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意态，可分积极消极两种。就中国言，儒家思想是积极的，墨家更积极。杨朱是消极的，庄周老聃同是消极，但不如杨朱之甚。人生应该积极，但不宜过分。中国后代，扬儒弃墨，可谓采酌有当。但积极人生，非可一步到达。漫长的过程中，终不免滋生流弊。庄老道家即针对此种种流弊而求挽救。中国后代，又采取了庄老道家来为孔孟儒家作补救，这见中国后人之聪明处。

印度人生比中国道家更消极，西欧人生则较中国儒家更积极。积极人生必求发展向前，换言之亦是向外。外面有路发展，受害者先是其发展之对方。而发展主体，则暂时可以见其利，不见其害，待发展到外面无路，则受害者会转回到发展者之自身。古代西方史且不论，就近代西方言，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之向外发展，受害遍及全世界，但西欧各国，则欣欣向荣，一若可以漫无止境般向前。但外面可供发展之环境究有限，不数百年，转回头自相争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迭起，西欧本身受创。抑且愈积极，则所受创伤亦愈深重。大英帝国国旗遍悬全世界，可以永不见日落。而且两次大战都站在胜利一面，乃其所受创伤独甚。法帝国疆域较小，两次大战中都遭挫败，而其所受灾祸，似转较英帝国为轻。德国为两次大战之主动，连遭覆灭。但其复兴机运，却较英法为多。论短期，德国为积极，论长期，英法更积极。论受害，短期德国为重，长期英法更深。此乃愈积极则受害愈甚之眼前一好例。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传统的积极人生，转移到美国与苏俄。四百年前英法人向新大陆移殖，而有今天的美国。美国自始即从西欧积极人生中产出。立国两百年来，最先一百年，不断由东向西移殖，亦积极向前，受害者属印第安人。美国自身，则仅见其利，不感其害。但积极向前终有一限度。到今天，西部开发已告一段落。而自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但全世界形势已变，帝国主义已难再起，殖民渐转为殖财。余下的自由世界，又是满目疮痍，要殖财，且先得输财。待其疮痍渐复，一样懂得堵塞殖财，甚至反殖财。资本主义没有帝国主义为后盾，则其向前发展更有限。眼前自由世界经济恐慌前起后拥，不啻告诉人们积极的经济人生，已到达了断港绝潢，并无大海洋在前，可资恣意翻腾。积极人生向外翱翔之天地日形窄缩，于是转回头，在其自身内部见病害。目前美国社会腐蚀情形，触目惊心，先识之士，认为古西方罗马帝国之末日，不久会在美国社会重演，已不见为是杞人之忧。

其次剩下最积极者，只一个苏维埃。它的武力财力，皆远不逮美国。正为如此，更激起其积极向前之意态。而且远从帝俄时代起，俄国人早已追随西欧积极向前，但为西欧所阻压。东向西伯利亚之开发，亦远不能如美国西部开发之顺遂而愉快。俄国人数百年来积极向前之积压心理，终于要一泄为快。然而更积极则更受害，历史前例，无可否认。苏维埃立国，至今已五十年之久。倘能改变意态，先整顿内部，逐渐从和平繁荣的大道上，安定自身。此种意态，像似消极，但消极中有积极，却不失为一种无祸害之真积极。无奈从帝俄以来，其一意向外向前之路线，急切间无法自变。君以此始，亦以此终。无怪今日苏维埃之执迷不悟。而世界第三次大战之阴影威胁，则愈逼愈厉。谁也不敢担保其可以避免，谁也不能逆料其孰胜孰败。但就前两次教训，大战后之双方，终必两败俱伤。而愈积极者愈受害。胜者一方之受害程度，必更在败者一方之上。

其实从第二次大战以来，各地战事，此起彼落，并未间断过，唯人们心中之三次大战，则必然将为一核子战，主要必在美俄两个核子大国的身上。非更积极亦不能成为一核子大国。而核子战又当以先下手为强。但先动手也不能禁制敌人回手。循此以下，虽有上智，亦无可预言其进程中一切可有之变化。但从整体论，仍当是最积极者，最受祸，依次及于核子装备之较劣者。而无核子装备之国家，则受祸当最浅。此一猜测，应可无误。

