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七岁那一年（公元一九○二年，清光绪廿八年），是我慈亲故世之年。我母亲年轻时，就有肺病，在我五六岁，她在三十四五岁时，咯血病大发，至为危殆。然而到底逃过了这个关，后来吐血病常发，在父亲失业，家况穷困的时候，她常常讳疾忌医，终是勉力支持，即使病发时，她也不大肯睡眠。因苏州打一句古老的话：叫做“痨病忌上床”，她说：“我不能上床”，所以仍力疾操作，人家劝她也不听。

亲戚姻娅中，均预料她是不寿的，不久于人世的。在三十四岁大病时，医生都已回绝了，后事也准备了，以为是无可挽回了，而她却渐渐地好起来，从此就是带病延年，一直到逝世那年，她是五十四岁了。有些略知医理的人，都以为是奇迹。而笃信因果的女太太们，都说她本来在三十四岁那年要故世的，因为她奉养衰姑，一片孝心，感格上苍，所以给她延寿二十年了，到五十四岁方才身故。

当时这个口碑，是传诵于戚邻间的，吾舅祖吴清卿公，姑丈尤巽甫先生，尤赞叹不置。向来说是“家贫出孝子”，现在正是“家贫出孝妇”了。但在此二十年间，第一、她的睡眠不充足，每夜须至十二点钟以后方睡，为了从事女红，并看护我祖母，早晨往往天初微明，即起身了，至多每夜不过睡五六个小时。第二、她的营养不调和，每天的饭吃得很少，仅及常人之半，而一个月里，都有三分之二是茹素的；便是吃荤的日子，仅有的荤菜，也是让给老的小的享受，而自甘藜藿。第三、他的操作太勤苦，家中常常用不起女佣，从无一刻可以安闲，勤劳若此，真是舍己拯人的仁者了。

吾母亲是在正月底病倒了，直至四月十八日逝世。即在病中，凡是能力疾起来的，总是起来，照看着祖母。因为同睡在一房，她非常警醒。病到三月间，实在不能支持了。医生说：并不是她的旧病复发，实在是她的精力尽了，正似庚子山枯树赋上的话：“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虽有神医，也无法挽回了。

母亲直到了不能起床时，还关怀着祖母，那时我夫妇本住在楼上，我嘱吾妻，亦睡在祖母房中，可以照顾她们两位病人。其时吾姊及姊丈，也和我们合住，可以帮着我们的忙，我则出外奔走，以求糊口之方。母亲在病中，更使她受着一个很大刺激的，是我最初生的一个女儿可青的殇亡是也。这孩子名为三岁，其实不过二十个月，却很为聪慧，吾母亲极锺爱她，而她也极能讨祖母的欢心，忽然之间，以惊风病（新名词当为脑膜炎）不到三天便夭亡了。母亲经此一悲痛，病愈加重了。

母亲自得病以后，即知道自己的病是不起了，一心挂念着不能侍奉祖母到天年。她告诉我们祖母老境的悲苦，她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没有一人送她的终，就只剩了一个我是儿媳，我还要先她而离开人世，其悲惨为何如？我们夫妇只得安慰她，祖母的事请放心，我们不能有一点忽略。可怜祖母这时耳已失聪，不能详细听得我们的话，她只是坐在床上念佛，她还希望吾母亲的病体，还有一线转机哩。

母亲故世以后，我像痴呆一般，真是欲哭无泪。家人催我办她的后事，我已莫知所可。幸而母亲的病，大家知道不起，她的什么寿衣寿衾，我们都陆续预备好了。关于棺木，她极力叮嘱不能比父亲的好，而且不要预置寿材（祖母已预置寿材多年，而且寿衣等也都制好）。苏州风俗，棺殓以后，停放家中，过了五七，然后开吊出殡。吾母信佛，我不能屏弃佛事，在未殓以前，便做了一堂佛事，名曰“系念”，在静夜中，我听了僧人们的那种安和圆融的梵唱，似觉得可以安慰母亲的灵魂。

