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来的客

这几年来，有些日本人民，常不远千里，纷纷到我国来访问。就是我这僻在苏州东南角里的一片小小园地，也扫清了三径，先后接待了三批日本来的客。

第一批是以《原子弹爆炸图》荣获世界和平奖金的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第二批是因雪舟四百五十年纪念应邀而来的山口遵春、山口春子夫妇，桥本明治、桥本璋子夫妇；第三批是日本岩波书店写真文库编辑部主任名取洋之助。这三批日本来的客，都是艺术家，难得他们先后贲临，真使我蓬荜生辉不少。

我和名取洋之助先生在一起，虽只一小时左右的时光，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挺好的印象。他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青年，身体很茁壮。这一天天气较冷，还刮着风，而他身上的衣服却穿得不多，头上不戴帽，露着一头鬈发，并不太黑；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分明也像我一样的近视。他的脖子里吊着一个摄影机，正面有nixon字样，很为动目，这大概是日本摄影机中的新品吧？

菊花的时节虽已过去了，而我家的菊展却还在持续下去；说也奇怪，这一年我的菊花寿命似乎特别地延长。爱莲堂的几张桌上、几上和地上，还陈列着好几十盆菊花，绿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妃白色的，大型的、小型的，什么都有。每一盆都是三朵五朵以至十余朵，有的配着小竹，有的伴以拳石，姿态都取自然，尽力求其入画。右壁的长方几上，有一盆悬崖形的绿菊叫作“秋江”的，名取先生最为欣赏，端详了一会，就把他胸前的摄影机擎了起来，格勒一声，收入了镜头。我们那只年高德劭的大绿毛龟，虽已经过几千几百人的欣赏，却从没有摄过影，这一次也居然上了名取先生的镜头。龟而有知，也该引以为幸吧？我因一向知道日本园艺家精于盆栽，年年都有不少精品，因问起近来情形如何。据名取先生回说，他们在国内搞盆栽的还是不少，希望我有机会前去看看。我表示将来一定要争取一个机会，前去向他们园艺家学习；又问起《盆栽》月刊是否仍在继续出版。在十余年以前，我曾定阅过三年，月刊中并且也有一次登过我的盆栽摄影好几帧。名取先生回说《盆栽》仍在出版，等回国后寄几本来给我看。我们彼此说了不少关于盆栽方面的话，译员叶同志从中传达，很为努力，这是可感的。

名取先生一路从走廊中走去，摄取了我一满架的小型盆景。到了我的书室紫罗兰庵里，又把两个桌子上的许多石供盆供，全都收入了镜头。后来进入园中，又把地上的那株二百年的老榆树桩和盆景“听松图”、四株老柏“清奇古怪”等，都摄了影。末了我正在回过半身，招待他回到爱莲堂里去休息时，冷不防一声格勒，我也被收到镜头里去了。这天因为他还要赶往上海去参加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工作，就匆匆别去，而他那格勒格勒摄影机的声音，似乎常在我的耳边作响。我在苏沪两住所见到的摄影专家很多，而像他那么眼快手快的，却是从来没有见过。他拨弄着那个摄影机，仿佛是宜僚弄丸，熟极而流。

丸木位里和赤松俊子夫妇，更给予我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是怀念着。彼此相见握手之后，赤松女士先就送给我一个日本母亲大会的纪念章，白铜绿地，上面是母亲抱着孩子的图案，很为精美。母亲大会是一个和平机构，代表全日本的母亲为孩子们呼吁世界和平的。她在我的《嘉宾题名录》上签了名，又画了一个赤裸的小孩子躺在烟雾里，并题上了字句，原来她画的就是广岛牺牲在美国原子弹下的无辜赤子，意义是很深长的。丸木先生给我画了一枝梅花，作悬崖形，笔触简老得很。我一生爱好和平，系之梦寐，这两位和平使者的光临，似乎带来了一片光风霁月，使我兴奋极了。

