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十五岁结婚的，我妻与我同庚，也是二十五岁。我是在二月初二日生的，她是四月初一日生的（俱属旧历），我比她长了两个月。中国人每多早婚，尤其是在江南，二十五岁结婚，在当时已算是迟的了。就我们的亲戚中说：大半是在二十岁以内，十八九岁为最多。若是女孩子，一过了十六岁，便可以出嫁了。至于乡下地方的婚嫁，好多是畸形的，不必说它了。

主张我即行结婚的，第一是祖母。父亲故世了，我的三位姑母全故世了，连她听喜爱而领在我家的顾氏表姊也已出嫁了，我姊也出阁了，老太太们喜欢小孩子，她的晚景，将寄托于抱曾孙了。至于母亲，也未尝不希望我结婚，因为我已成年，而她的身体日就衰弱，很望有一勤健的儿媳，来帮她的忙。就只家中贫苦，人家娇养的女儿，不知能否食苦为虑。

我对于结婚的事，很有点犹疑。第一、我是为了家计，我幸有母亲的操劳支持，勉强可以过度。娶了亲后，家中既添一个食口，而人家一位青年姑娘，到我家来做媳妇，似不能过于艰苦。并且结婚以后，不能不生育，小孩子一个一个添出来，这个负担，也就不轻呀。还有一个意思，全出于自私之念，我觉得未结婚的人，自由得多，结了婚的人，便不免生出多少牵虑来了。

但是我的家庭，已使我不能不结婚了。原来我的祖母已成了瘫痪之症，不能步履行动了。她那时已是七十多岁了，而躯体丰肥，起床也须有人扶持。起床以后也只能坐在一张藤椅子里，冥坐念佛而已。还有半夜起来溲溺，也须有人扶掖，这都是我母亲的责任。如果是别人呢？譬如女佣之类，她们不能半夜惊醒，而且粗手粗脚，未能熨阽，这是使母亲不能放心的。

所以自从祖母得了这半身不遂之病后，母亲便不睡在自己房里，一直睡在祖母房里了。有一天，祖母半夜里起来小解，她因为知道我母亲夜里做女红，睡得很迟，不想惊动她，便轻轻悄俏起来。谁知没有站稳，一转侧间，跌倒在牀前地下。母亲睡得异常警醒，听得了声响，急忙揭开帐子一看，吃了大惊，因为老年人是不能倾跌的，何况祖母又是身躯肥重呢。

从此以径，母亲在夜里更为警醒，祖母床上一有声响，她便立刻起来。到了冬天，衣不解带，只是和衣而睡。后来祖母病了，常常不能起床，有时连溲溺都在牀上，一切铺垫、洗溺等事，都由母亲任之。祖母捧着母亲的手涕泣道：“求求菩萨！但愿你的儿媳妇，也这样的孝顺你。”我听了，心中也很难过。因为我们一家只有三人，——祖母、母亲和我——我是一个男子，饥驱奔走，我又不能代母亲之劳。而且母亲的身体也不健全，日就衰弱，每天吃得非常之少。她是有肺病的，带病延年，现在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人家以为即此也不容易。希望我结婚以后，有个媳妇帮助她，总归是好的。

我的结婚日子，是在那年四月二十五日（都是旧历，以下仿此），那个时候，所谓新式结婚（俗称『文明结婚』）还没有流行呢。新郎新娘，以前从未见过面，现在称之为『盲婚』，这两字甚为切当。一切仪式，都为老派，从辛亥革命以后出生的诸位先生们，恐怕有莫名其妙的。但中国历代传统以来，对于婚姻制度非常隆重，即使要写一些近代婚姻风俗史，也非成一巨帙不为功，我今就我的结婚，略述一二：

首先说迎娶，依照古礼，新郎亲自到女宅去迎亲的。直到如今，在中国别省犹有此风，但东南各省，已无此风了，只是用全副仪仗，敲锣打伞去迎接她。其中最有别者，新娘要坐一顶花轿，这顶花轿，不仅属于虚荣，抑且恃于权势，妇人对于嫡庶之争，往往说：“我是从花轿抬进来的。”好此清朝的皇后，说：“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一般。苏州的花轿，却是特别考究，明灯绣幄，须以八人抬之。但我们没有用花轿，仅有用一蓝呢四人轿，以花轿多所糜费也。惟仪仗一切则如例。

次言拜堂，当新娘未出轿以前，新郎已迎侯于堂前，新娘出轿后，即同行拜堂礼。先拜天，后拜地，然后新夫妇行交拜礼，这是中国旧婚礼中最隆重的一个节目。当拜堂时，新郎则下跪叩头，新娘却只跪而不叩头。问其所以，则云新娘凤冠上附有神祗云云，其实她满头插戴珠翠，且罩以方巾，不能使其更一俯首也。所有礼节中之跪拜，都受命于一赞礼（苏人呼之曰“掌礼”），此人穿方头靴，皂袍皂帽，插金花，披红巾，全是明朝服饰，此古典当是满清入关时始也。

拜堂既毕，把红绿牵巾，系在新郎新娘手上，这不知是何意义，或者是赤绳系足的故事吧？这时新郎倒行，新娘顺行，脚下则踏以麻袋（此种麻袋，都向米店中去借来），名之曰“传代”，谐音也，此俗在明代已盛行。然后进入内厅，行合卺之礼，苏人则俗称为“做花烛”，新郎新娘对向坐，中间点大红巨烛四枝，作为新婚夫妇对钦对食状。旋即有青年四人（预先选定者），各持一烛，送入洞房。