上述是说人生愈积极，受祸当愈大。而不幸近世人心，但受数百年来西欧积极人生之迫害灾祸太深重，而相率追随尽走上积极的路，而唯恐或后。最先是争财富，接着是争强力。群认为此是人生唯一正途。所以核子战虽未起，而不够核子战的较低级战争，则风起云涌，早在不够积极的国家中兴起。其实此等较低级战争，同样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各种舰艇，陆空海规模较之第二次大战，无多逊。较之第一次大战，尤过之。积极人生，力求进步。谋财杀人的技巧，则为现代积极人生力求进步之主要项目。其前途自可想见。

尤可诧者，在积极人生中，一面要求能多杀人，另一面，又主张少生人。节制生育，乃现代化中一时髦宣传。一面要少生人，另一面又要多产物。重物轻人，爱物恶人，已成为现代积极人生中一共同心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瓷器、丝绸，凡所产物，皆寓有极丰富的人生艺术精神。不仅供人以物质上之使用，还能供人以心灵上之享受。但从牟利观点看，不够积极，现在的瓷器与织品生产，已改换以机械为主，人工为副。在人造物之内，已逐渐减少了人工的成分。最好能没有人工，始为现代生产之最高理想。而又唯恐人使用此等产物发生了心灵上之爱好，如此则将妨碍其继起之推销。所以每隔一两年，必有新花样、新品种。要推销新的，自先要厌弃旧的。主要条件在不断毁灭人心对旧有的爱好。

货品如此，影响及于其他方面，如舞蹈、歌唱、戏剧、绘画等娱乐方面，亦是只求变，只求新。亦可谓，是主要在使人心对艺术无爱好、无价值观、无享受感。一味喜新厌旧，乃可继续有新的推出。其实对新的也不能有真爱好，如是乃能日新又新。其实凡是有的必迅速地成了旧，只有现尚未有的才是新。人心之喜新厌旧，乃转变成厌恶一切所有，来想望一切所没有。如是乃始是真积极。现代化，成为未来化，亦可说是幻想化、虚无化，如此才能使人不断向前。但未来究是未来，究是一种幻想与虚无。如是则积极人生，岂不终将扑一空。

由艺术转到文学亦如此，转到其他思想，以及一切风俗习惯人生行为，全如此。上面说过，积极人生必向外。鼓励人向外，先求其不满自我，感得内里空虚。现代人，一面追求能多杀人，务使杀人武器之进步。一面追求多产物，能不断赚人钱财。一是求人死，二是盼人穷，现代之积极人生，岂不在贬降人生价值，使其达于虚无化。使人当下无可留恋，才肯积极向外向前。但向外，又是太广漠，太无边际。向前，必待决定一方向。方向愈单纯，庶愈易前进。而现代人之向前，则主要在制人死命要人穷，此之谓富强的人生。弱者不犯人，贫者不离人。贫弱人生，使人相亲相和，走向善的路，但为现代人厌弃。必互求富强，相斗相争，乃使现代人想慕。

中国儒家所指导的，亦是一套积极人生。但儒家向外，主要以人类大群为对象。分有家国天下三环，有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五伦。人生对象在此。至于物，仅供使用，非目标所在。而人生向外向前之主要中心及其出脚点，则为人之心。心与心相交，乃见为人之德性。如父母之慈与子女之孝，论其向外，是一种贡献，论其向前，则为自己内在德性之进修与完成。此乃一种合内外之道。自尽己性，自明己德。循此向前，可有无穷发展。但纵前行了一万步，仍然站定在脚下，寸步未移。尧有丹朱，舜有商均，西伯昌有发与旦，子各不同，但其得为一慈父则同。舜有瞽瞍，周公有文王，父各不同，但其得为一孝子则同。故人生向外，唯一道路只是贡献。人生向前，其唯一到达点，则是各自小己德性之完成。贡献出了自己，同时也即是完成了自己。唯其一切功夫，则仍必待自己，不能待于外。同有慈父，但丹朱商均与发旦终不同。同有孝子，但瞽瞍与姬昌终不同。舜之孝不能使其父为姬昌，舜之慈不能使其子为发旦，其中有天命。天命，即指人之无奈何之处。人人各得对外面他人作贡献，人人各得对内面自己求完成。此是天命，亦即是人性。中国儒家务求人文大道与自然大道之合一，此即所谓天人合一。儒家指导积极人生一番大道理在此。此番道理，通天人，合内外，这是每一人之性命。

