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率以吾中华民族为守常而不知变自谴。其实吾古人早知变，早贵能明变通变达变，典籍俱在，随处可征，不烦缕举。尤要者，在知变又知常。常中有变，变中亦有常，中国古人用一时字，即兼容并包此常与变之两义。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易传亦言：“时之为义大矣哉。”中国以农立国，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敬授民时，即是敬授民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地处北温带，春夏秋冬，四季明晰，并分配均匀。四季又各分孟仲季，一年十二月，气候各有分别，并与农事紧密相关。故中国古人之时间观，并与生命观相联系。时间中涵有生命，生命即寄托于时间。时间属于天，生命主要属于人。中国古人所抱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观念，即本农事来。人中即寓有天，贵能以人事合天时，故曰：“人文化成。”此化字即包有天有时间，人文即包生命，于自然中演出人文，即于人文中完成自然，故中国古人于同一事中即包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观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并不专指兵事言，乃可通指一切人事言。就农业民族之观念，气候固极重要，但必兼土壤。气候土壤固极重要，但又必兼人事。苟不务耕耘，则天时地利同于落空。而耕耘则贵群合作。百亩之地，必治之以五口之家。夫耕妇馌，男童司牧，女童司守门户。不仅如此，牛马鸡豚，在一家生事中，亦复相和。而稻麦五谷，尤为生事所赖。稻麦之生长成熟，更见与天时地利人事一体相和。其事则必经历有时间之变，而变中必有常，可以资人信赖。故曰：“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人事既尽，而天心亦即已在人事中。不尽人力，则天意亦不可恃。故中庸曰：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苟非有地，则天亦落空，故中国古人必兼言天地。但苟非有人，人不能和，则五谷不生长，既无人文之化成，则兽蹄鸟迹，草木茂盛，只为洪荒之世。故中国古人言天地，又必兼言人，而合之曰三才。此种观念，其实乃是一农业人之观念而已。

旷观此世，人类所生，不仅在温带，亦有在寒带热带生长者。寒带人仅能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迁徙。不能安居，斯不能乐业。人事仅若为生命之奴，不为生命之主。其去禽兽之为生不远。热带人气候薰蒸，长夏炎炎，神昏欲睡。而采摭野果，亦可饱腹。故其心所忧，不在其身。好静处，好冥思，视人生乃如一负担，转求摆脱，求出世。故印度乃产生有释迦牟尼之佛教。

人类最适生长在温带，然使其占地不广，耕稼区域狭小，仅赖农业，生事不易满足，于是转业工商。偏重制造，向外贸易。如西方古希腊，其人集居城市中，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器。农人在城市外，不为群所重，视之如奴。工人成器，出外贸易，又必远越重洋，其主要目的地，仍为其他民族中之城市。于是其生活观念，不重在民族分别，专重在城市与乡村之分别。人生拘束于城市小范围中。天地大自然，转若外于人而存在，与人生若疏远，不见为亲切。故希腊哲学家，每分宇宙论与人生论为两套，从宇宙论降落到人生论，人生与宇宙，像是二而非一。沿至近代，科学兴起，乃主以人生战胜自然，与中国古人之天人合一观，大异其趣。

又如西方古代犹太人，流离为生，备受压迫，历尽艰辛，人世无望，转而期望于上帝。认人类乃以罪恶而降生，犹太人之前途，必赖上帝而得救。耶稣特扩大此观念，谓上帝所救，当属全人类，不限于犹太人。然其分别天人，上帝只管人死后，生前在此世界中，仍由罗马皇帝凯撒管。耶稣亦犹太人，此乃其一种无可奈何心情之流露，亦即证人世之在充满罪恶中。穆罕默德为阿拉伯人，经商沙漠中，承耶稣而起，创为回教，意态转强。唯其视尘世为罪恶，以出世为究竟，则与耶稣无殊。

上述佛、耶、回三教之信仰，皆不产于温带之农业社会中。印度固亦有农业，但生事易足，勤劳不受重视，乃感人生空虚乏味，易起人生厌倦心，故佛教虽主出世，而不尚天堂，求归涅槃。是人心之随于其环境中天地人三要素之和合而各生变异，岂不即就此而大可证明。又如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虽亦以农业产生文化，但尼罗河下流之泛滥，与巴比伦双河之灌溉，其占地面积，较之中国河、济、淮、江四大流域之广袤宽宏，差别太巨。故唯中国之农业文化，乃独出迥异于世界古今其他诸民族之上，而自有其非常特殊之成就。

