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西科学有不同。中国科学乃人文的，生命的，有机的，活而软。西方科学乃物质的，机械的，无机的，死而硬。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建筑烹饪长期发展，亦人文，亦艺术，但不得谓之非科学。自房屋建筑，进而有园亭，有山林名胜，有河渠桥梁，深发自然风情之结构，遍中国精美绝伦者到处有之，谓非有一种科学精神贯彻其中，又乌克臻此。但在中国学术界，无独立科学一名称，亦曰"人文化成"而已。故在中国，乃由人文发展出科学。在西方，则由科学演出为人文。本末源流，先后轻重之间，有其大不同。

烹饪为中国极高一艺术，举世莫匹。但烹饪中亦自有科学。即论茶之一项，自唐以来千数百年，其种植、其剪采、其制造、其烹煮，又如茶垆、茶壶、茶杯种种之配备，以及各地泉水之审别，茶品之演进，与夫饮茶方法之改变，饮茶场所之日扩日新，苟写一部中国饮茶史，亦即中国社会史人文史中重要一项目。其处处寓有科学方法贯彻其内，则亦可谓与中国科学史有关。

神农尝百草，为中国医学之开始。中国医学之对象，为人之整体一全生命。西方近代医学则必自尸体解剖入门，其视人身亦如一机械。各器官则如机器中各零件，医学即修理此各零件，而似乎忽视了整体生命一认识。西方医学亦知有血脉，但无气之一观念。人之一切知觉记忆，则在人身之脑部，而无中国心之一观念。中国人所谓心，非指胸口之心房，亦非指头上之脑部，而所指乃人之整体全生命之活动。此观念亦为西方人所无。

依中国人观念言，一身之内，气属形而下，心属形而上，此则仍是一种人文观。若就自然方面观，以宇宙整体言之，则气属形而上，心应属形而下。此则中国医学可通于西方之哲学神学，而与西方医学转有不同。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人身为一整体全生命，此属小生命。宇宙亦为一整体全生命，则属大生命。故中国医学属生命的，即犹谓中国科学乃生命的。而西方科学则显属非生命的，此则中西科学之大异处。

中国医学主要在切脉，方寸之脉之跳动，即可测知其全身，而病况由以见。西方人诊病则必分别人身各部位各器官而加以判定。故中国医学乃生命的、有机的，而西方医学则属机械的、无机的。

中国医学之用药亦主有机的。神农尝白草，百草亦各有其生命，生命可与生命相通，故用草为药可以治人病。西方人视人身如一机器，属无机的，故其用药亦用无机的，由化学制成。此有机无机一分别，依中国人观念言，可谓科学亦当本源于哲学，但西方则分别为两种学问。中国乃无独立之科学，亦无独立之哲学，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乃始成其为学问。

中国人又有静坐养气养神，以延年益寿之术。养神即养其心，心亦即是神。西方人则惟知运动健身，不知静坐养神，此又观念不同而方法亦随之不同之一例。中国人又能在静坐中预知外面事，如宾客远道来访，未到门，而坐者早知之。此事古今皆有，但既非科学，亦非哲学，今人则称之谓神秘。惟生命既可与生命相通，则预知宾客来访，亦非神秘。但中国人则认为非人文要道所寄，故虽有其事，惟任其偶而有此发现，置不深究。

人之心神既可与远道宾客相交接，乃亦可与死者心神相交接。死生界限，迄今仍难定。又如客死他乡，其生命机能或未骤绝。中国有辰州符，念咒焚符，使死者随其步行，历数日数百里之遥，抵达死者家门，乃始倒地不起。此事极神秘，但非人文要道，中国人乃亦置不深究。但论其始，必有人先通此术，乃以传人。其如何得通此术，倘详述经过，亦一绝大科学问题，不得谓之乃神怪。

