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纪载，我在上海的时报馆当编辑的时候，同时也写小说，编杂志，一天到晚，就忙了那些笔墨上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当壮年，精种很好，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那个时候，各女学校的教书已不去了，因为这个工作很苦，你倘然上两小时的课，就有一小时奔波在路上，租界华界，还要换车。而且课前还要预备，课后还要改卷。所得报酬，微乎其微，在史量才的女子蚕业学校，与杨白民的城东女学，算是半义务性质，每小时仅致酬半元；民立女中学则每小时致酬一元，觉得不如安坐家中，写写小说，较为自由而舒服便利得多了吧？

今要提起我所编辑的“小说大观”：小说大观是以文明书局名义出版的，那时文明书局已归于中华书局了，而它的名义尚在，不过做了中华书局一个附庸。主其事者为沈子方，那时还没有开办他的世界书局，便经理文明书局。他是绍兴人，绍兴人在上海，一向是在旧书业中一股巨流。

小说大观是预备每年出四巨册，每册约二十多万字，大型本。每年出四册的，名之曰季刊，现在出小说杂志的，都是出的月刊，出季刊的却还是没有。我对于出季刊，却也赞成，但对于小说大观这个名称，嫌它太庸俗，不雅驯。因为那时候坊间所出的什么大观、什么大观，实在太多了，他们只求量多而不求质佳，未免令人齿冷。可是以沈子方的见解，似乎要标示他的雄心豪志，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执定非“小说大观”四字不可。他说：“我们一出版就要使人家哄动。我们决定以后，我就要预先登广告，如果用小说大观这个名字，我在推销上，大有把握，若用别的名字，我就不敢说了。”我没有法子，只得屈从他了。因为我那时知道：一种出版物的发行，非常重要，在推广销路上，也正大有技术，他们商业上所称的“生意眼”，未可厚非。他是在发行上有把握的人，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以为是可靠的了。

商量到封面的事，我却占胜了。因为近来普通的那些小说杂志，都考究它的封面画，各种封面画，都用到了，而最多的封面上画一美人。直到如今，封面上用美人的还是很多，人称之为“封面女郎”。但我却主张用朴素的封面，不要那些封面画。这是一本大型挺厚的杂志，须用厚纸作封面，以朴实古雅为宜。子方想了一想，也以为然。不过每一期的封面上“小说大观”四字，每期要请一名人书写，这也是可以做到的事。

出版“小说大观”的时候，已经在辛亥革命以后了，也举办了三年，整整的出了十二巨册，每一册上，我自写一个短篇，一种长篇，此外则求助于友人。如叶楚伧、姚鵷雏、陈蝶仙（天虚我生）、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诸君，都是我部下的大将，后来又来这一位毕倚虹，更是我的先锋队，因此我的阵容，也非常整齐，可以算得无懈可击了。而且那时候，创作的小说渐渐增多，不似以前的专靠翻译。我写的短篇，记得有“冥鸿”、“牛棚絮语”、“影梅忆语”、“天笠礼佛记”等等，大半都有本事。惟周瘦鹃及张毅汉两君，都是译作。此外有许多名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那是苏曼殊所写的一个中篇“非梦记”。那是他最后的一篇小说了。（按，在翻译小说中，有一部是署名“悲惨世界”，是苏子由、陈由己两人合译的，其实苏子由即是苏曼殊，陈由己即是陈独秀。原书是法国嚣俄作品，上海东大陆书局出版，后来我屡觅未得，附记于此。）

推销方面，沈子方的确有把握，因为他们各埠都有分店，各处也有分销处，最少四五千份是靠得住的。以前上海办杂志，以能销三千份为一个本位，惝然第一版能销三千份，就可以不蚀本了，他们的支出与收入，也作三千份计算，假使销数超出了三千份，那就要算赚钱了。以后越销得多，便是越赚钱，因为他们既打好了纸版，倘使添印，所有稿费、排工，都不必计算在内了。