唯中国自古即成一农业大国。即在封建时代，亦有其封建之统一。虽在社会上有贵族、平民两阶级，然平民主生产，贵族主政教，两阶级分工合作融成一体，农不为奴，而政则以农为本。吕氏春秋十二纪，小戴礼记月令篇，淮南王书时则训，汲冢周书时训解，虽诸书皆出战国后，但远溯之古诗豳风七月章，会合而观，足征古代中国人生要务在农，政府法令教训，亦重视农，社会风俗亦发端于农，归宿于农业。月令篇有曰：“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人群纲纪，即俗称道理。而中国人之传统观念，则道与理一本于天，由此天地大自然而人文化成。人类文化乃得赞化育，参天地，而与天地合。此可谓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特征。

故欲探讨中国传统人生，必注意其社会风俗。欲探讨中国社会风俗，必注意及其天时气候节令。此皆与农业有甚深关系。而中国人论卫生修养，起居饮食，必慎必戒，所宜所急，亦随其气候节令而变。生命从大自然来，即在大自然中长成。人类生命，亦如五谷稻麦牛羊犬马。中国古人，认为天地大自然，只是一阴阳五行。生命亦然。故中国人论生理、病理、药理，无非此阴阳之顺逆，五行之生克。天人相通，万物一体，亦如一身之五官四肢、五脏六腑，同属一体。中国古医书如素问灵枢本草，通天通物，莫非此意。中国人治学尚合尚通，西方人治学尚别、尚专。西方人言生理、病理、药理，亦从专处别处寻究。中国人言眼疾通于肾，或其他内脏。西方人则专治眼，若可外于其身而治，治身亦若可外于天地大自然而治。此亦见中西双方文化精神一大相歧。此因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农则必外通天地以为业。西方文化建基于工商，可以封闭于室内与都市，若可隔别于天地大自然。故中国人生，必纳入自然中，贵能顺应自然。西方人生则与自然划离，而求能战胜自然，克服自然。

工作业务如是，营养卫生，消遣娱乐亦如是。整个人生不外此三部分。中国人把此三部分全纳入大自然中，必顺应天时，配合节令。如读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荆楚岁时记等书，可悟此中消息。故中国文化中之全人生，无不与外面自然环境乃至天时气候相配合，此实一种极具体极客观之科学，而亦极富艺术情调。故农业人生，本极辛劳勤苦。但中国人能加之以艺术化，使其可久可大，可以乐此而不疲。又自艺术转入文学。如读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赵孟頫之题耕织图，欧阳修之渔家傲词，亦各十二月分咏。随时随事，无不可乐，人生可以入诗入画，复又可求。

中国人爱栽花赏花。花之生命，最与天时气候节令相配合。而又有其各别之个性。欧阳永叔诗：“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开，我欲四时携酒赏，莫教一日不花开。”中国民间，因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自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一月二气六候，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各有每一花之风信应之。最可注意者，此二十四番之花信，不始于春，而始于冬，小寒即有梅花、山茶、水仙，循此以往，迄于谷雨之牡丹、酴醾、楝花。尤以梅花凌寒而开，为群芳之冠，最为中国人生理想之代表。画家有四君子与岁寒三友，古今诗人，莫不以咏梅为最足寄托其高情雅志。佳句名什，流传唱叹，何啻千万首。此乃天地大自然赋与人类生命一番最深切最著明之大教训。就哲学论，乃自宇宙至人生，融通合一，贞下起元，绝处逢生，一最大象征，最高辩证法，而亦为最具体，最客观，最富科学性的眼前实例。此一大真理，诚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而中国因其为一农业民族，地居北温带，目击心存，不言而喻。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持续，五千年以来，继继承承，不衰不辍，此其得于天地大自然之所赐者独厚，即此一端可见。

何逊诗：“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农事必重天时，花事同亦重天时，人生万事何独不然。中国文化以人生为本位，而天时在中国人心中，乃成为惊心动魄之唯一大事。所以中国人独能知常又知变，知变又知常。常与变融为一体。试诵何逊惊梅之句，岂可复疑中国民族乃守常而昧变乎。又如文天祥诗：“满天风雪得梅心。”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正值满天风雪之候，然而吾国人之能得于梅心者，又何在。实则梅并无心，仅一自然，乃移人心为梅心，此始透入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文学之极深处。今日吾国人乃摈弃此等，不加理会，则诚大可惋惜。

