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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学盲言

六二 内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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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天赋求知之本能,其他动物亦然。特人类求知,其路向与兴趣有不同。概略言之,西方人求知重在外,由远而近。中国人求知重在内,由近及远。因此双方文化有甚大之相异。

姑据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之发展进程言,最先当追溯及于十六世纪中叶哥白尼之天文学。现代地质学,则肇自赫登所著地球的理论,已在十八世纪之末叶,相距当有两个半世纪。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更后起,已在十九世纪之中叶,上距哥白尼天文学创始已三百年,距赫登地质学肇端亦七十年。探讨人心,事更在后。属于自然科学中之所谓心理学,其先实只是物理学,渐次涉及生理学。其真能直接有关人心的探讨,如巴甫洛夫的制约反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及潜意识论,则皆已在二十世纪之初叶,上距达尔文物种原始,又已逾半世纪之久。

孔德的实证论,认为人类知识之每一部门,均须经过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神学的,次是形而上学的,三是实证的。他的科学分类,以数学为基础。紧靠数学的是天文学,其次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然后及于社会学、心理学。此一分法,实是根据近代西方之知识进程言。故西方人认十六、十七世纪为天文学支配的时代,十八世纪生物学研究开始,十九世纪乃可称为生物学时代,医药知识也可包括在内。巴斯德号为细菌学之父,即与达尔文同时。孔德亦同时,为社会学粗创端绪。巴甫洛夫与弗洛伊德则更后。至于西方将在何时乃见有社会学心理学时代,则尚渺无其兆。西方心理学,但寻究此心何从得知外面事物,却不反求自知此心之真情实况。故其处理外面事物,确有高明进步处。但对自身内心生活,则多未脱原始人野蛮境界,此为西方文化一大病。

至于中国,知识进展,果援用孔德语,则一开始即以心理学社会学奠基。远在春秋时代,孔子以仁设教,孝弟忠恕,皆本人心。知与行、学与思并重,无一语不可从事于实证。其全部思想体系之境界,早已明白超出了神学与形上学,而以社会学心理学为其主要骨干。至战国时,孟子提倡性善论,心性之学成为儒学中心。庄老道家,持论取材,多言宇宙自然,较之儒家,若偏外向。其实庄老思想,亦一本人心为出发,一依人心为归宿,与儒家无大相异。庄子内篇七篇首逍遥游,鲲鹏与蜩与学鸠,皆以喻人心。故曰:“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所言虽皆外物,实指人心。又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亦皆注重人之内心立言。卒篇应帝王则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所重在内心不在外物,更可知。又曰:“中央之帝为浑沌,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倏与忽试为浑沌凿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倏忽之与浑沌,皆以言人心。人心怀藏知识,若蕴而不发,则为浑沌。若发而向外,乃见其为倏忽。是亦专就此心之内蕴与外发言。姑举此始末两篇以概其余。可知凡不识人心,即不足以读庄子书。

老子五千言亦无不然。如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此亦重内心,轻外物,主张节缩省减外面人事以内养其心。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尤见其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之意。若以老子此言绳律近代西方之科学发展史,而以认识人心为要归,亦所谓其出弥远而其知弥少矣。弥远在物,弥少在心。今日西方科学家之求知人心,亦一本于外。如巴甫洛夫以狗,弗洛伊德以人之肉体之病,此皆由外以知内,由非我与非我之常以知我,夫又何从得之。老子又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哥白尼之天文学,达尔文之生物学,皆在西方心理学正式兴起以前,亦可谓皆人心所由始。若非有天有物,何从有心,故此皆可谓人心之母,而人心则为之子。但知其母,未必即知其子。如知天文与生物,未必即知人心。老子所谓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今日西方科学距此尚远。以己心识己心,其事若不难。故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今日西方之自然科学,即老子所言开其兑以求济其事。老子言开兑,亦犹庄子言凿窍。知识日启,而己心转昧。老子言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亦犹庄子之言浑沌。人心明,乃可以保其天而全其物。在中国人心中,未尝不有天地与万物,然以西方近代科学之所得于天文学与生物学之知识视之,则中国人心,岂不如一片浑沌。其心浑沌,宜若于事无济,然中国文化传统母子相守,亦已五千年,迄今而不辍不息。若日开其兑以求济其事,则近代西方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日富日强,而病态百出,亦究不知其终于得救之在何日矣。

