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史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摩习。唐人修《晋书》，南、北《史》转，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惟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

隶字书丹于石最难，北魏、周、齐、隋、唐，变隶为真，渐失其本。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隋、唐人碑画末出锋，犹存隶体者，指不胜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书，乃今所存褚迹，则隶体为多，间习南朝体书《圣教序》，即嫌飘逸，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真石也。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今榜不可见，而瓦当、碑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

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布袋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 》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蓬莱郑道昭《山门》字相校，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东晋民间墓砖，多出于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礼者，在凳悬仲将耳。若使殿榜未悬，陈之广厦细旃之上，敕文臣大书之，何不重礼之有？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有所书碑碣不多。若欧、褚则全从隶法而来，摩崖巨石，照耀区夏，询得蔡邕、索靖之传矣。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向壁虚造。然江东俗字，亦复不少，二王帖如“禊”、“智”、“体”、“ ”等字非破体耶？唐初破体未尽，如虞、欧碑中“笑”、“ ”、“准、”“煞”等字非破体耶？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之间者，自此等始。伺候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遂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古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邕必请张廷珪以八分书之，邕亦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颜氏并以碑版隶楷世传家学。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亦各名家，皆由沿习北法，始能自立。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书摹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脱迹欧阳询，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汉、唐碑版之法盛，而钟鼎文字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