小说大观中的作品，在五、六万字以内的中篇，便是一次登完。十万字以外的算是长篇，也必在两期内登完，太长者我们便不大欢迎了，那只可以在日报上连载较为合宜。读小说如听说书一般，要继续读下去，方有兴味，那种季刊要三个月出一期，人家把三个月前读过的，早已忘怀了。其次，小说大观里面的杂俎栏，那些笔记、诗话、小品文、随感录，亦都是名人所作，颇能引人入胜。不过当时许多著作，还是文言为多，白话较少。

关于小说大观的图画，我倒不能不说一说。沈子方也是要许多时装士女作为号召的。在“小说时报”时代是狄楚青很为高兴，由他担承一切，还有他的民影照相馆，可以供应资源，不愁缺乏。但是在小说大观上，沈子方没有办法，却是全要我去张罗了。每一期的小说大观，图画要十余页，除去一二页中国风景或外国人物之外，全是要所谓时装美人，而且每一页不止一个人，二三人、三四人不等，还要予以配合，外加花边（这事我请了孙雪泥君为之绘画），试想一时之间，那里去弄这些照片呢？

要向那班闺秀名嫒去索取照片，休得问津。从前我办妇女时报，也只有几位开通的女士们，方肯取出照片来，给我登载。那些深闭固拒的太太小姐们，好像凡是正派的女子，都不能以色相示人。我那时在上海也身入花丛，偶然也可以向她们索取一两张照片，但也无济于事，那时上海的照相馆有一个规则，非得本人同意，不能把照相送给人家与卖袷人家的。

还有这小说大观上所要的，大都是海上名校书，素负时誉的人物，而她们有些还不肯以照相示人的；有些不喜欢照相的，偶然照了一次，又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所以徵求照片那件事，在当时也是有些麻烦的。

可是机缘来了，我那时认识了一位笑意老六（她后来是钱新之夫人），我向她索取照片，并诉说向姊妹们索取照片的不易。她笑说：“你今晚十二点钟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供给不少照片。”我绝不爽约，报馆里的事完毕后，如期而往。不想刚到了她的妆阁里，她又要匆匆出堂唱去了。她临走时，投给我一个钥匙，说道：“这个钥匙，是开梳妆枱抽屉的，照片全部都放在抽屉里，请你自己去选取吧！”

我便开了她的抽屉一看，除了她的几件珍贵的饰物以外，满抽屉都是姊妹们的照片。有些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有些是她们秘不示人的。原来笑六自己就喜欢照相，她照了相后，便把自己的照片，与姊妹们交换，交换得来后，就塞在抽屉里。我这时如入宝山，便有些应接不暇了，看看这张也好，那张也好，都觉得不能舍弃了谁。她本来说：尽我携取的，我就老实不客气，不管环肥燕瘦，一鼓而擒之了。

我便留下一张条子，报告她取了若干张，又声明用过以后，可以一律奉还。这一部份照片，足可以供小说大观三四期之用，而且都是当行出色，名下非虚的。第二天，我请她吃夜饭，谢谢她的盛意。我问她：“这些照片，不得她们本人的同意，登出来没有妨碍吗？”笑意老六的为人，非常豪爽而坦白，她拍着胸脯道：“请放心！有人说话，我负责。吃堂子饭的人，还搭什么架子呢？”因为她喜欢看小说，我便送了她我自己所写几部单行本，如“情网”、“空谷兰”、“梅花落”之类，小说大观出版以后，也赠给她与登有照片的姊妹们，托其转赠。

除了小说大观外，我们又出了一种“小说画报”，那是别开生面的。这小说画报的设计，说来也很为可笑的。那是有一天，我患了失眠，夜来睡不着，胡思乱想，便想出了这个设计来。谁知这个空想，却成了事实。这小说画报的几个大纲，却如此的：

一、小说画报中的小说，不用文言，全是白话的。因为上海那时所出的小说杂志，文白兼收，有的推砌了许多词藻，令人望之生厌，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现在的小说画报全用白话，一如画家的专用白描，不事渲染，可以一矫此弊。

二、小说画报中的小说，都要创作，不要译文，这也是因为现在译作太多了，尤其在英文、日文中译出来的，他们外国文还没有读通，便想译小说以博稿费，因此错讹百出，而译出来又不大能用，不是抂费精神吗？也有的外国文虽好，而国文欠佳，往往辞不达意。因此之故，主张多登一些创作的小说。

