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于新闻界，是仗着狄楚青、陈景韩两人之力，前章已说过的了。楚青是一位世家子，一位才人，一位名士，逝世以后，至今常为人称道。不过毁誉参半，在今时世，虽贤者亦所难免。我在时报馆时，和他朝夕相见，今就记忆所及，略述所知：

楚青名葆贤，是前清一位举人，兄弟二人。其弟号南士。在戊戌政变以前，他在北京，与许多名流相结纳。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名列其间。那个时候，康梁名重一时，拜康为师者甚众，他也算是康门弟子，其实是泛泛的，不过他与梁启超等，则甚为莫逆。又以他自己的才华，与夫家世门第，交游甚广，均为当世名流，而大家也都乐与之游。唐才常武汉之役，他也预与其事，唐失败被戕，他遁走日本，改名换姓（改姓高），又在日本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事渐寝息，他便回到上海，筹备开设这个时报馆了。

我先谈谈楚青的家庭，他的夫人姓陈，出于杭州世族人家，也颇贤惠，却一连生了六个女儿。楚青常说：“古人有言：盗不偷五女之家，我有六女，可以无忧了。”（那个时候，常来时报息楼，如开务本女塾的吴怀疚，开城东女学的杨白民，都有五六位女儿，我笑他们：“昔人打油诗中句云：『专替人家造老婆』，可以移赠呢。”）但楚青有一位如夫人，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楚青又不喜欢他，说他愚笨。其实这位世兄，人颇规矩，只是太拘谨老实一点，报馆里从未来过，我家里却来过两次，其时年在二十左右呢。

但是楚青很爱他的小姨陈女士，陈女士聪慧有文才，且貌亦佳丽，于是遂蹈“先弄大姨，后弄小姨”的故事。此在古名人亦常有其事，亦有姊妹同嫁一人者，古之英皇，先有其例，无足异也。但他初则瞒着夫人，以陈女士尚在某女学读书，后来就别置金屋了。密叶藏莺，终究为夫人所侦知，大为不悦，可是木已成舟，况且为自己妹妹，也只好听之而已。我想这个时期，是楚青最高兴、最得意时候，办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开民影照相馆，映上海各名妓照片，也正在此时呢。

既而楚青与陈女士诞生一子，举家欢庆，大有天赐麟儿之感。而这个孩子玉雪可爱，聪慧出众，他父母的钟爱，那是不必说了。谁知“福兮祸所倚”，却发生了一场大惨事。在这位儿童扶床学步还未到三岁的时候，他们雇用了一个稚婢，专门是看护扶持他的。那一天，不知为了烧什么饮料之类，他们利用火酒炉，整大瓶的火酒，安放在一间空楼墙角边。那个稚婢，抱着这位小少爷，到楼上去装火酒，不知如何，一个火星流落在火酒里，火酒瓶打翻，满地尽是火，这一位爱儿与稚婢逃避不及，两人同罹于难。

这场祸事，无论何人遇此，都要感到悲惨，不用说楚青与陈女士了。那时候，楚青便如痴如醉有好几个月；又病了一场，报馆里也难得来，来了也茫茫然莫知所措。有时，他托他的令弟南士来，那总是在深夜。因为距离时报馆不远，在福州路（俗称四马路）有一家华商总会，时上海最老的一个总会（那时上海还没有俱乐部这个名称，俱乐部是日本传来的名词），这个总会领有工务局照会，可以打牌，可以吸鸦片，还可以叫局（即召妓侑酒）。别的总会，虽可以打脾、吸烟，但不可以叫局的。这个总会，入会的都是上海绅商名流、高等人物（外国人称之为有体面商人），南士每夜必到此，因为他有阿芙蓉癖，既可打牌，又可抽烟，半夜到时报馆里看看，亦殊便利呢。那时还有个笑话：有一位朋友向我说：“今天在早晨九点钟，看见南士在南京路上徘徊，他向来上午不起身，大概有什么特别事情吧。”我亦引以为异，既而思之，恐怕是他在总会出来，还没有回家睡眠吧。询之果然。

且说楚青以爱子夭亡，中心惨怛，任何人遇到了这种事变，不能不悲戚。幸而他是学佛的人，对于佛学的研究，也可以自解悲怀。谈佛学者必曰“了生死”，人生寿命，有如弱草栖尘。凡情感中的悲哀，也和欢乐一般，随时间而趋淡。不过楚青每喜谈鬼神因果的事，这在他前所著的“平等阁笔记”中，也写过不少了，都说是从佛学中研究得来。他常常和我谈及其子的夭逝而火化，是投胎转刦云云。又说：“他的母亲，常常梦见其子，与之谈禅理，颇多澈悟，劝母勿悲，他日同上灵山。”三岁小儿，俨如禅师，但楚青娓娓言之，我虽不相信，然亦不加反对，我想他能以此自慰，当可稍释他的悲念。这时候，他与陈女士的关系，也不瞒人了，他常称道陈女士对于佛学的深邃觉悟，比他精进，我从未见过陈女士，则亦颔之而已。