上述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既富自然性，亦富生命性。因其地居北温带，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均匀。上自政府法令，下至社会风俗，乃及各私人之卫摄修养，娱乐消遣，以逮艺术文学，靡不一贯相通，和洽相成。人生之与天时地宜，莫不调协。人类文化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姑再从一年十二月春夏秋冬四季各项节日言之，亦大可见其涵义之平实而深邃。春者蠢也。一切生命，皆由是蠢动。而农务工作，亦始于春。中国人言，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只此一事。有常有变，而又有信。人之在天地大自然中，乃得融成为一体。朱子言：

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

又说：

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义。在秋则见其有个成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

又曰：

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遂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

人之为人，必从人群中为之，此孔门所以提一仁字，而郑康成以“相人耦”释之是也。又必在天时大自然中为人，此朱子以春为仁是也。实则天地万物，何尝皆始于春，朱子所言，亦只是农业人观点。然而自有其不可轻蔑之大意义存在。即以人心窥天心，而谓天地只是一仁。然则人生固不自罪恶降谪，而天地之生万物草木鸟兽，亦并非为人而生。此与耶教义大背。近代西方人，稍窥中籍，亦知以生机说宇宙，唯中国人有之。此又与西方哲学科学不同。西方科学家探讨自然唯重物理。宗教家则一归之于神，哲学亦不以生机说宇宙。唯吾中国，乃以生意生机说宇宙，宇宙即不啻一生命，人类生命亦包涵在此宇宙大自然大生命中。物理神化，皆是此宇宙大生命之所表现。非宗教，非科学，人生与自然不加划分，亦非西方哲学之比，而独有其天人合一之特殊观。然言春必及耕，不忘劳作，劳作亦自然。而人之所以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者，则亦在此矣。

春令佳节，孟春有元旦、人日、上元，仲春有社日、花朝，季春有上巳、清明、寒食。凡诸季节中，重花或重月，主要更重在人。或由政府命定，如社日。或由民间自创，如上巳。然既成为节，则亦官民同之。上巳为修禊之日，春气已暖，灌濯水边，以祓妖邪。不仅为戏娱，亦为健身卫生。健身卫生，亦必依于四时，而随其所宜。据韩诗章句，其俗盛于春秋时之郑。论语四子言志，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暮春浴水滨，其俗鲁亦有之。一地之俗，如风之播，遍及全国。亦如寒食起于晋，而亦遍及全国也。然曾点所言，孔子所叹而与之者，较之读郑风所咏，则已确然见其有殊矣。王羲之兰亭集序，上巳修禊之俗，至是而大定。其文传诵后世，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凡中国社会四季佳日令节，各有其畅叙幽情，放浪形骸之所在，则莫不有一番宇宙论人生论哲学，乃及深厚之艺术文学心情流贯其中，实无往而不寓其赞化育而参天地之意义。

夏乃大而叹美之辞。万物壮大昌盛于夏，中国人亦归其功于天。故释名云：“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夏令节日，孟夏有立夏，仲夏有端午、夏至。月令有曰：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夏至为日长至，阳气盛至于极，中午为其分界线，从此以下，日渐短，夜渐长，微阴由此暗滋。生命旺畅已达最高度，而收缩死亡之运亦随而起。人生到此境界，不能因生机旺畅而自骄自纵，唯当斋戒静定，遇事以谨备节伏为主。故虽自然有阴阳之变，而人道则唯以中和为常。不当以眼前一时自限，而贵能贯通之于时时。中国人最大人生意义，最高文化成就即在此。易系辞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端午起源甚早，最先似与屈原无关。南北朝梁王筠，北齐魏攸，皆有诗咏端午，皆不及屈子。中国人之四季佳节，固是一依天时气候而定，然亦多牵引历史人物故事，如寒食之介之推，端午之屈原皆是。即各处名胜亦然。此亦中国文化传统天地人三才并重之一例。然如孟尝君故事早与端节有关，但后世社会终不于端节中拉入孟尝君，此亦见中国文化传统衡评历史人物之高下大小，出于社会公心。此层亦值加以参考。而四季佳节涵义之递有加深改良之所在，此亦文化演进一象征，则更值注意。