入洞房后，新郎新娘并坐牀沿，此一节目，名之曰：“坐牀撒帐。”那时新娘头上仍遮上大红方巾。入洞房后，第二节目便是扬去她这个方巾，名曰“挑方巾”，挑方巾必延请亲戚中的夫妻团圆（续弦不中选），儿女绕膝的太太为之，这个时候，新娘方露出庐山真面，为妍为媸，可以立见。以后便是新娘至后房易服，卸去凤冠霞佩的大礼服，而穿上红袄绣裙的次礼服，出来谒见翁姑及各亲戚尊长行见面礼，与新郎偕，此一节目，名曰“见礼”。吴中风俗，并无所谓翁姑端坐，新妇献茶的仪式。以后有一节目，曰：“祭祖。”那是儒家规范，于礼甚古。祭祖时，翁姑在前，新夫妇居中，而合族中人都来行礼也。以后更有一节目曰：“待贵。”此是设盛筵以待新妇，而新郎不与其事，新娘居中坐，往往选未出嫁的小姑娘为之陪席，亦有“定席”“谢宴”小节目，不赘述。

依照旧式婚姻喜庆事，我家于以上所述节目，一一遵行。最后我谈到了“闹新房”一事。闹新房虽然不是善良的风俗，但亦是青年人意兴之所趋。又因为中国传统，对于少女太不开放，男青年对于女青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而女人又养成羞怯的习惯。醉饱以后，哄入新房，欲见新娘子一面，说说笑话，打趣一番，原无所谓。如果是恶作剧，甚至演出无礼的举动，这便是令人憎厌，而为不受欢迎的宾客了。

我此次结婚中，并没有闹新房的一个节目。原因我为了简省之故，未发请柬，仅仅几位至亲密友来吃喜酒。有几位比我长一辈的，怎好意思闹新房。至于我所交的新朋友，他们有些新时代气息，不喜此种旧风习。还有一种趋势，闹新房具有报复性质，你如果喜欢闹人家的，到了你结婚时，人家也来闹你新房了，这便叫“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就是不欢喜闹新房的，所以也没有人来闹我新房了。

这一回，亲友的贺客虽然不多，却也吃了八桌酒席。女宾倒也不少，还有许多儿童。苏州人对于吃喜酒，那是最欢欣鼓舞的事。想起了从前的物价，使现代青年人真有所不信，那时普通的一席菜，只要两元，有八只碟子，两汤两炒四小碗，鸡、鸭、鱼、肉、汤五大碗，其名谓之“吃全”。绍兴酒每斤二角八分。八席酒荣，总计不过二十元而已。不过最高价的筵席，则要四元，那是有燕窝、鴒蛋等等，我们那天的“待宾”节目，即用此席，新娘例不沾唇，留待家人分饷。至于后来的什么鱼翅席、烧烤席，苏人从未染指也。

我妻端庄而笃实，我祖母及母亲，都极挚爱她。尤其是身体健全，不似人家所说的工愁多病的林黛玉型那样人物，因为她在家里也是操作惯了的。虽然她是缠了小脚的人（那时苏州风气，凡上中等人家，如果讨了一位大脚的新娘子，便将引以为耻，而为亲朋所哗笑），可是行走极便利。在文字上，它曾进过私塾，读过两三年书，论语上半部，她还能琅琅上口，只不过不求甚解而已。至于缝絍刺绣，却是从前吴中闺女的必修科。倘欲洗手作羹，则正可向我母学习耳。

在从前未出阁的小姐们，对于婚姻事，一听父母支配，自己连提也羞于提起，怎敢有什么主张。

嫁了过来，侍奉舅姑，是其本职，那里有什么自由行动，也没有什么组织小家庭的志愿的。尤其像我是一独生子，又没有伯叔兄弟，祖母仅有这一个孙媳，母亲仅有这一个儿媳，自然是格外的宠爱了。我见到祖母与母亲都锺爱地，我也为之心慰。

不过我那时已呼吸了一些新空气了，那时大家又在那里提倡女学，解放缠足，有些外国教会里也在开设女学堂了。我们写文章也是动不动说妇女要解放了。而我所娶的女人，却是完全旧式，好像是事与愿违。但是我们在六七年前已经订婚了，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经我同意。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洋学堂里女学生。就是到我结婚的时期，女学生也还是很少的，所有我们亲戚朋友中，那一家不是娶的深闺中的小姐呢。

这时上海已有了女学校了，苏州还是没有。即使有了，在我们的环境上，也不许可，试想我要进学校，尚且不可能，何况她是个女人，怎能许可呢？，直到后来我住居在上海，我在女学校教书，所住的地方是在上海老西门，那边有好几家女学校，她曾经在民立女中学的选科中，学习音乐与绘画，这时年已三十，更有了儿女，也像我的学习外国文，一无成就，只得放弃了。

我妻姓陈，名震苏，这个名字，很不像一个女人名字，那是我的岳丈陈挹之先生题的。陈挹翁有两女，她是长女。次女名兰仪，嫁王稚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