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十七岁踏出了学堂门，为了生计问题，奔走衣食，所就的职业种类，可也不算少。但是都没有悠久性，少或一年，多至三年，又顾而之他。只有在上海的时报，为期可算最长。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服务至十四年之久，要算是最长的了。而且即便与时报脱离以后断断续续，一直与新闻界为缘。从前有人说：新闻界也是一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一浸，便很不容易脱色。这也未必然吧？我有许多新闻界的老朋友，早已跳出这个圈子了。不过我还是执着，对于这十余年来的时报，至今还寤寐不忘。

从前上诲的报馆，那有现代报馆的设备完全，规模宏大。即以时报的编辑部而言，最初只有一位总编辑（以前称总主笔），是罗孝高君。罗君脱离后，实在没有什么总编辑名义，编辑部就是三个人主持，一编要闻，一编地方新闻，一编本地新闻。自我进时报以后，陈景韩编要闻，我编地方新闻，雷继兴编本地新闻，（那个时候副刊也还没有咧，但狄楚青有些诗话、笔记之类，则附录在新闻之后），此外却有一位翻译，两位校对，论说是请馆外写的，三位编辑员每人每日写一时评，只此而已，但报纸却每日要出三大张，好像并没有什么紧张。

而且时报馆还附属了一个带有俱乐部性质的息楼。几位编辑先生在工作的余暇，常常溜到息楼去，与来宾谈天说地。后来息楼里索性流行了叉麻雀、打扑克，楚青也一持放任主义。可是报纸也照常编得齐齐整整，并没有什么歪曲、错误，有时也颇多精采之点。并且我们这位陈冷血先生，脾气古怪而突兀。有一天，无缘无故，忽然失踪了。他的第一夫人，早已故世，尚未续娶，孑然一身，住在报馆里，那天报馆里找不到他，到雷家去问，也不知其踪迹（雷继兴太太，是景韩的姐姐），众皆错愕，幸而楚青接到邮局寄来一封信，说是告假出游几天，也不说去了那里，大家知道他的性情，也暂安心。后来接到他一封信，却从东三省寄来的，他一人遨游于白山黑水之间去了。

我在时报馆，自己分为前后两期，以辛亥革命为分界，辛亥前为前期，辛亥后为后期。

前期很热闹，后期渐冷落，第一那个中心人物陈景韩去了申报，此外编辑部中人也变动了，息楼里的朋友们，做官的做官了，远游的远游了。编辑部中变动最多者莫如本埠新闻版，我初进去时，两三年后，一直雷继兴，自雷继兴去后（辛亥革命前夕，他已进入政界了），林康侯继之（林原为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既而林又去了，继之者为沈叔达；（沈又号心工，继林康侯南洋附小缺，即是最初编“学校唱歌集”的）；沈叔达去了，龚子英继之（龚为苏州人，久居上海，为金业学校校长）；龚子英去了，瞿绍伊继之（瞿亦上海人），以后又经数人，最后乃为戈公振。（戈初入时报为校对。）

所以我虽不是时报的创办人，服务于时报的时期，要算最长，其次乃是陈景韩。不过景韩虽然脱离了时报，到了申报去，好像以顾问资格，常来时报。直到黄伯惠接办了时报以后，还与时报有渊源，不似我后来出了时报，便洒然以去了。

当我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景韩便寄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两个人，一穿西装，一着中服。说明是罗孝高与陈景韩，因为两人我都未见面，他要我猜谁是罗，谁是陈。我知罗为广东人，乃猜穿西装者为罗，作书询之，彼亦未答。及至见面，方知是猜差了，穿西装者却是景韩。其时上海穿西装还很少，大家拖一条辫子，但景韩剪辫甚早，全时报馆也只有他一人剪辫子，穿了西装呢。

在编辑部（从前叫主笔房），我与景韩同一室，每人同样一张写字台。台上乱七八糟堆得满满的，都是各方通信、投稿、报纸（有些与外埠交换的），杂件等等，有尺许高，从不清理。馆中仆役也不敢来清理（狄楚青另外一个房，名曰总理室，他的桌子上，堆得此我们的还要高，有许多书画、碑帖、古董之类，通常房门锁起来，要等他来了才开门）。我们房里的两书桌，一旦要清理了，我觉得这也不好丢弃，那也应暂保留，迟迟疑疑的。景韩的桌子呢？他看也不看，把桌子上东西，双手捧起来，向大字纸篓里一丢。我说：“这一件应当留着吧？”他说：“不要！不要！留此徒乱人意。”这可见我们两人性情之不同。

初见陈景韩时，有两印象，一为脚踏车，一为烟斗。我常笑他：他属于动静二物，动则脚踏车，静则烟斗。他不坐人力车，脚踏车又快，又便、又省钱，随心所欲，往来如飞，文学家称之为自由车。提起脚踏车，我又见猎心喜了，颇思学习。他说：“好！我来教你。”于是租了一辆车，选一新开辟的马路，行人较少，每天下午去学习。到了第三天，刚刚能够不要人扶持，一交跌在路傍一小沟，满身坭污，眼镜几乎跌碎，从此就不学习。但景韩说：“要学习，跌几交，算什么事。”再说到烟斗，当他口衔烟斗，脚踏在书桌上，作静默构思状，我说你是从福尔摩斯那里学来的吗？他也不理我。他所吸烟丝不知何名，我吸之甚不耐此味。我虽吸过国粹的旱烟、水烟，但其时香烟尚未上口咧。

