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本已困窘，在父亲病中，母亲所有剩余的一点衣饰，也典质净尽了。父亲身后的料理，亦极为简约，但我们还是一个中等人家，而且都是高贵的亲戚，那些普通的场面，还是要的。必须开一个吊，出一个殡，从前没有什么殡仪馆，停柩在家三十五天，这些封建时代的排场，必须应有尽有。“礼记”上说：“丧礼，称家之有无。”但我们受孔子戒的人，都服膺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我想父亲最后一件事了，也未可过于落薄。

父亲丧事，正可以算的罗雀掘鼠，我也不忍言了。本来还就读于朱先生处，到此便踏出学堂门，不再是一个学生了。如果我在十三、四岁时，学了生意，到了这时，三年满师，也可以当小夥计，每月挣到一两块钱，但我读了死书，一无所获，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以后将如何度日呢？父亲在世之日，虽然也是日处窘乡，却是父亲挑了这家庭的担子去，现在这副担子，是落在我肩头上了。

苏州有很多慈善济贫事业，有所谓“儒寡会”者，一个穷读书人故世了，无以为生，他的孤寡可以领一笔卹金。各业中也都有救济会，以钱业中为最优。亲戚中颇有为我们筹划领取此种卹金者，我抵死拒绝。父亲是个商人，不能冒充读书人，入什么“儒寡会”。至于钱业中的卹金，父亲在世，深恨钱业，况且脱离已久，假如我们要用钱业中一个小钱，使我父亲死不瞑目，我实在是个不孝罪孽之子了。

舅祖清卿公，他当时是号称苏州首富的，他答应每月资助我们数元，我也婉谢了。我说：“你与我的祖母为同胞姊弟关系，每月送祖母几块钱，我们不能拒绝，祖母实在太苦了，此外我们将自行设法。”虽然说是自行设法，但我一个十七岁读死书的人，将怎样的自行设法呢？后来清卿公每月送祖母两元，在他也算厚惠了。

于是我在家开门授徒，做起教师先生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先生，有谁来请教呢？第一个，收到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却是一位女学生。原来住在我们一宅的，里面一家姓潘的，也是书香人家。这位潘先生，有位女公子，今年九岁了，父母钟爱，想要她读一点书。而又不愿送她到宅子外面的私塾里去。本来想明年请一位先生，所以一说就成功，而我做了牡丹亭裹的陈最页了。写到这裹，我有一个挣话了，我自从教过这位潘小姐后，一直没有教过女学生。却自从山东青州府（今益都县）办了学校，回到上海以后，却在各女学校里教书，女学生不计其数，现在所记得的，如黄任之夫人、杨千里夫人、顾树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都是我的女学生。那末最先的这位潘小姐，比例这些武侠小说所说的，当是我的“开山门”女弟子吧？

其时潘小姐的束修，是每月一元。那时候，地方上周卹寒士者，还有一种书院膏火。苏州有三个书院，其它两个，童生不能考，只有一个平江书院，专为童生所考，考一超等，得银七钱（约合制钱一千文），特等减半。但也不大容易考取，有已进学的高材生，也冒充童生来考取呀。

后来我认得一个旧同学，他是粮道衙门一书吏之子，他们有一种粮册，要发给人抄写。字不必写得工整，但是要写楷书，大约是三分饯一千字，我若认真写，自早至晚，每天可写五千字，不是每天有一角五分的进款吗？这此考平江书院的卷子还可靠得多了。可惜那不是常有的，虽然每千字仅有三分，还是抢写者纷纷的，只费点笔墨而已。

其实，自从父亲故世以后，不是我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而是母亲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她在亲戚中，一向有针神之誉，她的女红，是精细而优美的，就在父亲没有故世之前，我们在窘乡中，她就把她的女红所得，取出来尽量补助家用，父亲故世后，几乎全靠她的女红收入了。