庄老之书好言道与德,皆直指人心言。后之道家批评儒学则曰:“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因礼义亦外在。又老聃告孔子以至道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是儒道两家皆主言人心,而道家尚嫌儒家之外向。唯儒家谓道德礼义一本之人心,而道家则主张去礼义而道德始全。其本原人心以立论,则两家无大异。道家主张拨去外面人事以明己心,儒家则主张建本于内心以尽人事。由其于心理学上有异见,遂于社会学上有异想。

墨子主兼爱,欲人视人之父若其父,其立论根据,则在天志明鬼,不内本于心甚显。杨朱主为我,立论之详无考,然曰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是亦在外物上计较,不凭内心作衡量,皆非中国人性情所喜。许行为农家言,主张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此亦重外而忽内。名家惠施公孙龙,辨白马非马,辨坚白石,庄周之徒非之曰:“饬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申韩法家则利用人心弱点以供统治者之驱使,司马迁谓其原于庄老,然高卑深浅,迥不相侔。故先秦思想,流传后代,主要唯儒道两家。邹衍倡为阴阳家言,其意若欲融会儒道。然所言泛及天地万物历史远古,泛滥向外,而归本之于仁义,则近儒。要失儒道之真,虽盛于前汉,又转入民间,至今不息,然终不得与儒道两家同列为中国学术之正轨。

魏晋以下,佛教东来,中国高僧,主要皆以一心说佛。最先如支道林说庄子逍遥篇,则曰:“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慧远在庐山,一心念佛,为净土开宗。竺道生主张含生之类皆有佛性,则义近于孟子。天台宗唱为一心三观。禅宗六祖慧能则曰:“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又曰:“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佛法为宗教,释迦为教主,释迦说法,应是僧人信仰对象,此亦在外不在内。而中国高僧,则一挽之向内。心即佛,心即法。心贵悟,不在信。生公云:“悟发信谢。”悟了便不需信。故佛法在中国,只成一种自心修行,终于失其宗教精神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主要即在此。

宋明理学,亦承此系统来。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所乐本原于性,发见于心。佛家稍近悲观,而儒家较乐观,亦犹道家稍趋消极,而儒家较积极。其内本一心则同。此下遂分程、朱、陆、王性学、心学之两派,然小异不掩其大同。亦可谓自孔孟儒家,庄老道家,以及两晋以下迄于唐五代之佛学,皆此一脉。全部中国思想史,主要精神即在此。皆内本一心为其出发点,则无大相异。

如上述,中国人论知识与西方有不同。中国人论知识,主会通为一体。西方人论知识,主分别为各门。此层余已在他处别论,今就本篇宗旨言,则中国知识,自先秦儒道,六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皆可纳入心理学范围。此一说法,现代中西双方,皆将不予以承认。唯为双方学术思想作比较,方便立说,最少不妨谓中国人求知,皆从西方人所认为的心理学一门进入。即中国人求知,其兴趣与路径,喜好由内向外,由近及远,与西方人之由外向内,由远及近者实相反。此可由双方思想史学术史作证,读者善自体会之即得。

亦可谓中国人求知路径,乃从心理学转入社会学。中国五伦,家国天下,皆然。社会一名词乃自西方译来,社会学乃成为近代建立一门新学问。但自由乃专指个人言,刑法则专从政治言。除却自由与刑法,尚有何社会相处之道。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意、心三者在内,身家国天下在外。先其内,然后及于外,正亦中国人求知由内向外、由近及远之证。格物物字义训,此处暂不深论。要之,为切近人生之日常事物则可知。故亦可谓大学之致知、诚意、正心应属心理学范围,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属社会学范围。而修身则介于二者之间,而绾合内外,使之成为一体。而格物则指凡事物之亲接于其身之四围者。依中国人观念言,学本无内外,故大学言“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身即其内外之合。