中国人于四季，尤于秋若有特殊之兴会。犹忆幼年读楚辞宋玉九辩，开首即曰：“悲哉秋之为气也。”余生长农村，颇怪春夏秋冬平平而过，乃不知秋气之可悲，此后遂知注意时令节气。及读书稍多，乃知汉武有秋风辞，其结句乃曰：“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春气方生，秋气渐老，自春迄秋，此固可悲。然中国人之体会于四季中之秋气者，其意犹不止此。及后读潘岳秋兴赋，杜甫秋兴诗，以及刘禹锡欧阳修之秋声赋。而尤深感于淮南缪称训“春女思，秋士悲，知物化矣”之一语。农事当秋而收，有收成义，但亦有收敛义。春秋繁露亦云：“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试观世界诸民族，在其文化演进中，有成而终无成，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其病乃在缺乏一番严肃收敛之秋气，不怀有一种悲凉苍老之气氛，得意向前，遂无收杀。近人之只知有向前与进步，是亦不知大自然之不能仅有春夏，而更无秋冬也。唯中国得天独厚，生长在此北温带广大地区，四季分配，均匀明白。天地大自然之所昭示于人者，至深至厚，至通至达。宜非今日人类所信奉而盛行之任何一派宗教，任何一套哲学之所能比伦。

在秋令诸节中，有立秋，有七夕，有中秋与重阳。梧桐叶落，天下知秋，此为立秋。履霜，坚冰至，此为霜降。中国人观微知著之智慧，亦胥从此等节气中得来。上巳之浴水滨，重阳之登高，亦胥于戏娱中寓卫摄养生之义。而中国人凡遇佳节，又必连带及于花草，此不仅供观赏，尤因花草同有生命，有个性，可予人亲切之感兴与教训。徐积诗：“雪圃未容梅独占，霜篱初约菊同开。”中国人重梅，亦重菊，正为其能在雪霜中茁奇葩，敷异采，更著生命精神。而重九之菊，又与历史人物陶渊明有关系，犹如上巳之兰花与王羲之有关系，其涵义乃更深。若仅以重九登高为一健身运动，则登高固可无菊，更不必知有陶渊明。而如今日运动会乃有希腊古俗奥林匹克之圣火，亦见风俗转移，在文化意义上，大可作升降之衡量与探玩之一端。

冬，有终意。万物闭藏，贵于安宁以养。尔雅：“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冬日之安宁较之秋日之收敛，又不同。尔雅又曰：“十月为阳。”注曰：“纯阴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荆楚岁时记称十月曰小春，此乃由经典演而为流俗，其中尤见深义。在中国人心中，无时而无阳之存在。郢中歌阳春白雪，殆亦谓白雪中犹有阳春之存在。是其称十月曰小春，亦见渊源之有自矣。苏轼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此亦咏十月。其时则夏荷秋菊，均已凋零。欧阳修所谓“莫教一日不花开”，而所开之花，又必求其各具特性，则至十月，终不免若有遗憾。唯天地间既有此一段生命存在，则必有其一番光采精神之发露。苏诗正为弥补此遗憾，非谓只是橙黄橘绿乃一年之好景，乃谓四季十二月无不各有好景，即如十月之橙黄橘绿亦是。程颢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万物既各皆自得，四时自同有佳兴，而人亦同之。此处佳兴之兴字，即诗经中赋比兴之兴。仰观宇宙之大故能兴，俯察品类之盛故能比。由天地大自然引起人生佳兴，并亦可与万物比并。远自古诗三百首以来，中国人所特有之人生妙义，即常在诗文中显现。故不通中国之文学，即亦不知中国之人生。而近人乃复以吾自古以来之文学传统，比之为古冢中枯骨，目之为死文学。则余此所引，宜亦索解人不得矣。

冬令节日，孟冬有立冬，仲冬有冬至，季冬有腊日，有除夕。月令曰：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此正与夏至同。如何处夏至，与如何处冬至，季节固已大变，而人生仍自有常。唯夏至言止声色，而此言去声色。夏至言节嗜欲，而此言禁嗜欲，则又加谨之至矣。