三、小说画报是石印而不是铅字印的，这在当时，却有点像开倒车，而且还是用线装的，这不免更有些复古意味了。不过这种线装，却是模仿的日本型式，用各式丝线，在书脊上贯穿着，像他们对于几种美术书本，都是如此的，虽是仿古，而却有新趣味。

四、无论长篇短篇的小说里，都有插画，为的是图文并重，所以称之为小说画报。但是绝不用照相铜版图画，而是仿从前的“点石斋画报”那种型式，画要工细，不要那种漫画、速写，或是半中半西式的，当时给小说画报绘图的，我记得有钱病鹤、丁慕琴（悚）、孙雪泥几位老朋友。

这在起初时，不过是一时理恩，偶与沈子方谈起，他竟大为赞成，却以为这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和这些商家合作，他们往往行一种“说着风，就扯蓬”的脾气，并且督促我即日筹备，邀约写小说的朋友，好在我的班底是现成的，至于印刷发行上的事，由他负责，照印书的成本算，反较铅印为廉。但是我却觉得这种刊物，不免有些标新立异，是个反时代性质。因与他约定了，不论销数如何，必须办完一年。因那时上海办杂志，真是风起云涌，但亦很多短命的，才露头角，便即夭逝，他也立即答应。

小说画报是月刊，于是我便约齐了许多朋友，有的写短篇，有的写长篇，有的短长篇都写，为的是都要创作，大家便提起精神来。记得毕倚虹写了一个长篇，题目叫做“十年回首”，署名是“春明逐客”，是记述他十年前在北京当京官的故事儿。因为他家是簪缨世族，他十六岁就到部里当差去做官的。他写的为了身体矮小，特定制了一双厚底靴子，在家里演习：“引见”时的排班背履历；到部谒见堂官等等，都是未经人道过。那时北京的相公堂子，还未消灭，他也跟着人逛胡同。可惜这书未写下去，那要比李伯元所写的“官场现形记”高明得多咧。因为李所写的，只不过是道听涂说，而他却是身历其境呀。

周瘦鹃也写了一个短篇，名曰“芙蓉帐里”，是叙述他新婚之夜的事（按，瘦鹃其时新结婚，是我做了他们的证婚人）。他的夫人名凤君，这篇小说写得很细腻，那也已经不似我们那时的旧式婚姻了，他的文词中有“凤君啊”“凤君啊”的几句，同人每以此为取笑之资（现在写此稿时，这一位贤淑夫人已逝世，瘦鹃已续娶了）。其他如叶楚伧、姚鵷雏、陈蝶仙诸君，每期都有稿子。还有一位新作家是刘半侬，（后改名刘半农）我也忘记是谁介绍来，他写了一个长篇，开头还好，后来不知写到那里去。向来杂志上的稿费，都是分期付的，而且要出版以后付的。有一天，他跑到我家里来，他说：“这长篇完全写成了，你付袷我稿费吧。”我问何以如此急急？他说有一机会，要到北京去，以此稿费作旅费，请帮帮忙。但是我向沈子方说，他不肯付，他说：“不能破例。”而刘半侬又迫得我甚急，大概为数有六七十元，不得已我只得挖腰包垫付了。以后刘半侬从未见过面，亦未通过信，而他的到法国、考博士，荣任北大教授，也可算得一帆风烦了。

小说画报初出版时，却也风行一时，照例印三千册，可以销完。但石印书不能打纸版，也不复再版，可是后来的销数渐渐退缩了。我就觉悟到这种刊物，到底是有点反时代性，不能再用古旧的型式，以示立异。那时的读者，只求外观，不顾内容，最初以好奇的心理，购几册来看看，以后又顾而之他了。不过无论如何，也得履行前约，出完了一年十二册，以了此局。

不久，文明书局便正式归并于中华书局，沈子方就跳了出来，组织了他的“世界书局”。他们绍兴人对于书业有根底，向来对于旧书业有办法，现在对于新书业，一样有办法。同时另一个绍兴帮也开一家书局，这就叫做“大东书局”。