因此儒家的理想人生，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人生。儒家的理想文化，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文化。墨家兼爱，要人视人之父若其父，像比儒家孝道更积极，但不本于人心。而上推天志。把天高压在人之上，天人不相应，内无所本，转成一幻想之虚无。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此亦是人本位，但太消极了，把人的范围，封闭在各自小己个人之内，与墨翟适成一对立。庄老亦主张消极人生，不赞成儒墨，但亦不赞成杨朱。人事复杂，杨朱专以个人小己为立场，较儒墨简单化了，但天之生人，并不单独只生一个我。人生不能有内无外。太封闭、太单纯，亦将无前途。庄老主张人相忘于道术，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此是一种自然主义，但同时亦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人生在自然中，不能不仰物为生。人生仰于外物，于是人与物争，寻至人与人争，而庄老道家则不喜此一争。庄老的人生理想，要人相忘不相争。于是得在人生中，特别选取一理想环境。小国寡民，使民老死不相往来，庶可使人能相忘。庄老并不想要人回到原始状态去，人类自需一种文化环境，庄老只希望此境能使人相忘相安。即此而止，不希望再向前。但此亦终是一幻想。

老子为此幻想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儒家之仁，墨家之兼爱，与杨朱之为我，意态皆较老子之为慈积极。但慈则不杀人。佛家讲慈，故戒杀生。老子又提出一俭字。不仅经济物质生活上要俭，即情感生活也要俭。老子并不教人不向前。饥求食，寒求衣，但得有一限度，便不贪著要赚钱。人生只随著大化，又对外能慈，对内能俭，则自不敢为天下先。今天的积极人生，则杀人赚钱，事事务争先。一落人后，便吃亏。并须迎头赶上，又得制敌机先。敢字乃成人生第一步骤。然而最积极、最勇敢，则最受祸，此已明白昭示在前。但人类对此终不憬惕。今天的世界，至少已分了有与无的两方。有的世界早在财富上争了先。无的世界只有在强力上争先。再由强力来夺人财富。财富争先，是一无形战场。强力争先，成一有形战场。既已进入了战场，则无形必会转成有形。第三次大战，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欲求和解，断不能只许人有财富战，不许人有强力战。我在钞票资本上占先，别人只有在核子弹与海底潜艇上另求占先。就实论之，亦并不是废止一切武器，即是和平。贫富之间，早就不和不平。禁止国外贸易，也不能使国内无的社会转瞬变成有的。财富早成国际性，则核子弹与海底潜艇，当然亦成国际性。资本主义既成国际性，则共产主义当然亦必变成国际性。最先英伦岛上之纺织业革新，一马当先，继之以贩鸦片、贩黑奴，又断之以世界战争与共产主义之崛起，陇山西倒，洛钟东应。针对此种种复杂，老子慈与俭与不敢为天下先之三语，似可加以消解与挽救。

然而老子此三语，依然有病。世界各大宗教，无不同样提出慈。不仅印度佛教，即西方耶、回教何尝不讲慈。然而耶稣上了十字架。穆罕默德教人，一手持可兰经，另一手持刀。耶稣说“凯撒的事让凯撒管”，于是自己只有上十字架。穆罕默德要兼管凯撒事，于是只有教信徒各自手里拿一把刀。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尘世倘真是一地狱，则不佩刀，唯有上十字架。佛教教义究竟比耶回两教更消极，所以释迦牟尼不佩刀，也不上十字架。但佛教在印度，终亦不能存在，及其来中国，反获畅行。此乃社会不同，此层须另再阐发。

要之佛耶回三教，皆以慈为主，而其推行究有限。抑且父慈而子不孝，待此子为人父，终将不成一慈父。老子主慈不教孝，故老子之道最后亦终成为权谋术数，慈的心肠也终会消失。

老子讲俭，其道亦不能久。父慈不教子孝，其子必成一娇子。受人慈而娇，其人亦终将不能俭。西方中古时期，乃一耶教天下，然继之者即是文艺复兴，工商业骤起。娇儿骤离家庭，进入社会，可成一浪子。西汉初年，崇尚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继之即游侠货殖迭兴，便绝不是一俭的社会。故慈俭，均属消极性，不足以垂教。