凡皈依佛教的人，在其本名之外，必另起一名，他们称之为法名，此所谓法，则是佛法而非世法。那好像现在读外国书，说外国话，常与外国人交际的无男无女，也必须有一个外国名字。这个法名，大都由他所信仰的师尊所锡，亦或为虚窒的神佛所赐。楚青于当时所著名的高僧禅师，往来接触的不少，我都无所知。记得有一位名字唤作谛闲的，他常常道及。楚青的法名，不知为何，陈女士的法名，则我知其为“观定”两字。佛教有许多宗教，什么大乘、小乘等等，楚青所修的云是净土宗，吃素念佛，是其不二法门，我不是佛教徒，所说的大都是门外语了吧。

数年以后，陈女士也逝世了，佛教中则称之为“圆寂”，也没有世俗中所有举殡开丧的仪制。我见楚背写了长长一篇的悼文，恭楷精印，中述禅理，语多解脱，似亦有陈女士的小影。最特异的文中称陈女士为定师。夫妇之间，原为敌体，但古人亦有以妇称夫为夫子者，如“孟子”上的“必敬必戒，无违夫子”的古训。至于近代在女学校里教书的先生们，教教书教出了爱情来了，我所知道的如徐卓呆、叶楚伧、鲁迅诸君，其夫人尊敬其夫，亦仍以师礼尊之而呼之为师者。至于呼妻为师，那真是狄平子的创作，而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了。

自陈女士逝世后，楚青意态更为消沉，脾气也不大好，家庭之间，亦不甚融和。因为他自己吃素，而强迫全家亦吃素；因为他自己念佛，而亦命全家都念佛。譬如说：他的女公子辈都在青年，都在女学校读书，而欲令之长斋礼佛，未免太不近情理了。谈起吃素念佛，一般新人物斥之为迷信，但我倒并不十分反对。在我小时节，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她们都是吃素念佛的。每一个月里，至少有十几天吃素的日子，吃素是有戒杀的意思，戒杀即是仁心，所谓“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儒家亦有此语。念佛是一心皈依，收摄妄想。我祖母和母亲，她们也无所谓净土宗、什么宗，只知道吃素念佛，是信善奉行，没有教我们儿女辈定要遵从呢。

狄氏的创设时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气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他们以为改革以后，读者将不欢迎，而且对于广告有窒碍。这两个老爷报，都执持一见，他们原以广告为养生之源也。但人心总是喜新而厌故，时报出版，突然似放一异彩，虽然销数还远不及申、新两报，却大有“新生之犊不畏虎”的意气。他注意于文艺界、教育界，当时的知识阶级，便非看时报不可了。初出版的几个月，第一版所谓封面广告，全是各书局的出版书目。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订有合同，以月计，其时正发行教科书，广出杂志。后来商务又规定每日出书两种，而订定必登在时报“报头”之傍，他报不登也。各学校招考学生，每年两期，亦专登时报，他报不登。至于洋行广告、香烟公司广告、大药房广告（卖假药，欺骗中国病家，利润极厚，非登巨幅广告不可），那时不会光顾时报的。

在我进入时报的时候，正是欣欣向荣的日子。以言时报的销数，在本埠当然不及申、新两报，然在外埠则比申，新两报为多。以苏州城乡各区而言，都看时报；楚青在北京有基地，有分馆，也有有正书局，呼应较灵，此外苏州、杭州、也都有分馆，规模较小。他那时每日到报馆来，说笑话，讲故事，习以为常。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们两家的故事吗？”我愕然，答以不知。

他道：“你知道包拯与狄青两人，在宋朝同时出世吗？包是文臣，应是一位白面书生，何以生得像一个黑炭团？狄是武将，应是一员黑脸大汉，何以变成一个小白脸，因为怕吓不倒敌人，甚至要戴上铜面具上战场呢？”我又答以不知，愿闻其详。他道：“原来包拯是天上文曲星，狄青是天上武曲星，两位星君，闲来无事，在南天门外，互抛头颅为戏。正在玩得有兴趣时，忽然太白星君传下玉皇谕旨，命两位星君火速下凡。两星君急不及待，各将手中的头颅，戴上头去，谁知是两人的头是互易了。”

这种神话，不知是他在那些神怪小说上看得来的？或是他杜撰出来的？他又续说道：“后来包拯与狄青在宋朝干了一番事业，便即归位了，大家也就把头颅换回来，所以你白而我黑了。”我说：“我们也不必谈知白守黑了，你也不是黑面孔，我则已变成黑不黑、白不白，变成了灰色面孔了。”我的这话，也不是没有来历的，原来那时上海的“新舞台”正在排演一部新戏“包公出世”，头本、二本，排日唱下去，故事是乱造的，演出青年的包公，是光下巴，不带胡子，面孔就是既不黑，又不白，而变成灰色了。他们以为年青不能太黑，素以黑脸著名的又不能太白，于是弄成这个满面晦气的样子。我说：“你们侮弄包公，他是阎罗天子，谨防半夜派鬼使神差捉你们去审判呢。”

