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馆里编新闻，于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里十二点钟以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为什么这样迟呢？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如一等电、二等电是官电，民间不许通行；三等、四等电，方是民电，又称为急电，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及至民国成立以后，乃规定有新闻电，以便利报界。四等电每字一角，新闻电特别便宜，每字仅三分）。当然电报局要先发官电，继发民电，然后方发新闻电，即各报馆的专电了。
好在陈景韩那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的夫人故世后，其时尚未续弦），不必深夜归家，那便利得多。还有报纸全部排好，拼成版子，将要开印的时候，还要仔细看一遍，有无错误，这叫做着“看大样”。大概看大样的事，属于总编辑的，也是在深夜最迟的，伹罗孝高不来，两位广东先生也不管，为了怕要闻中有什么错误矛盾之处，景韩也就看看了。
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都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如果在九点钟以后，发生了特别事故，有重要新闻，明晨必须见报的，当然可以加入，其余的琐闻细事，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至于编外埠新闻的，更要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后，邮差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
刚到上海，住在旅馆里，曾孟朴就托徐念慈来访问我了，便是商量请我到“小说林编译所”去。单写小说，便不必一定要到编译所去，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但是他们还要我去帮助他们看稿子与改稿子，那就非去不可了。因为小说林登报徵求来的稿子，非常之多，长篇短篇，译本创作，文言白话，种种不一，都要从头至尾，一一看过，然后决定收受，那是很费工夫的事。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它的情节、意旨、结构，描写都很好，而文笔不佳，词不达意，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
我也告诉了他们进入时报馆的事，待时报馆的事定局了，再接受小说林的事。再则我那时房子也没有租定。住在旅馆里，纷乱如麻，未能决定。及至时报馆亭定局了，我觉得反正上半天没有事，便接受小说林的事。我们规定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星期休假（报馆是星期不休假的），他们每月送我四十元，我也很为满意。我有了时报舘的八十元，再加上小说林的四十元，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
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后来见了时报馆上登了我的长篇连载小说，许多人才知道了。这个时候，上海的小说杂志正风起云涌，都写了信来，还有自己来造访的。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也出了“小说时报”，本来是陈景韩编的，我去了与景韩轮流编辑，我们是不取它的编辑费，但稿费即照算的。其时还有龚子英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我都写有小说稿子，此外什么小说杂志记也记不清楚了。
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吾，他从日本回国时，写了一部“留东外史”，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到上海来，兜来兜去，这些书贾，以为其人不见经传，无人肯要，就是以每千字五角，卖给某书贾的。谁知后来销数甚佳，却赚了不少钱。
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按，此一笔稿费，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我亦允之，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作每千字两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
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于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后来到五四时代，极力提倡用语体文的如鲁迅、胡适之辈，所译写的短篇小说，也是用文言的，其余的更不必说了。不过如果写章回小说，每回都有回目，纯中国旧小说的体裁的，传统下来的是用白话文了。
所以曾孟朴的孽海花，是用章回式旧小说体裁，而是以白话文写的。他写的同光之间的北京掌故，常常是用北京话，而在京话的对白中，却要说得漂亮，简捷俏皮，奸在他是住过北京的，可以对付。不过他的孽海花实在写得太慢了。在“小说林”杂志上预告，每期可以登一回（小说林是月刊），但他还是常常脱期，即使不脱期的话，每期登一回，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也须六年又八个月，可谓“长线放远鹞”了。
孟朴的写小说，正与我相反，我是写了下来，不加修饰，并且不起第二回稿，以前写制艺文、叙事文，都是如此。直到如今，有好多小说，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我想：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懒性，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孟朴却不然，他是句斟字酌，改了又改，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从新再做起来，也是有的。可是错误还是有的，因为孽海花不是虚构，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全在夜里工作，至少要到半夜，时常至于通晓，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他独居在小说林编辑所的楼上，他的家眷都不在此。
他的有烟霞癖，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说上的笔名，不是叫做“东亚病夫”吗？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起身以后，便与阿芙蓉为伴。
我每天到小说林去是在上午，那个时候，他正是“春眠不觉晓”，在他的黑甜乡里，不便去惊动他。要去访他，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后，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说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志愿，可惜到后来，这个志愿，一个都没有偿。因为孟朴说：他的孽海花，写到庚子事变，两宫回銮以后，就结束不写了，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说林总编辑）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又称为马贼，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说：这部小说，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后，可以出版。
我说：我想写革命事迹。当时革命党东起西患，排满风潮热烈。恰有徐锡麟、秋瑾的一件事发生，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书名也已拟好了，叫做“碧血幕”，并且在“小说林”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后来“小说林”杂志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搁笔了。
孟朴的孽海花始终没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倒也风行一时。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后，虽然书中人物出于影射，然而核对事迹，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第一、他的老岳丈汪柳门，便不以为然，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尤其苏州人中，如陆凤石、汪芝房、叶鞠裳等，对于他都有谴责之词。后来端午桥邀了他去，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旧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这时他们又搞什么宏文馆，编什么“博物大辞典”，那时我已不在小说林了。总之资本已经蚀光，关门大吉。
这以后，孟朴便浮沉于宦海中。辛亥以后，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他是什么水利局长、财政厅长，闹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实吏事非其所习，他是一个文学家呢。
到一九二七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虚白，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开了一家“真美善书店”（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又出了“真美善”杂志，孽海花又写了十余回，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那一个回目是“青阳港·好鸟离笼”，以后便不曾写下去了。
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可怜他并不曾着笔，便这样賷志以没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继续写下去，后来便是辛亥革命，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于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
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我在北京，和张岱杉先生（名弧，别号超观，绍兴人，曾一度为财政部长，是前清举人）谈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你没有留意吗？”我问是谁？他说：“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我被他提醒了，大为称善，于是我便写了“留芳记”，但也只写了二十回，给林琴南先生看过，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关于写“留芳记”的事，我后将再述。
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小说林也是如此，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帐，收不回来；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尤其是小说。他们是自办印刷所、排字房的，后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都是拆了版子，不归原位，倾弃在那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诸如此类，都是吃了人家的亏。时报后来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两位，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