离了慈与俭，其心放纵无顾忌，则必敢为天下先。近代人无视传统，倡言创造，不甘随人后，定要超人先，必求能迈步闯入一新境界。不仅如哥伦布之寻觅新大陆。一切学术思想，均当摆脱前人束缚，闯开新境。哲学文学全如此。但如此则究嫌与现实人生又多增了隔离。近代自然科学更亲切闯进了现实人生。其先如天文学，发现地球绕太阳，不是太阳绕地球。又如生物学，天演进化，人类不从亚当夏娃来，尚属在当时现实人生之纯信仰上起脚。违反了宗教而进入到现实真人生，由消极转积极。一切追寻向外，不顾内。向前，不顾后。人生只剩一闯字，即创字。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到此刻自然科学中又获有两大创新，一是核子武器，另一是人类登陆月球。但登陆月球，正如哥伦布登新大陆，把当时西、葡两国原有问题带去，循致印第安人遭消灭，非洲黑人被贩卖，将来月球上，也必有新纠纷。若真要解决当前地球上人类问题，此刻只安排了最后一著，即核子战争。此是现代积极人生之真实相，岂不已彰灼共见。若果能采用老子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之三句教，人生意态稍转消极，或许世界不致有今日。即在今日果能采用老子三句教，或许人生还可有转向。

但人生究是复杂而又该积极向外向前的。庄老道家，目睹当时社会种种病态，想勒马回头，但马头勒回仍向前。两汉儒家人生衍生了流弊，勒回马头转向道家。但马蹄停不下，老子之小国寡民，又转成释氏之出家入山寺。社会人生问题依然存在。果使社会大众尽都出家入山寺，则全部人生问题都会带进山寺去。幸而只是少数人披剃入山，但在此少数人身上，还带着很多留在尘世的人生问题，不得解决。故依佛教义，只有人人悟彻涅槃大道，才是人生问题之终极解决。但河清难俟，此事又谈何容易。

孔孟儒家所指导的人生，乃是一种通力合作的人生。即如一家庭，父母慈，子女不孝，即不能通力合作。近代中国人，慕效西方，务竞变为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但小家庭也须夫妻通力合作，若尽讲个人自由、独立平等，夫妇也会不合作。于是再把婚姻制度放宽，离婚自由，乃至于性解放，可以无夫妇，无父母子女，无家庭，但一样有生育，有传种接代，岂不好。但问题又会转移到别处去，而且可更复杂。核子战争，岂不更积极，但亦同时转成了更消极。问题依然存在。须待全人类毁灭，才是真解决。

只有孔孟儒家人生，教人通力合作，得人人参加，要事事顾到，物物有分，时时不息。复杂成了简单。长时不息，现代与古代合作，后代仍和现代合作，能使全人生在此大道中通力合作下永远向前。

全人生即是一仁字，通力合作即是一义字。而仁之与义，只由我一人做起，故曰为仁由己。又曰义内。一切人生大道全在一己之内心。孔门教人，有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四项，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四科。孟子较单纯，荀卿即复杂。程朱较复杂，陆王又单纯。但要能于单纯中展衍出复杂，孟子之长即在此。又要能于复杂中把握住单纯，程朱所长即在此。荀卿虽复杂，但失却了作为中心之单纯面。陆王虽单纯，但忽略了向外向前之复杂面。所以衡量其得失而评定其是非者，则又待有不断继起之智慧，此即是后世与前世合作，而贵其能不断向前。

积极过了分，都不免急功近利。墨家兼爱，一遵天志，不顾人心，其病即在急功利，怕复杂。道家从人类文化之病处看，释耶回三教亦然，都嫌看得太单纯。如进医院检查，可以只见病处。悲天悯人，而实无当人生之真相，无怪其都要走上人生消极的路。近代人生，纵积极，但亦不胜其急功近利之心，太过分，亦是太简单了，只认一条路，工品制造，商货贸易，那能遽领全人生向前。而且厂商制造，必剥削了劳工。货品推销，又欺骗了买主。演而愈进，广告费可以占了十七八，成本只占十二三。又必用种种方法，诱导人奢侈，激发人物质欲望。使外物供给永不能填充内心需要，而后工商企业乃可立于不败之地位。但另外问题即由此引生。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今天工商社会之弊病即在此。