山口遵春和桥山明治两先生，是日本第一流的画家，这一次是为了大画家雪舟四百五十年纪念，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山口夫人春子长身玉立，着西洋装；而桥本夫人璋子却穿的是和服，我们已好久没有见过了，在我四个小女儿的眼中，觉得新奇得很。山口先生在我的题名录上写错了一个苏州的“苏”字，夫人立刻指了出来，请他改正。他们对于我的盆栽盆景，都看得很细致，也许是老于此道的，使我有“自惭形秽”之感！在园子里，他们看到了那被台风刮坏了一角的半廊，又对旁边的一株老槐树看了一眼，便微笑着说：“这个倒很有画意！”我有些窘，怀疑这句话里是含有讽刺性的。但据伴同前来的谢孝思同志说：“这倒不一定，他们也许是别具只眼，欣赏这残缺之美的。”我听了，心中虽作阿q式的自慰，过了几天，连忙把这半廊修好了。

一瓣心香拜鲁迅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们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几朵猩红的大丽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示我一些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我，不但在公的一方面要追念他，景仰他，就是在私的一方面也要追念他，景仰他；因为我对他老人家是有文字知己之感的。

一九五〇年上海《亦报》刊有鹤生的《鲁迅与周瘦鹃》一文，随后又有余苍的《鲁迅对周瘦鹃译作的表扬》一文，就足以说明我与鲁迅先生的一段因缘。鹤生文中说：

关于鲁迅与周瘦鹃的事情，以前曾经有人在报上说过，因为周君所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批复甚为赞许，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事就是他所办的。批语当初见过，已记不清了，大意对于周君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只是可惜不多。那时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夏，《域外小说集》早已失败，不意在此书中看出类似的倾向，当不胜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鲁迅原希望他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后来周君不再见有译作出来了。（下略）

余苍文中说：

（上略）我们首先应确定周先生在介绍西洋文学上的地位，恐怕除了《域外小说集》外，把西洋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印成一本书的，要以周先生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华书局出版）为最早。此书取材方面，南欧、北欧、十九世纪的名家差不多全了；而且一部分是用语体译的。每一作品前面，还附有作者小传、小影，在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什么人来做这种工作的。此书出版年月，大约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左右，曾获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奖状，此事与鲁迅先生有关。原来鲁迅那时正在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当佥事科长，主管这一部门工作，曾将中华送审的原稿带回绍兴会馆去亲阅一遍。他老先生本来就有意要提倡翻译风气，故在原书批语上，特别加上些表扬的话。中华书局如能找出当日原批，还可以肯定这是出于鲁迅先生的手笔呢。抗战前夕，上海文化工作者为针对当时国情，积极呼号御侮，曾一度展开联合战线，报纸上发表郭沫若、鲁迅、周瘦鹃等数十人的联合宣言；鲁迅对周先生的看法一直是很好的。

不过鹤生说我后来不再有译作出来，实在不确。我除了创作外，还是努力地从事翻译，散见于各日报、各杂志上，鲁迅先生他们也许没有留意。一九三六年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四册，就是一个铁证；内中包含二十八国名家的作品八十篇，单是苏联的就有十篇，其他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一应俱全。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许会点头一笑，说一声孺子可教吧！

至于余苍所说的出版年月，一九一八年左右，实在已是再版了；初版发行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那时我是二十二岁，为了筹措一笔结婚费而编译这部书的。包天笑先生序言中所谓“鹃为少年，鹃又为待阙鸳鸯，而鹃所辛苦一年之集成，而鹃所好合百年之侣至”，即指此而言；他老人家原是知道这回事的。

此书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送往北京教育部审定，事前我并不知道，后来将奖状转交给我，也已在我脱离中华书局二年之后。那时鲁迅先生正任职教育部，并亲自审阅加批，也是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的。前年北京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士菁同志曾来苏见访，问起鲁迅先生的批语是不是在我处，想借去一用。其实我从未见过，大约当初留存在中华书局，只因事隔三十余年，人事很多变迁，怕已找寻不到了。抗日战争初起时，鲁迅先生等发起文化工作者联合战线，共御外侮，曾派人来要我签名参加，听说人选极严，而居然垂青于我。鲁迅先生对我的看法的确很好，怎的不使我深深地感激呢！

鲁迅先生的大作《呐喊》《彷徨》，我曾看过三遍。看了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知道他处于黑暗的时代，以彷徨来表示愤激，以呐喊来惊醒国人。我们未尝不彷徨，可是未敢做斗争；未尝不呐喊，可是声音太低弱，其贤不肖之相去也就远了。鲁迅先生如果知道今天的祖国，阴霾尽扫，八表光明，也该含笑于九泉啦。