某一年，景韩自北京回上海，携来一头狼狗，据说原来军用狗，是北京军界中的一位姓钱的送给他的。这狗状甚凶猛，性却驯善。好像有一个名字，而其名不彰，时报馆里的人，都叫它“冷血的狗”。在编辑室中，它老是伏卧在我们书桌的中间，它颇灵敏，知主人意旨，听主人命令，此原是狗的本性，而人的爱狗亦在此点。我不喜狗，但也不厌狗，澹然处之而已。起初，它随着主人出入，跟着脚踏车，亦步亦趋。后来，它可以独往独来。有一天，我从馆里出来，正思回家，忽有一巨物，直扑我身，两脚搭上我的肩头，吓了我一大跳，却正是“冷血的狗”。我想：在主笔房里，和它不瞅不睬，何以忽然和我亲热起来？或以为路上忽遇老朋友，也得招呼一下，不能反面若不相识吗？这条狗，在景韩续弦娶第二夫人时，便送给人家了。

景韩的趣事甚多。有一天，好像康侯与继兴，在息楼中，为了一块钱，你推我让，一个要给他，一个说不要，恰巧景韩走来，说：“你们都不要吗？那就丢了吧。”他就拈起这块钱，向窗外马路上一丢。累得那个息楼茶房，向马路拾取，早已没有了。景韩道：“没有最好，省得再推来推去。”又有一次，沪杭铁路，招待我们到海宁观潮，到江岸边，要跑一段路。早晨天凉，景韩穿了件夹大衣，跑路时不觉热了，脱去大衣携在手中，甚觉累赘。同行一友笑说道：“既然累赘，弃之可也。”路旁正坐着一个老乞丐，景韩便把这夹大衣丢了给他。这个乞丐方错愕间，景韩说：“给你！给你！”扬长而去。

更有一事与人不同者，凡属亲友的婚丧喜庆，他概不送礼。如果是吊丧、庆寿，绝对不来，结婚或者来看看，亦不道贺。伹他娶第二位夫人时，居然宴客，客凡十七人，我亦其一也。吃的是西餐，座无女宾，新娘亦未临席（他的第二夫人王氏，忘其名，上海人，中西女学毕业生）。人每目景韩为怪人，当时的所谓怪人者，便是不谐世俗，奸自立异，或者出于礼法之外。但景韩实一志识高尚的人，凡所作为，亦未有损于人。结婚以后，我觉得他起居有节，也便随俗得多了。

我与景韩相处的时间多，不觉拉杂谈了不少。我再谈到雷继兴，也实在是个可佩而可惜的人。他是日本早稻田高材毕业生，研究政治法律的，可是他有肺病，不过二十多岁的人，那病已经很深了。他的夫人，便是景韩的令姐，因为景韩的父亲，却是继兴老师，幼年时即赏识他的聪明，便以女儿配给了他。狄楚青开时报馆，把陈、雷两人拉了来，那正在清代末纪，立宪啊，革命啊，闹个不清，像雷继兴这样精通政法的学者，真是在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材。

继兴是进过学的，写文章通畅透切，口才也好，可说得是辩才无碍。那个时候，上海到处开会，到处演说，那演说不是容易的事呀，有许多人想好了一篇演词，起好了腹稿，及至走上台时，全都忘却，两眼白瞪。也有的人言不由衷，语无伦次，像说书先生一般的“口铳”“漏洞”，接连发生。当时上海演说最好的首推马相伯，第二名就是雷继兴了。但据内行人说：马相伯虽然演说得好，不无有些矜才使气；而雷继兴却举止从容，稳健有力。有听他初发言时声音甚低，慢慢的高起来，及至说到最紧要时，不期而然全座掌声雷动了。

辛亥革命前夕，他是江苏各钜公如张謇、赵凤昌等高等顾问，即是世所谓智囊者，那时早脱离了时报了。旋又至北京，虽不曾做官，不似许多同学的都成为新贵，闻其潜势力颇大。我当时自知能力薄弱，不求上进，不在这圈子以内，所以也不大知其详。

后据友人传述，在开国之初，袁氏未谋帝制之前，有许多法律规章，均为雷奋所起草的，不知此语能否证实呢。

此外，如林康侯、龚子英、沈叔达诸君，虽他们早离开了时报馆，我和他俩仍相交往。尤其是康侯，他入了银行界以后，我常与他在银钱上有小小的往来。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个同庚会（因为我与他同为光绪丙子年生的，有穆藕初等共二十人），每月聚餐一次，所以他如在上海时，每月必见一面，关于康侯的事，以后当再提及。

入时报以后，那时却另有一班朋友，这却是因狄楚青而认识的，实在是与时报无关。就在那个时候，楚青在静安寺路东口（今称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本为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所需，后来竟成了一个俱乐部。许多朋友，常来此游玩，而有两位朋友，也便住在那里。这两位朋友，一为濮伯欣（号一乘），一为陈彦通（陈三立的第七公子），这都是楚青小一辈的朋友。

其他楚青的朋友，有熊秉三（希龄）、叶誉虎（恭绰）诸位，誉虎是难得来，而秉三却常常来此。那个时候，陈彦通最是活跃，以世家子风流文采，又好冶游，北里中名花群集。只有熊秉三规行矩步，谨守阃令，他也是“狮吼记”中陈季常的流亚，那时他的朱夫人尚未逝世，至于毛彦文女士却尚在雏年。

因小说时报徵求照片而猎艳（曾见前章），又以陈七公子的浪漫作风，民影照相馆莺莺燕燕，遂成为珠香玉笑之场，我的和花界姊妹为缘，亦由此开端。杜牧之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非无故也。张四先生（謇）板起面孔向人说道：“时报馆冷血好赌，天笑好嫖，那里办得好？”（据史量才传说）我不足惜，冷血不过叉叉小麻雀耳，乃竟以好赌加之。又闻陈伯严（三立）向人抱怨楚青，说把他的儿子老七引坏了。回念前麈，殊可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