在辛亥革命时期，时报的声光，就稍有减色，大家总说它是保皇党的报纸，无论如何，总是白圭之玷。其实在革命以前，康党的股份早已拆出，但总不能塞悠悠之口。不过楚青在国民党中，友朋知交亦多，颇能原谅。最使他抱憾的是陈景韩的离时报而去申报。因为景韩是他最信任的人，不但关于时报编辑上的事，即业务上，也时与景韩商量。还有，像景韩那样忽然不别而行，只身走去东三省，人家目之为怪人，他亦不以为意，说他素有这个怪脾气，不足为异。现在景韩忽然离他而去，使其心中懊丧可知。尤其可恨的，事前一些不给他知道，把他瞒在鼓里，及至披露，则已无可挽回。所以他对于史量才恨如切齿，从此不与他谋面，若非保持绅士态度，真要与他扭住胸脯，打斗一场。

一直到史量才被刺死后，发丧那一天，他倒亲自来吊奠一番，送了一幅陀罗经被（在前清要皇帝钦赐的，现在民国时代，他的有正书局里仿制的）。那天我亦在那里，问他有无挽联？他欺口气道：“人已逝世，寃亲平等，还造此文字罪过？”

坦白地说：申报的改革与发展，实与时报大有损害。因为以前的申、新两报，暮气已深，不肯改革，所以时报可以别树一帜，一新读者耳目。现在申报有了改革、新发展，实大声宏，举时报的所长一一而攫取之。史量才原来是时报息楼中的常客，所有时报的一切技俩，他窥视已久，现在智珠在握，一经运用，宛转如意。譬如王远庸的“北京特约通信”被夺取；各学校、各书局的联络；那都是时报命脉所关。加以申报那时的蓬勃新气象，又有后台阔老板，商业资本家，时报岂能望其肩背。

更有时报那个息楼，从前闹闹嚷嚷，此刻冷冷清清。辛亥以后，做官的做官；受职的受职，此外的人，也都跑申报而不跑时报了。但申报却没有这种俱乐部型的组织。史量才觉得那种组织与一个大报馆不相宜。他有一间很大的总经理室，里面空空洞洞的只有一张大写字枱，也没有什么沙发椅子，仅有几张圈椅。他每天下午两点钟来，五点钟回去，平时是锁起来的，有一个茶房专管理这间屋子而伺候他的。有几位老朋友，也在这个时候方能见到他，至于编辑员，便难得和他见面了。我想：像这样才是一个有气派的大报馆总经理吧。以之与时报相此，量见时报有寒伧相了。

我还记得一件可笑的事：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还未流行汽车，那几位报馆经理先生，总是出门坐自备人力车一辆。新闻报馆经理汪汉溪先生最节俭，他在清朝，曾经出仕过，有时上司过境，他还去迎接。有人说他戴了红缨帽子，坐在人力车上，殊不雅观，劝他坐马车，他也不许。及至汽车渐渐流行到上海来了，豪商钜贾，出门便非坐车不可了。史量才接收老申报后，便坐汽车；席子佩开办新申报后，也坐汽车。新闻报是上海新闻界巨擘，经人劝说：不能示弱于新、老申报，汪汉溪也不能不坐汽车了。于是依次及于时报，当时上海一般口碑，申、新、时，三家并称。

许多朋友都劝狄楚青坐汽车，楚青迟迟疑疑，他说：“汽车常常撞死人，我们报上不是常常责备坐汽车的人吗，以佛家言，亦是一种罪过也。”后来不知如何，为人说服，居然也坐起汽车来，刚坐进汽车里，口中就喃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频频叮嘱他的司机道：“开慢点！开慢点！”司机道：“老板！开慢点与开快点是一样的。”暗示要出毛病不分快慢。后来果然出毛病了，不知如何汽车被撞了一撞，挡风玻璃板碎了，还好面部受有微伤。他说：“这回是菩萨保佑。”从此就不坐汽车。他的汽车那里去了？不知道。

后来我看他对于时报，渐有厌倦之意，幸而他对于有正书局兴趣还高。用珂罗版印名画集，由他创始发起，是精心结构之作，不惜向收藏书画名家，徵集印行，这个颇足嘉惠于一般艺术之林的。有正书局也搜印了许多的古本书籍，有的已经是孤本，有的亦早已绝版了，即如八十回“红楼梦”，亦于此时出版，引起后四十回是否高鹗所续的争论。曾孟朴的“小说林”出版所结束，他做官去了，将“小说林”所出版的书，以三千元全部抵押于“有正”，因此“孽海花”的再版亦是有正所印行。及至孟朴罢官，与他的法国留学回来的大公子虚白，再开“真美善书局”，方向有正书局赎回，所以当时常能以有正书局的盈余，济时报一时之困。到了后来，时报日处窘乡，楚青再也不能背这个烂包袱了，只好挥此慧剑，以求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