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回忆

时间过得真快，弹指间，四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四年前，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为了生活的鞭策，就东涂西抹的卖文了。每天孜孜兀兀，劳动十余小时，所作小说和杂文，散见于各日报各杂志。那时我除了创作外，还从事于翻译西方各国名家的短篇小说。因为我生性太急，不耐烦翻译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巨著，所以专事搜罗短小精悍的作品，翻译起来，觉得轻而易举。由于我只懂得英文，所以其他各国名家的作品，也只有从英译本转译过来。

二十岁时，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英文部聘我去专做翻译工作，除译了几种长短篇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外，还译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供给该局月刊“中华小说界”“中华妇女界”等刊用。二十二岁时，为了筹措一笔结婚的费用，就把这些年来译成的西方各国名家短篇小说汇集拢来，又补充了好多篇，共得十四个国家的五十篇作品，定名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计英国十八篇，法国十篇，美国七篇，俄国四篇，德国二篇，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芬兰、塞尔维亚等国各一篇，并于每一篇之前，附以作者的小影和小传。这五十篇中，用文言文翻译的多于语体文。

编译完工之后，就由局中收买了去，得稿费四百元，供给了我的结婚费用。包天笑先生在卷首的序文中，还提到此事，天虚我生陈栩园先生在序言中道出翻译西方小说的甘苦，而主编“礼拜六”周刊的王钝根先生，也作了一篇序，除了夸奖之外，也说到我艰苦笃学之况。现在包先生虽还健在，年逾八十，而远客海外，阔别多年；陈王二先生已先后作古，无从亲炙，重读遗文，如听山阳之笛，不由得感慨系之！

当时中华书局当局似乎还重视我这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九一七年二月初版，先出平装本（三册），后又出精装本（一册），我自己收藏着的，就是这样一册精装本。只因经过了四十年，书脊上的隶书金字，已淡至欲无，而浅绿色的布面也着了潮，变了色了。不意到了一九一八年二月还再版了一次，这对于那时年青的我，是很有鼓励作用的。至于中华书局把这部书送往教育部去申请审定登记，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两年后，我已不在局中工作，局方却突然送给我一张教育部颁发的奖状，使我莫名其妙；直到一九五〇年，周遐寿先生用“鹤生”的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此文后收入他所著的“鲁迅故家”中），我才知道：民初，鲁迅先生正在教育部里任社会教育司科长，这部书就由他审阅，批复甚为赞许。那奖状当然也是他老人家所颁发的了。最近周遐寿先生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鲁迅与清末文坛”那篇文章中，又提起此事。

我推想鲁迅先生之所以重视这部书，自有其原因。周遐寿先生也说得很明白，说他对于我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我翻译英、美名家的短篇小说，比别国多一些，这是因为我只懂英文的缘故，其实我爱法国作家的作品，远在英美之上，如左拉、巴尔扎克、都德、嚣俄[1]、巴比斯、莫泊桑诸家，都是我崇拜的对象。东欧诸国，以俄国为首屈一指，我崇拜托尔斯泰、高尔基、安特列夫、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罗曼诺夫诸家，他们的作品我都译过。此外，欧陆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我也欢喜，经常在各种英文杂志中尽力搜罗，因为他们国家常在帝国主义者压迫之下，作家们发为心声，每多抑塞不平之气，而文章的别有风格，犹其余事。所以我除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发表了一部分外，后来在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八十篇中，也列入了不少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

近年来，我不再从事翻译，因为没有机会读到英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其他各国的文字，又苦于觌面不相识，那就不得不知难而退了。如果要重弹旧调，只得乞灵于古典文学，我想英译本中，也还有不少未曾译过的各国名作，只要用一番沙里淘金的工夫，也许能淘到一些金的。

有朋自远方来

古人道得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来了朋友，谈天说地，可以畅叙一番，自是人生一乐。何况这个朋友又是三十余年前的老朋友，并且足足有三十年不见了，一朝握手重逢，喜出望外，简直好像是在梦里一样。