今若推此意言之,一部二十五史,上自黄帝尧舜,下迄今兹,绵延五千年,民族国家,日扩日大。修齐治平,一切作为,一切措施,有渐进,无骤变,传统弗辍,精神如常,正可谓此乃中国早有一门深允完美之社会学,乃得有此。亦可谓在中国社会学之内,并包有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各部门。在西方,社会学乃一独立名词,与教育、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学分门别类。在中国学术史上,则本无此等分别,亦无此等名词。中国学术以孔孟为儒家,庄老为道家,即以学者其人分,可谓亲切而有味。西方则以人之所学分,乃至泛滥而无归。此亦一近一远之别。中国又分经史子集,乃以时代书名分,亦为平易近人。实则经史合一,子集合一。非述而不作,即信而好古。志于道以游于艺,博于文而约以礼。为学即以做人,做人即以为学。以立以达,为己为人,吾道一贯。较之西方之学术分类,智识爆破,其意义价值,诚大异其趣矣。中国之社会学以现代人观念言,可谓早经发展达于成熟阶段,又与教育、政治、经济、法律诸学相融合一。而中国之社会学,又一切建本于心理学,此即谓一切人事,皆当建基立本于人心。故套用孔德语,则当谓中国科学,乃以心理学为基础。而最紧靠中国之心理学者,乃为中国之社会学。较之孔德为西方科学分类,正属首尾倒置,此又不可不辨。

兹再依孔德之科学分类依次递升,而及于生物与医药两门。中国人亦早对生物界有广泛之兴趣与精详之探讨。即就中国诗人之比兴言,其意义已极明显。故诗三百,首言“关关雎鸠”。唯中国人对生物界之兴趣,主要仍在其与内在人心有关。此层容当更端别论。其有关农事之生物方面,在中国亦极知研寻。此层亦暂不在此详及。对切身之医药学言,在中国亦早有成绩。姑举针灸为例。此一术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传。扁鹊先秦人,仓公汉初人,可知针灸一术在中国之远有来历。后代传人,又见后汉书之华佗传。又南史鲁爽被俘于北,以善针术见宠。唐书刑法志,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五脏皆近背,针灸失所,其害致死,遂诏无得鞭背。杜甫诗:“羸瘠且如何,魄夺针灸屡。”大概针灸一术,在中国至少已传两千年以上。最近始为西方医学家所知,然又疑其为不科学。纵其术已显能治病救死,而仍认为不科学。苟针灸常致人死,则其术亦必不传。其术既传达二千年以上,即有科学根据。唯其中奥妙,则仍未为现代西方科学家所知而已。吾友陆君,凭其针术,经美国内华达州诸医严加考问,由其州议会立法,准中医亦得悬牌。其他诸州继起,今已得五六州。由针灸图并知中国亦已早有解剖术,汉书王莽传有明证。而中西医理,乃复有其大不同之点。舍亲某夫人,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日服西药十种以上,病日甚。余介其就诊于台籍某中医,只切脉,不烦病人言,得其病患所在。谓西医治病象,余治病源。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皆有来源。异同主从,人各有别。服其方未两月,病大瘥。此谓病象,即庄子所谓之象外,病源则庄子所谓之环中。西医主分别,重其外。中医则主通体合治,重其内。此亦可为中西双方对求知兴趣路径之不同作证。今中医不受重视,并加鄙弃,群目为不科学。则中医之江湖日下,亦固宜然。

再次述及物理化学。中国以农立国,于水利工程特所注意。如四川灌县之离堆都江堰,凿自秦昭王时蜀守李冰,溉田达数县。其工程之伟大,抗战时避至后方者皆所亲见。屡有西方水利专家来访,中国人必问何以求改进。皆答如此工程,唯待长期研究,何遽敢言改进。中国地大,道路交通工程,如蜀之栈道,抗战时避难者亦多亲历。诸葛亮创为木牛流马,以供运输,此亦人人皆知。其他各地水利灌溉道路交通两项之伟大建设,几于不胜缕举。非深通物理学,何得有此成绩。西方化学多从中国方士铅汞炼丹演化。中国人为切身实用,西方人则认为乃宇宙真理所在。此亦双方求知兴趣与其路径内外远近先后轻重相异之一证。内容方法,互有不同。若必以西方为科学,中国为不科学,则其间实无一鸿沟可划。

