之欣赏。凡所表现，主要皆在外，不在内。

屈原离骚，犹离忧。心藏忠君爱国之忧，一吐为快。此亦生命一工作，亦生命一快乐。司马迁太史公书亦然。其写作心情，在报任少卿书中，已表露无遗，是亦司马迁生命所在。以自己生命来体会到古人生命，宜其书之超绝千古，无与伦比。此等心情，此等工作，可谓乃中国传统之文化心情，文化工作。故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人类自有一大生命存藏，中国之史学文学，皆此大生命之工作表现。西方文学则皆以个人主义之小生命工作，故不求传统，仅重开创。至于史学，则晚近始有，非古代西方人所重。

文史外，一切学问亦无不然。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与习，皆即己之生命，岂不可悦。远方朋来，与我同此生命，岂不可乐。纵无人知，己之生命则仍然，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必待外面人知，则生命之意义价值亦浅薄难定矣。

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八字，述出了孔子毕生学不厌教不倦之一番赤子之心来。赤子初生，其父母即是一古，与我同是一人，而信之好之。孔子之生，中国文化传统已历两三千年，孔子乃此文化传统中一婴孩。及其长大成人，能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孝子，一忠臣，心愿已足。人由天生，天命人在人群中做一人，此乃人之性，即天之命。故中国人言“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孔子之为人，亦何尝不如此。

孔子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此乃孔子之表现。颜渊言“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则孔子之存藏。泰山其颓，哲人其萎，表现只是一时髦，一摩登。逝者如斯，生命如此，孔子大圣亦终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存藏乃始是真生命，真传统。今人则必谓孔子乃二千五百年前一人物，此即知表现不知存藏，其深受西化亦可知。故在西方人生中，独耶稣一人能复活。在中国人生中，则人人皆得有不朽，此其异。

孔子作春秋，相传由闻西狩获麟而作。今人则谓之迷信。孔子闻获麟而心忧，则孔子作春秋，亦犹后起之屈子作离骚，同是一生命工作。孔子春秋因鲁旧史，亦是述而不作，唯寓褒贬深意。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正月前加一王字，此即有深意。孔子亦未必对其弟子详加解释，或偶有申述，其弟子传习之，又详加讨论，乃有公羊榖梁左氏三传，而左氏传尤网罗遗闻，详加记载。此一经三传，乃历百年以上，不知几何人之工作而始成。在中国则称之曰春秋一家。此如百亩之田，父传子，子传孙，以耕以耘，乃一大生命工作，非小生命工作。至于论语，乃由孔子门人弟子，积数传数十百人之合力而成。此亦一种家学，乃为后代儒家学之始祖。中国一切学问皆求成家，与西方之个人独创，而今国人乃亦称之为专家学者又不同。

今再申言之。亦可谓中国大群主义，为人即所以为己。如孝弟忠信，即在成贤成圣是矣。西方个人主义，为己亦即以为人。如大资本家给养大批劳工，乃以造成大财富。当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向外侵略，而西洋文化遂亦遍布全世界。中国亦备受欺凌压迫，而崇扬西化，乃有新文化运动。可见无内外，无群己，而天人合一，乃一无可违背之大自然中一大生命。和合人文自然，乃始两得之。分别人文自然，则必两失之。讨论中西文化异同，于此不得不深加注意。

天地万物唯此心最能日变日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指此心言。日新而不失其旧，个人生命大群生命皆如此。中国人抱有心生命一观念，心统性情，故中国生命哲学最好言性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喜怒触于外，发于内，最易见，亦暂而易变。哀乐藏于内，更具时间性，不易见，不易变。爱恶已由情转性，亦即欲。欲之正面即爱，反面则恶。喜怒哀乐亦皆欲之正反面。故性即欲，欲即性。唯性乃存藏于内，欲则必发于外。故性可常，而欲必变。西方人好言男女之爱，近于欲。中国人好言父母子女之慈孝，始见性。中西文化歧异只在此。