所以近代的积极人生，并不能解决问题，乃仅以滋生问题。三数十年前，与三数十年后，问题性质已大不同。今天的大问题，并不在送人上月球，更不论去火星。今天的首要大问题，乃在如何消弭核子战争，退一步言，且先求禁止国际间之军火贩卖。然而此事已不易。回溯数十百年前，问题只在如何积极生产，如何向外谋财殖货。但由于以前的有问题，而引生出当前的问题。其实新旧问题只是同一根脉。概而言之，是积极人生过了分，今天却该转向消极。否则老问题终是解决不了新事变，一部近代欧洲史，可作例证。就美国言，它已跃踞世界列强之新霸位，此刻都希望它来解决世界问题，但它第一还是积极生产，连核武器以及种种杀人武器都在内。第二是向外推销，连杀人武器也在内。美国最大强敌是苏维埃，美苏竞造核武器，但苏维埃缺了粮食，正好向美国求购，美国既要生产核武器，又要生产粮食，心力分了。而苏维埃则可以凭藉美国粮食接济，来一意生产核武器。在目前的争霸战上，宜乎苏维埃可以处处占尽了上风。

现代的积极人生，其最易见效处，正在其能不顾一切，单从一个目标闯向前。三四百年来，西欧英法帝国主义便由此上路，英国是岛国，目标更单纯，故更见效。到目前形势大变，武力斗争进占第一位，财富竞赛退居第二位。而当前世界各国元首，竞以能到北京朝见毛泽东一面为得意。不获到北京一见毛泽东，总是现代政治斗争上一缺憾。美国总统尼克逊，获到中国大陆朝见毛泽东，便认为新世界即将来临。尼克逊被迫退位，但此一意想，仍为其继任总统乃及美国大多数人所接受。

根据上所观察，所以我认为当前世界的积极人生，实已前面无路，而不自觉地在转向消极。其仍抱积极意态，以斗争捣乱为唯一首务者，则唯群目苏俄为然，故为举世人俯首而下气。但上面已指出，愈积极则愈受祸。西欧英法旧日帝国美梦何在。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尝到原子弹滋味，武装解除了，一意想做一经济大国。日本想依靠美国武力来专做现代一经济大国，正如苏俄想靠美国农产品来在核子武器上压倒美国，那都是单方恋爱，未必有美满婚姻。而美国意态，则并不如往前英法般积极，它因是一大陆国，尽可向内发展。但其得有今天，仍由接受了英法往年这一笔积极人生的烂糊旧账。而不幸美国又增添了自身内部一笔烂糊新账，其社会日常人生之日趋于糜烂与腐化。物质丰盈，但求不务向外杀人，专一在其内部求安享，这亦会成一场梦。单谋财不杀人，美国已著先鞭，日本亦紧随其后。而不知积极的经济人生，到头必会无出路，无前途。算唯有苏维埃，最为当前敢于采取积极向前的一大国，经济为次，武装为先。已异于往前之英法，更积极了，只想以无的来抢有的。它的途径，却更近于它往日亲所受难的蒙古。唯蒙古只靠骑兵，而今天的苏维埃，则靠核子武器。因此更可怕。即使万无可能地禁止了核子战争，但其飞机炸弹坦克大炮潜艇袭击，贻祸人类，也将在蒙古乃及第一、二次大战之上。若使苏维埃而终于得志，则为人生大道证明了唯有武力至上始是最高真理，亦只为此数百年来西欧积极人生作一修正，得一结论，未始非对人类文化有一大贡献。而无奈其不然，则苏联人今天的积极意态，亦不过为它自己多拉些陪葬者而止。此真是近代积极人生一悲剧。倘或改鲸吞为蚕食，酌采消极意态，苏联的得志机会可较多。但美国乃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消极。要苏俄在深思远虑中采取消极，但苏俄无此心理修养，其事甚不易。

人事复杂，未来不可测，然而当前的那一套积极人生，已无前途，则早已彰灼可见。乃举世迷惘，只就眼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曲突徙薪的设计，固绝不有其人。连焦头烂额的救急，也不知从何下手。世界已有绝大多数人在转向消极，但亦只是生活糜烂而已，更不知有其他的消极法。此已不是一意态问题，而是一知识问题。现代人的所有知识，已全属专门化。积极人生急功近利，则必然会奖励知识专门化。循至只知有头有脚，不知有此身。只知有身，不知有此心。非不知有心，乃把此心亦封闭锢塞在专门化中，驱使它钻牛角尖。蛮乎触乎，互不相知。外交、军事、经济、法律，各有专家。专家内又得分专家，但全人生的大问题，则每一专家，都无法来解决。哲学、文学、艺术、科学，亦是各有专家。专家内又复有专家，但全人生的大问题，也不是此等专家所能领导。只因急功近利，专攻某一项，易见成绩，而且谁也不能批评谁，谁也不能压倒谁。每一专家都完成了，但每一问题都存在不解决。中国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但现代的专家，却非臭皮匠之比。其最大症结，乃在各自杰出，无法配凑。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愈专门化，便愈成为少数。今日号称为知识爆炸，其实是知识分裂。知识的力量日微，只能各为人用。循至今天，全人生的大问题，已不由知识来领导解决。专家知识所能领导解决的，全属枝节上的小问题。制造核子弹，今天人类已有知识，但如何消弭战争，则今天人类并无此知识。登上月球，今天人类已有此知识，但如何使人各有一可以居之安而乐的家庭，则今天人类也无此知识。今天人类全认小知识为大知识。真属人类的大知识，则甘心自安于无知识。此是知识专家化之罪。