苏州的绣品是出名的，有些顾绣庄，放出来给人家去刺绣，但工资却微薄。绣一双衣袖（都是行销到内地各省、各区，为妇女官服披风上用的）不过制钱二百八十文，而工夫非三天不可。但母亲则日以继夜，只两天就完工了。苏州人家，嫁女必备绣品，尤以新牀上的装饰为多。如在床的中间，挂有“发禄袋”（其典未考），两旁则有如意、花篮、插瓶等等，都是绣品，都须描龙绣凤，极为花团锦簇。或夸示新嫁娘的针线精妙，其实都是床头捉刀人所为。亲戚家知我母亲擅于制此，转辗相托，如此忙了一个多月，也可以获得十余元。我正读唐诗，读到了“苦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句，因想这正为吾母咏的了。

不过这都是临时性质的，不能固定有那种收入，但我母亲的女红是不断的。我们的同居，不是有一家纱缎庄吗？这纱缎庄把所练成的“纱经”或“缎经”放出去，给女工们络在轴轳上，厥名谓之“调经”，一束经，谓之一和（这是丝织品家的术语），调纱经一和，可得五文，缎经一和，可得十文，不过此种工作，限时限刻，今日取了，明日必须交去，有时须整夜工作（凡丝织物直线为经、横线为纬，这里所谓经，即是直线）。

祖母年已六十余了，她也要工作，她也要调经，劝之不听。于是母亲取得浅色的经，如雪白、湖色、蜜黄的经，都与祖母。深色的经，如黑色、墨绿、深蓝的经，都归自己，因祖母年老，目力不济呀。又母亲和我商定，即清卿公每月给与祖母的二元，归祖母零用，我们家用中，不能再用它。但此两元中，仍有大一半祖母供给我用，如吃点心呢，买糕饼呢，添小菜呢，都是为她们所钟爱的这个孙儿而花费的。

这几年来，我们总算得是茹苦含辛了，但我并不算苦，苦的只是母亲。她一天到晚，不过睡四五个钟头，其他时间，都是工作。可是生活倒也安定，那时生活程度，已比我六七岁的时候高得多了。我们—家，每月五六块钱的开支，再也不能少了，房租近两元，饭菜约三元（这是祖母、母亲和我三人的食用），其它还有杂用，我们在衣，食、住、行四者之中，只有食与住两个字，衣服不能添做，走路只靠两脚了。

我家有一个规范，无论如何贫穷，不得借债。所以父亲在日，虽常处窘乡，也不肯向人告贷，我也遵守父训，一生从未举债。实在到不得已时，甚而几及断炊，则惟有典质度日。因此那些高墙头，石库门的当铺，我常常光顾呢。我们这时已家无女佣，祖母和母亲都是缠过脚的，不能上街，“举鼎观画”（此本为戏剧名，时人喻之为上当铺），我常演此剧，凡衣袖中可藏之小品（如首饰等），则可坦然直入，但衣服之类（父亲衣服极多，皮衣服大毛，小毛俱全），则挟一大包袱，如遇熟人颇露窘态。既而思之，“我还搭少爷架子吗？”便也夷然自若了。

那时的家庭生计，起初很觉得困难，后来有一个安排，倒也不觉得什么了。有时每一个月中，反而有盈余，于是把典质去的衣物，赎些出来。“赎当头”是高兴的事，从前有个寒士，改了古人诗句道：“万事不如钱在手，一年几见赎当头”，可发一噱。不过在这家庭预算，也常常有突出来的事，譬如送礼，苏州人家是讲究交际的，所谓“礼尚往来”。父亲开吊时，收了人家的礼，现在人家有喜庆丧的事，我们可以不送礼吗？普通也得二百八十文送一张礼票。我家现在虽处困境，还是要面子，不愿在这个封建社会上被扔下来。

这个家庭的担负，大概我担任了十分之三，母亲担任了十分之七，第二节，我又收了两个学生，连潘小姐共有每月两元的收入，考书院、钞写粮册，那是例外的。我觉得母亲这样的劳苦，心中实在不忍，然而又无可如何。可是有一个奇迹，母亲是有肺病的，在我年幼时，肺病常发，并且咯血，可是现在如此劳苦，身体反而坚强，其实即有小病，她也忍耐过去了。我们亲戚中，没有一个不称赞母亲贤德的，他们说：“我母亲的不病，真是天佑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