今姑称之为通神之术，此种通神之术，中国到处皆有。即如堪舆风水，选择墓地，皆用之。余有一友，学西方交通测量之术。有一仪器，持在手中，可测地下水道水量。对日抗战时，奉命测量云南道路，逢古坟墓，树木旺盛者，试测之，乃知其地下必有大量水流。询其子孙，必尚旺盛。逢古坟墓，树木凋枯者，试测之，其地下水流必已枯竭。询其子孙，亦必凋零，或无后继。然则坟墓风水岂不显与后代子孙有关，但堪舆家又何从得知，岂不近似西方近代之科学。但中国无科学之名，故亦可称之为一种通神术。而今人则一依西方科学观念，称中国堪舆风水为迷信，为不科学。今称通神二字亦不科学。实则中国即人文大道，亦主通神。宋儒张横渠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也。此乃往圣之绝学，所以开万世之太平者。是则中国之人文大道，圣学精华，亦可谓乃是一种通神之高层科学矣。

大禹治水，又是中国科学史上一绝大工程。中国以农立国，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最所重视。洪水泛滥则为害。在大禹前，当早知有水利，而洚水乃益见其为害。此下水利水害问题，乃中国人文学中一大条目，亦即中国科学史上一大要项。战国秦李冰父子，为四川岷江凿离堆，除水害，兴水利。两千年来，承续修理，史迹昭然。胡渭之一部《禹贡锥指》，中国四千年来，黄河之水利水害，亦昭揭可知。又如自元以下之运河，北起通州，南迄杭州，运河之水或自高向低，或自低向高，五六百年来之国计民生，所赖实大。此非中国科学史上之一绝大成就乎。惟中国学者则一以此等尽纳入治平大道中，而不成为一项独立之科学工程，如是而已。

大禹治水以下，周公制礼作乐，又为中国人文史上一绝大创造。礼乐中皆涵有科学。有礼器，有乐器。礼器有鼎彝，永传为中国之最佳艺术品。乐器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项，逐项制成乐器，皆赖科学。但何以必金声而玉振之，则乃艺术，非科学。但中国仅称一乐字，无艺术科学之名。后人又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丝属器声，竹则人与气经竹管以成声，肉则纯是人声。贵能从人心中直接露出，乃始为音乐之上乘。中国音乐，人声为主，器声为副。西方音乐，则似以器声为主，人声为副。本末源流，先后轻重，又各不同。

中国音乐又以辞为主，声为副。古诗三百首，皆求语语直接出自人心肺腑中，又能语语深入人心肺腑中。传至今三千年，读其辞，仍能感人心，不啻若自其口出，亦不啻若自其心出。《离骚》楚辞继之，亦然。汉乐府及五言古诗、唐诗、宋词、元曲亦莫不皆然。皆配以声，附以气，但必以辞为主。辞则必以心为主。如汉赋之务为堆砌炫耀，所争在字句上，则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此则中国一套大哲学，科学艺术文学一以贯之，而科学转见为末矣。自明代昆曲以至近代之平剧，亦一贯相承，乐声仅为副，人声心声歌声始为主。一歌一唱，皆能深入人心。剧中人事，亦皆由此选定，皆重在剧中当事人之心，而遂以感通听众之心，此乃成为中国之艺术。剧场中一切表现，皆配有科学，隐于一旁，似可无见。

抑且古代少事物侵扰，其心纯深，故易感。后世事物侵扰多，其心杂而浮，则不易感。今则为科学世界，惟见物，不见心。而又提倡通俗白话新文学，皆由当前事物充塞，不见作者心，又何以感读者心，今人乃竟有称之为短命文学者。非求通神，仅求过目。能传数十年，斯可名震一世矣。文学如此，其他亦然。

礼又有衣裳冠履之制。衣裳冠履皆成自科学。中国之丝织品亦科学，而成为一种高尚之艺术。西方人亦有衣裳冠履，但多成为商品。中国人衣裳冠履从人文大道中来，亦修齐治平一要项，非为经商。如观平剧，衣裳冠履皆以见人品，非可随便使用。又如女性美，在其一颦一笑，一顾一盼上，不在其涂唇画眉上，服装则尤其次。故平剧化装，乃可一成不变，盖亦有礼意存焉。故周公之制礼作乐，其深意所存，乃在后代中国人之永久追寻中。