孔门儒家求知识的积极目标，则正在此全人生的大问题上。一则应使各人有一家而可以居之安与乐，一则应消弭战争，使大家和平相处。中国如一人，天下如一家。此种知识，不属专门化，但是更专门的。似乎无用，而实更有用。不待焦头烂额，而教人曲突徙薪，但焦头烂额者终为上客，曲突徙薪则不见恩泽。故士志于道，则必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但又必以不耻恶衣恶食为条件。此等知识，中国儒家谓之道，可以行于全人类，可以行于千载之上，亦可行于千载之下，此为现代专家知识分子所绝不信。专家知识，只贵各自分述，随时前进，随于新事物而变，随于新对象而争。后一时代兴起，前一时代即遭遗弃。知识然，人生亦然。现代的积极人生，贵能以后一代遗弃前一代。后不顾前，而曾几何时，现代亦成前代，而亦为后代所遗弃。但全人生之大问题，则必融会时空之异而存在。佛家说“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这算是认识了人生有此一大事，但非教人进山门求证涅槃境界所能解决。耶教则教人各自在死后灵魂进天堂，至于人生问题，暂让凯撒去管，留待上帝来作末日审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则仅在每一人生前，各求其物质生活之满足，把现世物质人生来代替天堂。至于人生全体大问题，则似乎只留待核子武器来作总解决。所以现代西方人，亦认为第三次世界核子大战争，乃是此世界之末日审判。可见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外貌上虽若反宗教，而其内里，则仍是耶教精神之原来模样原来想法。即是只管了当前物质人生，亦如耶教之只管死后灵魂上天堂，其他则全不管。至于中国儒家，则以大道之行为其终极目标。此大道，绝非佛教之涅槃境界，更非耶教之末日审判。大道行后，还得天下为公。须每一人各自继续努力。全人生永远有此大道，待人努力。故曾子曰“仁以为己任”，即是把此全人生大道，由每一个自我小己来担任。“死而后已”，则是每一个自我小己之责任期限，到死而止。曾子那九个字，应是异时异地，每一人之共同职责，共同任务，谁也不能自外。

佛家精神，彻头彻尾，是消极的。耶教精神，则在个人小我方面尽积极，务要各自灵魂上天堂。而大群集体方面则仍是消极，且让凯撒去管。总之在释迦、耶稣两人心中，有管有不管。而孔子心中，则全人生大体无不管。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地大自然生出人类，此是天之慈。人类把此全人生大体好好完整地继续下去，来对天作交代，此是人之孝。所以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可以包容有宗教精神，同时亦包容有自然科学精神。包容人类大群，同时亦包容个人小己。但中国儒家思想，究竟是否可用来解决当前世界问题呢？可惜儒家思想极复杂，不单纯，其他民族骤不易了解。当前的中国人，则只学儒家谦虚好学精神，一意虚心向外学。学习资本主义，亦想学习共产主义。学习耶稣教，亦想学习近代自然科学。学习原子弹杀人，同时亦学习死后灵魂上天堂。一切现代专家知识全想学。当前好学的，中国人可以首屈一指。但儒家所提出最重要的仁以为己任、当仁不让的积极精神，当前的中国人则把它遗弃淡忘了。此一责任，且让西方人来负。我们则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无奈西方人向来无此意想。至少我们今天最所归向的美国人，也似乎无此意想。但若真通了中国儒家思想，则此等难题实也并不难。只要认清一大前提大原则，再来运用现代西方各项专家知识，自会有一条路向前。此事说来话长，则只有姑此住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