记得是某一年秋天的一个月明之夜，在上海旧时所谓“法租界”的一幢小洋房里，有南国剧社的一群男女青年正在演出几个短小精悍的话剧：《父归》啊，《名优之死》啊，都表演得声容并茂，有光，有热，有力，真的是不同凡俗。那导演是个瘦长个子的年轻人，而模样儿却很老成，头发蓬乱，不修边幅。他一面招待我和那些特邀的观众，一面还在总管剧务，东奔西走，而脸上的表情，也紧张得很。一口湖南话，又快又急地从舌尖上滚出来，分明是个与《水浒》里“霹雳火秦明”同一类型的人物。这年轻人就是现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同志，也就是这次从远方来的老朋友。

这是一九五六年九月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还只清早六点多钟，就有一位苏州市文联的同志，赶到我家里来，说昨晚上田汉同志到了苏州，现在西美巷招待所中候见。我一得了这天外飞来的喜讯，兴奋得什么似的；料知这位现代的“霹雳火秦明”是不耐久待的，于是捺下了手头正在整理的盆景，急匆匆地赶往西美巷去。

一位头发花白而身材微胖的中年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地握住手；除了他那面目还能辨认出是田汉外，其他一切都和三十余年前大不相同了。那时他正热烈地和几位文化界同志谈着地方戏剧上的种种问题。我不愿打搅他们，恰见那位研究舞蹈的专家吴晓邦同志也在座中，就和他讨论起我国舞蹈的新事业来。

我们正在谈着谈着，却见田汉同志已站了起来，忙着说道：“来！来！我们大家玩儿去！”只因其他同志恰好都有别的任务，就由我和交际处的李瑞亭处长作陪，同行的还有两位上海戏剧家协会的干部吴瑾瑜、凤凰和田汉的秘书李同志；一行六人，分乘两辆汽车，向灵岩进发。

我和田、凤、李秘书合乘一车，颇不寂寞。凤凰同志原是十余年前的电影小明星。我初见她时，她还只十岁，恰像一头娇小玲珑的雏凤；而现在玉立亭亭，已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少妇了。这时我和田同志就打开了话匣子，从回忆过去，再说到现在，真是劲头十足。田同志说他经常在外边跑来跑去。最近在安徽合肥看地方戏的会演，几天里看到了庐剧和从湖北输入的黄梅戏，而安徽旧有的徽剧却没有了，这是一件莫大的憾事！这一次已和当地文化部门商讨发掘徽班老艺人、复兴徽剧的办法，使它发扬光大起来。我向他叙述了上月在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听来的关于艺人们生活的情况。

我们谈谈说说，不觉已到了灵岩。田同志一下了车，就一马当先，大踏步赶上山去；脚上虽穿着皮鞋，却如履平地。他比我虽然年轻一些，也已五十八岁了，而“霹雳火秦明”的脾气，依然不变。他在山上到处流连，到处留影，到处都有兴趣，足足游赏了两小时。在寺门口买了一只大型的元宝式柳条篮子，亲自拎着，飞一般地奔下山去。据他说，要把这篮子送给他那位在文工团里工作而正在扬州演出的爱女，作为此次游苏的纪念。

这时已是正午了，我们不但忘倦，并且忘饥；又一同游了天平。田同志对于亭榭楼阁中的楹联都很欣赏，请李秘书一一抄录下来。在白云精舍中大啜钵盂泉水，放了二十六个铜子在杯子里，水还没有溢出，足见水质的醇厚。大家跑上一线天，田同志拉了我和凤凰，合拍了一张照，就步步登高，由下白云而到达中白云。他远望着“万笏朝天”光怪陆离的无数奇石，叹赏不已。因为时间的限制，就只得放弃了上白云，恋恋不舍地下山来了。

他虽将于明晨离苏赴锡，可是游兴很浓，还要一游园林。先到我家看了盆景和盆栽，又请吴同志替我们合拍了几张彩色照，已经四点钟了。中共苏州市委文教部长凡一同志夫妇俩伴他去游拙政园、寒山寺、虎丘等处，直到七点多钟方始回来，出席了凡一同志的宴会，再预备去看评弹和苏剧。田同志喜滋滋地对我说：“今天时间虽匆促，但我还在寒山寺里叩了几下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