如果那时候以商务印书舘与中华书局为上海第一号书业的，那末，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便是上海第二号书业了。那个时候，在福州路（俗呼四马路）从山东路（即望平街）起至河南路（即棋盘街）止，完全是报舘与书店，所有“商务”“中华”“世界”“大东”都在其内，所以人称此一带为“文化大街”。

沈子方开办了世界书局以后，一切要另起炉灶，自不必说，而那时这个后起之秀的大东书局也堀然而起。有一泣沈骏声君，是沈子方的侄儿，英俊有为，他是大东书局一个干部，专与上海的作家接洽，我又为他们编了一个周刊，名曰“星期”，是小型的。虽然是小型的，却也长篇、短篇、笔记、杂俎、小品文，色色俱备，可以说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时候，在写作上帮我忙的，以毕倚虹为独多。这时他已不在上海时报馆了，为了他父亲故世，亏空了公款，他以承继人的资格，关在杭州县衙门里吃官司。虽然吃官司，却住在县衙门的花厅里，清闲得很，就是不能出门一步。于是一篇一篇的短篇，写了寄给我。此外便是徐卓呆，专写讽刺滑稽小说。姚苏凤不写小说，好写小品文。范烟桥的写作，趣味盎然。此外如叶小凤、姚鵷雏、陈蝶仙君，各有所事，不再写稿了。

但有一个人，我必须在此提及，便是这位笔名平江不肖生先生了。向君留学日本，写了一部小说，名曰“留东外史”，回国售稿，却没有人要。后某君以极廉价购了，出版后，销数大佳，于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关于“留东外史”及向恺然其人其事，将另述）。但“留东外史”虽畅销，而向恺然其人则踪迹杳然，有人说已回湖南去了，有人说又到日本去了，莫衷一是。

有一天，我遇到张冥飞君，谈及此事。冥飞笑道：“你们不知，我却知道向恺然仍在上海，但此君意气消沉，不愿多见客呢。”我急问其住址，我说：“我以诚意访他，或可一见。”冥飞以向的住址告我，乃在新闸路一条极湫隘的弄堂里，名曰斯文里。冥飞且告我：“你要访他，须在下午三点钟以后，倘然在夜里夫更好。”我说：“我知道！向大人乃瘾君子也。”冥飞鼓掌道：“对啊！对啊！”因为张冥飞亦是湖南人，故我知所言甚确。

到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我便去访问他了。他住在一家人家的楼上，一踏进去，我便记得从前人家一副集句的对联，便是“垂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有一位少妇，不知是不是他的太太，总之是他的爱人。此外房间里还有一只小狗，一头猴子。他是刚起身，必须过了瘾方有精神，我就不客气就在他烟榻上相对而卧了。那天就谈得很好，我要他在“星期”上写文字，他就答应写了一个“留东外史补”，还有一种“猎人偶记”。这个“猎人偶记”很特别，因为他居住湘西，深山多虎，常与猎者相接近，这不是洋场才子的小说家所能道其万一的。

后来为世界书局的老板沈子方所知道了，他问我道：“你从何处掘出了这个宝藏者。”于是他极力去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稿资特别丰厚。但是他不要像“留东外史”那种材料，而要他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意眼，那个时候，上海的所谓言情小说、恋爱小说，人家已经看得腻了，势必要换换口味，好比江南菜太甜，换换湖南的辣味也佳。以向君的多材多艺，于是“江湖奇侠传”一集、二集……层出不穷，开上海武侠小说的先河。后来沈子方索性把这位平江不肖生包下来了。所谓“包下来”者，就是只许给世界书局写，而不许给别家书局写，就像上海戏馆老板，到北京去包了名伶来唱戏是一个典型。

这个“星期”周刊，也只办满了一年，整整五十二册，其中有四个特刊，什么婚姻号、婢妾号等。我觉得办周刊很为吃力，每七日一期，是追紧在后面的，要休息几天也不能，又没有一个助手，我对此实在有点倦意。

我便与经理这一部份事的沈骏声相商，我说：“倘继续办下去，请另换一人编辑，写稿我仍担任。”

可是续编也找不到人，其时瘦鹃也正在大东书局筹备一种小说杂志，取名“半月”，那就正好，于是“星期”便即停刊，“半月”是半月刊，比星期从容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