在出殡以前，发出讣闻于亲友，我写了一篇关于母亲的行述，随讣分发。在前清时代，惟贵显人家的父母尊长故世了，方始可以有行述，倘然是个平民，虽有德行的人，身死后也不许表彰，可见当时的专制不平。

我却不管这种体制，我就我母生前的行为，写了一篇“哀启”。我是一点没有虚饰之词的，因为吾母亲一生，最不主张欺人，她自己也从未做过欺人的事，所以我的文字中，也没有一句半句欺人的话。（那时苏州最初有用铅字印刷的印刷所，我所写的行述是铅印的。）

开吊的那一天，因为我的文友多，送下来的挽联很不少。有的亲友中，本来知道吾母亲德行的，有的是看了我所写的行述方知道的。我记得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送了一联道：

一诺千金，闺阁共传吴季子；

鞠躬尽瘁，家庭今见武乡侯。

这副挽联，上联便是说我母亲脱一双金约臂，拯救了吾父亲的明友孙君的事，那是我写的行述上所载的。下联是吾母亲事姑的纯孝，那是凡我们亲戚中都知道的。这幅挽联，虽字数不多，却撰得浑成贴切，大概吾母的德性，在列女传上也找不到，就用两个男人来比拟了。后来知道：这联句虽是吾鼎孚表姑丈署名致送，实在是我那位子青表哥所撰的。

自母亲逝世后，我们夫妇，在母亲大殓以后的当夜，便睡到祖母房里，睡到母亲一向所睡的床上去了。这时候，吾妻震苏，又怀了孕了，祖母的意思，不愿意劳动她，雇有一个婢女睡在房内也好了，但是我们如何能放心呢？况且母亲临终时，再三叮嘱，要我们好好照顾祖母的呀。有一天，我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写一篇文字（那时我在家里卖文为生，也写译些小说之类），到深夜尚未下楼，吾妻年轻易睡，不及吾母的警醒，祖母起来小便，向须有人扶掖，那天她不欲惊动怀孕酣睡的孙妇，因原谅她白天操作也很忙，便偷自起身。震苏在睡梦中，忽闻一声巨响，急起奔至床前，见祖母已坐在马桶上。所云一声巨响者，乃马桶盖落地声也。自此以后，我也不敢久留楼上，即有工作，亦在楼下房里挑灯握管了。

母亲故世后，吾祖母的老境，愈益伤感。她常常垂涕道：“我应该死在她的前头，使它好好地送我的终，怎么现在倒要我去哭她呢？”当然，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孝顺媳妇，先她去世，怎么不使她悲哀？祖母那时身体愈加衰弱，但是她神志清朗，虽然睡在床上，不能行动，可是家事由她处分。有些事，母亲在日，由母亲处理，原是不必要费她老人家的心呢。

我自从母亲故世后，一直没有离家，连上海也难得去。可是到了明年的初冬，在苏州有几位同志发起，苏州没有女学堂，别地已有发起设立的，如上海、杭州等处，吾吴文化素著，不应后人。朱梁任说：他在阊、胥两门之间的城脚下，有祖传的一块空地，可以捐出来造房子，在造房子的时间，他也可以募集一点钱。但是有两位同志说：“要等到造好房子，方始开办，未免太迟缓了。真是要办，房子可以先行租定，城里空房子很多，便是吴中公学社的房子，还是空着呢。有了学堂的基础，再造房子不迟。我们不妨在今冬即先筹办起来，筹办成熟明春即可以开学。”

我也主张这一种计划，但是所说的先行筹备起来，这筹备却先从何处着手呢？因为在苏州开女学堂是破天荒，别处却已有先开办的。第一步，不如先到别处已开办的女学堂去参观一下，并徵求他们规模、章程之类，以供参考。倘到别处去参观，先到何处去呢？上海是开风气之先，自然先到上海了。第二步是请什么人去呢？他们便一致公推了我。一、因为他们都有事羁身，而我较为空闲；二、我到上海比较熟悉，认识的人多。三、请我调查以后，将来开办时，便含有推我做该学堂的主任的意思。