（二）

中国五千年文化有其一贯相承之传统，举其大者有二。一曰政统，一曰学统。政统在上，学统在野。先言学统。

先秦以下中国学术分两大统，曰儒，曰道。儒统始于孔子，孔子自叹道不行。学不厌，教不倦。登其门受业者逾七十人，知名于时者不逾二十人。或先孔子卒。孔子身后，其弟子无一在朝得势者。然儒学乃大行。李斯相秦始皇，公孙弘相汉武帝，两人皆出儒统，然为儒林所鄙。儒统之传，大贤豪杰多在野。宋代王安石司马光，两巨儒皆在朝为相。然儒学大统则传自同时在野之周敦颐，终其生仅为一小县令。两千五百年来儒学传统大体皆如此。无权无位，群所归向，而儒学尊严乃成中国文化体系中一大传统。

道家起自庄周，乃战国时宋一漆园吏，位卑名微。继之有老子书，其作者姓名更无考。两人之弟子亦无知名。道学之传，乃更无在朝踞高位掌大权者。其在野亦多隐沦。较之儒，益不显。然在中国文化传统大体系中，则道终与儒相抗衡。

次论政统。君位世袭，历四五千年不变，然朝代则屡变。但政统实不在王朝之血统，而在其历代所通行之制度。故一部二十五史，自班固汉书以下，皆为断代史。而唐之杜佑通典，宋之郑樵通志，元之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人称之为三通。继之又有续三通九通十通，实为中国之通史。专论制度沿革，乃见中国政统之所在。朝代变，制度不变，其中有历夏商周三代而来者，有自秦汉以下历朝所新创者。然其大意义所在，则仍有承袭，未能大违于前古。古今一贯相承，此始可谓之政统。

各项制度，绝不自帝王制定，亦绝少制定于宰相。乃出自在朝或在野某几人之主张，经政府群僚集议而成。详见史籍。尤以三通及五礼通考为备。亦可谓政统大体源于学统，而又大体源于儒统。周公制礼作乐，远在西周之初。秦汉以下，立法大意率本孔子。故中国人于政统学统之上，又言道统，大体则自周孔创其端。周公在朝，贵为摄政，其得创制成统则固宜。孔子在野，仅为一开门授徒之师，乃得为此下两千五百年政统学统道统之祖师宗主，其事尤值深阐。

孔子既卒，非能自尊，乃由后世人尊之。在野多尊孔，在朝者则多来自在野。乃至贵为帝王，亦必尊孔。而在朝之尊孔，又终不如在野之盛。故历代大儒多在野。达而在朝，其见尊之程度转减。考之史籍可证。在野之足以转移在朝，考之道家更可见。佛教东来，高僧多在山林，在野尊之，而在朝亦尊之。其事亦同似道家。又如蒙古入主，军权则蒙古人亲操之，财货权则操于回人，而其君亦信奉中国之道教。社会则儒风终盛，元代政制亦随此形式而变。中国政道传统之在野胜于在朝，而儒统之终不可侮，专就元代历史言，亦更可见。

故中国文化传统其主要乃在野，其力若散不成统，而转成为大统。元代道家，若有力成统，虽称盛一时，而终即于衰，不能如儒家之为统。其中有深义，讨论中国文化传统，必当注意。西方耶教亦在野，然必有教会组织，并拥戴一教皇。新教无教皇，但亦有教会组织。孔子卒，门人欲奉有子为师，曾子拒之，议遂罢。论语学而篇，以有子曾子语继孔子，是当时孔门犹同尊此两人。墨家有钜子组织，但钜子不由推选，而由前任指定。然墨家传统终绝。两汉儒统之昌，经学在朝乃亦转不如在野之盛。及东汉之末，郑玄以在野一征君，括囊大典，集经注之大成。又即有王肃起而持异。南宋朱子编北宋周张二程语为近思录，又为四书集注章句，可谓集理学之大成。又即有陆象山起与持异。故中国儒学，孔子下既无组织，又无定尊，一若散而无统。乃其为统之深沈博大，更远胜于耶教。