最后及于天文地理两门,中国重农,授民以时,厝心历法。但孔德所谓之神学与形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则神学早已舍弃,形而上学亦未发展。中国人乃从日常人生窥觇宇宙,不如西方哲学之先从宇宙论降及人生论。故如哥白尼、伽利略发明新天文学,在西方备受磨折,在中国则极易接受。又在中国,地理学之发展,更远胜过天文学。天较远,地较近,故在双方进展先后又不同。又西方多注意自然地理,而中国则更注重人文地理。远自禹贡及汉书地理志以下,中国人研究地理,皆重人文一面,而成绩斐然,此不详为阐述。在西方,地理一课,隶理学院,最近有隶社会学院者,乃始与中国人所研治之地理学意味较近。又南宋朱子据化石言地质变动,事在西历十二世纪之开始,西方地质学,尚起在后。

根据上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之各部门,在中国亦已固有。唯双方求知心理不同,其兴趣与注意力有别,故其所得成绩,乃及进展先后,亦遂不能一致。中国方面因其以本身为主,故其知识常求融通和会,合成一体。而且因其亲接于人生,易使人兴感群怨,所知明,所欲减,人生易得一恰好之止境。大学所谓格物致知,知止而遂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收其放心而已。”而西方人求知,则驰骛向外,意在远处,遂使学问范围四分五裂,各成专门,不相会通。中国古人则曰:“文思安安。”未尝有文学、哲学各自分别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之想像。但在古希腊人,则文学、哲学显然分别。文学中如神话史诗,亦远离日常人生分别发展。中国古诗三百首,则均在亲接日常人生处,既不分道远扬,亦难各别门类。而且亦并无一文学独立观,诗歌即在礼乐中,即是政治教化会合中之一部门。文学一观念之兴起,则远在东汉后。而其在日常人生政教会合之一体中,则实际仍未独立。至言哲学,则中国并无其名,更无哲学独立其事。西方乃在各门学问与知识之日趋独立中回头来指导人生,中国则在通常人生之大体中随宜分别而有各项学问与知识之呈现。此为中西双方文化一大异趋。

西方科学,亦在人生远处分别钻研,由远渐近,如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渐至于生物学、心理学,而心理学则尚在初露端倪中。近代国人,震于当前西方一时之富强,而归功于其科学进步,乃谓中国从来一切学术思想,全不科学。中国古人在身心性命,人道政教,切近人生之会通合一处,逐步向前,逐步发展,自有步骤,而今人则全不加以体会。中国人从来由内向外,由合趋分之一求知大体系,乃全不为今日国人所了解。

最近英人李约瑟,创为中国科学史,亦仅以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其搜集材料,亦多赖中国人协助。然使此诸人在中国,恐不敢发此狂想。果有搜集,亦当受国人嗤骂。今由一英国人主其事,中国人乃以传译为荣。不知此书实无当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进展大体,亦与中国人求知精神之独特路径与其内在精神,无所发现。今若就中西双方之文化相异,进而深究及于双方求知心理上兴趣与路径之不同,在双方学术思想史上,可以有同一题材,同一论点,而其所探讨,则莫不有先后缓急轻重详略之相歧。则今日国人之所谓科学与不科学之分,殆皆一种目睫皮相之见。而李约瑟此书,较之百年来之国人见解,却亦不可不谓其宏通远过。此则言之诚堪深慨矣。

今果使吾国人能不忘旧统,遵其先辙,益加精阐,使将来中西双方有异途同归之一日,又有相得益彰之一境,则庶乎于人类文化,可以开新葩,结异果,将远超乎近代之所想像。此则绝非吾侪今日仅知舍我从彼者之所能预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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