然知有谨之一面，又当知有兴之一面。邵雍诗曰：

冬至天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

周易有分指十二月之卦，复卦指十一月，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故邵诗云云也。剥卦五阴在下，一阳在上，为九月。坤卦六爻皆阴，为十月。而尔雅谓之阳月，说已详前。坤之彖有曰：“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生命从天地大自然中来，故必须承此自然，乃得安全其生。又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凡仅知有春夏之阳，不知有秋冬之阴者皆即是迷。而仅知秋冬之阴，不知有春夏之阳者亦皆是迷。消息盈虚，无往不复。故易为变易，又为不易，又为易知易行。人生自然大真理，既有变，又有常，而又为人人所易知易行。此唯中国地居北温带，四时之变，明白均匀，而以配合之于农事，乃独能得此变易不易又易知易行之三真理。而其渊源又甚古，当尚在唐虞三代以前。中庸有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四季十二月节令变化，此即天地之诚。人类生命，即安住长息于其中，宜当自明此理。中国古人乃即本此以为教。孔孟老庄无不然。而社会流传四时佳节，一切饮食起居，消遣戏娱，花草玩赏，诗歌吟咏，以及医药疗养，建筑疏浚，种种人事，莫不于此归宗。所谓化民成俗，固不仅止于农事。此所以中国文化传统，有其道一风同之大成功，有其继志述事，不息不已之大影响，而非其他民族仅尚宗教信仰与哲学思维之所能企，此中国人之所以为得天独厚也。

人之处四时，处春秋易，处夏冬难。中国于夏至后有三伏，冬至后亦有三伏。杨恽文：“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此文中之伏字，乃冬伏，非夏伏。伏者，伏藏义。冬夏皆须知伏藏，杨恽或所不知。然田家作乐，羊羔美酒，亦俗之所不废。中国人生，主尚平衡，中和即平衡义。中国文化中所寓人生大义，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虽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行。皆当于此等处参入。

邵雍冬至之诗又曰：

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世间难下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岁以天象言，岁星年行一次，十二年而周。阳历以日南至为一岁之终始。豳风七月：“曰为改岁，入此宝处。”中国人又以冬至祀天，即如今西俗之耶稣降生，定在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离阳历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冬至，只隔一两日。西方人之有耶诞，亦犹中国之有冬至。陆游老学庵笔记，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故中国人极重冬至，即重阳历也。禾一熟为一年，中国人重农事，故改从阴历。除夕方尽，元旦随起。除旧布新，天运循环。阴历二十四节，取名曰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所取名，皆与农事及日常人生有关。上述二十四番花信风，即从小寒起。是中国从汉武帝时，虽决然一依阴历夏时，而阳历中之重要点，亦复保留。自今断然改用阳历，然社会习俗于阴历诸节令，亦终不能尽废。今社会乃有不重冬至与元旦，而改重耶稣诞日者。然从此乃与天隔绝，祀天之礼，毫无意义，必待耶稣为之作仲介。此则有合于宗教信仰，而无科学为之证验。抑且中国民族又尚急切不能完成为一耶教民族。此诚邵雍诗所谓“此际易得意，世间难下辞”也。唯其易得意，故中国人于冬至与元旦，可以不烦多言。唯其难下辞，故宗教神学之外，犹须有哲学，以阐申此宇宙人生大理，而终亦彼此牴牾，莫能论定耳。

近人好论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之分别，然只就经济观点言。若改从文化观点，则当另有更深意义。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即已农工商三业并荣，大都市兴起，不得单目之曰农业社会。然中国传统文化，则必然当归之为农业文化。即以本篇所举一年四季诸节日之由来，及其涵义，与其影响所及，岂不见农业之与工商业，在中国文化涵义中，乃有其甚大之区别乎？

即如星期休假，中国今亦盛行，一若天经地义。虽七日来复，固已见于易之复卦。然谓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乃天运之自然，与今以日月五星为七曜者大不同。七日一周之说，亦始于犹太教与耶教，罗马人用之，乃通行于世界。六日工作，一日休息娱乐，在工商社会，争取时间，仅以日计，不论岁时，其事较之教堂礼拜，更若相宜。要之，西方文化，可以自限在人事圈内，而中国则一切人事必会通于天地大自然。何以必七日一休假，实无大意义可言。

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其政府亦知重视中国社会习俗，于星期休假外，凡属中国四季节令，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元旦，莫不定为假日。虽若有损工作，然人生佳兴，多所保留，转于工作有益。今日吾国人，凡遇一切旧传统，皆所鄙视，乃有斥此等为迷信，为习俗守旧，既背宗教，又不科学，亦并无哲学根据，乃主一并禁绝。甚至阴历元旦，偶有活动，亦以违反政府法令为诟厉。然则吾民族生命文化传统绵亘四五千年以来，礼失而求之野，社会习俗，源远流长，递禅已久，乃一无考竟之价值。而建元立极，赤地开新，可以舍己从人，唯政府一朝法令之是遵。即绳以所谓世界民主潮流，宜亦无此途径，此则仍有待于吾国人贤慧之有所斟酌抉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