我答应到上海去了，可是这一去，却抱了终天之憾。临去时，得了祖母的许可，规定连来去是三天。她那时神气非常安闲而清朗。我问她：“要些什么东西吗？”她说：“上海如有文旦，买一只回来，别的都不要。”那时候，苏州虽然也有这种果品，但来得很迟。我约定三天回来，虽说不作远游，三天谅无妨碍，谁知我到第四天回来时，巳素幛高悬，灵柩在望，我见了一个头眩，昏晕倒地了。

原来我到了上海，可以供我参考的，只有一个爱国女学社，是中国人自己办的，那时务本女塾等等都不曾开办咧。其它，有几个教会女学堂，都在外国女教士主持中，我都是不熟悉的。我于是只得去访问爱国女学社了。那时候，爱国女学社是在蔡孑民先生（元培）主持下，蔡先生我本来也认识的，我去访问时，他极为恳挚，详细指示一切，又介绍我见林宗素女士（林万里之妹）。

蔡先生听了我说苏州将开女学，甚为兴奋，并且他说：如有可以帮忙之处，愿尽力帮忙。我要向他徵求爱国女学社的章程规则、课程表之类，以便参考进行。他说：“今天来不及了。”他此刻匆匆地还要去上课，明日当检齐一份，以便阁下携归。因此我明天下午，再去向蔡先生叨教一番，因此之故，不免多延迟了一天。

我在家临行的时候，没有关照家中，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因为左不过来去只有三天，也未能决定住在那家旅馆。到了上海，也没有写信回去，误就误在这个上，太觉大意疏忽了。祖母在我动身的那一天白天，还是好好地的，夜里还吃了粥，不改常度，谁知到了明天清晨，一口气便回不过来了。这天是旧历十一月十六日，吾祖母享寿八十四岁。

震苏和吾姊，一时束手无策，连忙到桃花坞去，通知吴砚农表叔（其时吾舅祖清卿公已逝世，砚农叔为祖母之侄），他们一来了，便料理祖母的后事。震苏主张打电报给我，但上海这样一个地方，人海茫茫中，这电报打到那里去呢？从前有金粟斋译书处等，他们是知道的，现在连我最后从事的珠树园译书处也解散了。本想打电报到中外日报馆，因知道我是看中外日报的，登一广告，传此噩耗，促我即回，后亦未果。砚农表叔道：“这就吓坏他了，我们这位老表侄，身体素弱，上下那种小轮船，尤应小心。老姑太太（他们呼我祖母）得终天年，命中注定无儿孙送终，现在我们定明日大殓，能在此时期回来最好，否则也不能停灵待了。”吾妻也不能坚持定要我回来大殓，他们便这样安排决定了。

为甚么砚农叔说命中注定无儿孙送终呢？据说：祖母年青时，曾有一算命人，算她的儿女虽多，却无一送终的人。祖母共生二子三女，厥后，我的三位姑母，相继逝世，我的大伯早夭，及吾父故世而星者之言大验。祖母常引苏州的两句俗语云：“装得肚皮宽，哭得眼睛酸”，为老年丧子的痛语。自我生长后，有人私询这算命者，问：再下一代如何？其人摇首道：“恐怕也靠不住。”这话不令祖母知，他们以为我亦不育，或者先祖母而死耳。父亲故世后我便是承重孙，孰知鬼使神差，为了筹备女学事，我离家往沪，而实践了即一孙也不能送终的妖言。

到了我去上海的第三天，祖母便成殓了，因为祖母的身后一切，早就预备齐全的了，寿材（即棺木）寿衣（入殓所穿的衣服），在十年前早已预备，还有身故后焚化的经忏锭箔，她在病中，自己也早以安排。其它丧仪佛事，都有吾母故世时候的前帐，不过祖母的丧事，都要此母亲丰裕些，所用款项，在我未归前，均砚农叔代付，日后由我归还。不丰不简，一切也还满意，所最不满意者，就是在祖母临终时，未见一面，没有送她的终。到了第四天，我方才回家，竟只见厅堂中停了一具黑漆的棺木了。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便是我的罪名。我见了那只上海带来的文旦，禁不住热泪盈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