佛教在中国，亦散而无统。历代高僧，皆由后人尊奉，非以大组织成大力量。即如达摩面壁，其后乃有禅宗。然自达摩始，祖师相传，亦只六传而止。此后支派丛立，禅风遍天下，但终亦非有一严格之组织。神会上凭政府力量，名噪一时，但后即阒寂无闻。其遗集，直至近代，乃于巴黎所藏敦煌钞本中得之。又如玄奘西游，归而得皇室尊养，然唯识一宗，乃亦不得与天台华严禅诸宗争盛。故耶教在西方，两千年来唯尊一耶稣。佛教在中国，历代高僧，名言崇论，著述斐然，虽其教来自印度，然亦终与中国传统相会相成。其在印度已中绝，而在中国则永传无穷。观佛斯知儒，是皆散而无统，又多在野不在朝，而终亦成为中国文化中一大传统。

西方政统亦仗外力。帝皇必拥兵拥财以自保其位。中国君位不掌财，不掌兵，乃在下者群尊之以安其位而成其统。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兵权财权仍由政府元首把握。中国则为君为相均不掌财权军权。西方民主选举，又必结党以争。有党乃有统，多党或无党，则其政必乱。中国传统政治下，不许有党。有党则乱，无党始治。此又中西一大异。

西方资本主义，亦赖组织成统。共产主义则于资本主义外，另有组织，另成系统。中国则凡属生产事业，均不许有私家组织。如盐如铁，如丝如陶，后代有如瓷如茶，皆赖群力经营，而政府则防其自有组织，故终无资本主义之出现。更后有漕运，虽政府主于上，而必长期结集群力，乃有帮会之组织。然中国帮会对上不犯法，对下有通财之谊，济贫恤灾，并对社会有大功。明代中国人侨迁南洋各地，亦赖此等意义之变通，而亦有其长期之传统。亦可不向上干涉政治，而在下自有其维持安定继续发展之一道。治中国社会史，必当注意及此。

西力东渐，一时国人自认为中国民众无组织，如一盘散沙。又认在上为专制政治，在下为封建社会。不知中国乃有一散而无统之大传统，不仗外力组织，而其统乃益紧益密，有其不可解散之内力。此诚中国文化传统一深藏之大特征，必当体究深知。

论及中国学术思想，近代国人又必讥其无组织无系统。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不仗外面组织，而能内部相贯通，中国社会如是，学术思想亦如是。即专就儒家言，孔子以下，人人为学不同，人人立言又各不同，然同尊孔子，同为一儒。此真散而无统，而自有其一贯相通之内在大传统。非上下古今博通历代儒家言，又何以知之。

就学术演变言，儒与儒相通，道与儒亦相通，释与儒道亦相通。又且学与政相通，朝与野相通，古与今相通。所以中国民族能不赖外面力量组织，而成为一广土众民之大一统，历四五千年至今，岂一种外力组织之所能至。

颜渊言孔子之教，“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散而无统，礼则通死生人我以为一体，斯有统矣。“人而不仁如礼何”，仁则本于心，心有同然，相通成体。圣即通义，故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中国文化传统之最高理想，当即一圣统。其最先基本则为心统，可以各反己心而得之。

中国古代儒家言礼，宋儒则参用道释，改言理字。朱子言：“礼者，天理之节文。”有节有文，斯则礼在人而可上通于天矣。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无心，则为之立心。生民无命，则为之立命。此乃中国往圣之绝学，继此绝学，则可开万世之太平。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今日国人竞言求变求新，其意皆在外，曷不于己心求之。仅求之于外，事事物物，则不得不加以一力以为统，西方之法统即在此。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今当易其辞曰：“凡吾中国人，则无不可为一理想之中国人。”中国文化大传统，则即在吾国人之内心。反己以求，即心而得。今再易其辞曰：“中国文化传统，即是一人心自由之传统。”今吾国人竞言自由，乃茆外力组织中求，曷不于吾民族文化传统中求，又曷不于己之内心求。

今再要言之，天地自然乃一大存藏，人生文化则只是其一表现。人之此心，则即表现即存藏。通天人，合内外，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者即此心。中国人知重此心，西方人则转而重物。故中国人生主存藏，西方人生主表现。存藏可通而能常，表现必别又多变。双方文化传统，乃及一切学术思想，所异即在此。愿吾国人贤达善加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