先秦诸子早期有墨翟，公输般为攻城之器九，而墨翟九破之。墨翟又能为木鸢飞空，三日不归，则墨翟乃中国当时一大科学家。墨经中所传有关科学之义理，颇有与近代西方科学相似处。然攻城灭国，非中国人文大道之所重，后世遂少公输般、墨翟其人。三国时诸葛亮凿修剑门栈道，又为木牛流马，以利运输。道路交通，古今所重，剑门栈道今犹存在，木牛流马则终废弃。可见中国科学上之发明，有递相传袭，续有进步者。有弃置不理，终成绝响者。此见科学亦必融入人文大道中，不能独立见重。

先秦诸子中期有邹衍，会通儒家人文，道家自然，创为阴阳家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其言实求本于天道以言人道，主要在言金木水火土五行，实皆科学。惜其书已失传。今姑据《吕氏春秋·十二纪》，《小戴礼记·月令》，及《淮南子·时则训》言之，此亦五行家言之主要一端。汇合天文、地理、有生、无生，而一以人事为主，又一以农业为主，本于历法，分一岁十二月为二十四节气，使务农者知所从事，而其他生产工业亦旁及焉。又推而上之于国家之政令。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教育、日常人生一体兼顾，亦可谓中国学术思想共同理想所在之一例。宜其言为此下儒道杂诸家均所采用，而有迄今两千年仍奉行不辍者。

又如历法，西方用阳历，中国用阴历，但亦不得谓阴历不科学。抑且阴历中亦兼用阳历。若依阳历，日南至日长至当为一年之首。故中国俗言冬至夜大过大年夜。但中国重农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必以春为开始，而冬至则冬未尽，春未到。故孔子言行夏之时。汉以后，历代正朔皆奉夏历。观于《吕览十二纪》、《小戴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则中国之历法不仅与人生习惯息息相通，亦与政府法令处处相关。中国之阴历，其意义价值，已融入中国之全人生。惟阴历亦有其缺点，如一岁十二月，又补以闰月是已。今改用阳历，亦非不科学，而于中国之传统人生则终有失其调和处。故政府虽行阳历，而民间则仍多沿用阴历。毛泽东一尊马恩列斯，而民间亦仍过阴历年，不过阳历年。则人文传统之难合处，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西方阳历应以冬至为易岁大节。而耶教盛行，乃改尊耶稣诞辰，其距冬至不过数日之遥。则西方之尊耶诞，其为科学，抑为人文。尊科学，又岂得拒外人文于不顾，此又深值讨论一问题矣。

邹衍又言五德终始，其指导上层政治者，谓自古无不亡之国，其言深有理，乃在劝帝王之禅让。而权臣乃利用之以篡弑，先之有王莽，继之有曹操、司马懿，为世大诟病。其学因此不行，其书亦失传。然其流传社会下层者，则如上述医学、堪舆之类，及其他诸端，仍传习不衰。今日国人之所讥为迷信不科学者，则几乎胥与旧传阴阳家言有关。

孔孟儒家主言人道，庄老道家主言天道。《中庸》《易传》则主以人道上通于天道，兼采道家言，犹不失儒家之正统。故两书皆主提掣向上，发挥一共通道理。阴阳家言则主以天道下通人道，然舍人道则天道又何由定。故其言多放散向下，流于逐事逐物之博杂上去，而不免于人类内心之深处有疏忽，此则其缺失所在。西方自然科学，无以定人道，仅求供人用。西方宗教家言，亦无以定人道，仅求减人之罪恶。而政教分离，终成一大病。中国阴阳家言，其大路向已不如儒道两家之精深而宏大。然人文终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生由自然，死归自然，人生终在大自然中，同是一自然。阴阳家本自然讲求人生，其说而中者仍不少。即上论中国通神之学，亦多本于阴阳家言。虽宗主有失，但亦不得谓其全无得。今求研讨中国科学史，则中国阴阳家言亦仍值再作研讨。

秦代有蒙恬，传为笔之发明人。笔之发明当在前，而在不断发明过程中，蒙恬或为其一人。中国有文房四宝，曰笔曰墨曰纸曰砚，此亦皆一种科学发明。如笔有羊毫、有狼毫、有兔毫、有兼毫，于多兽中独取此羊、狼、兔三兽之毫。《中庸》曰"率性之谓道"，诸毫皆有性，择其性相宜者以制为笔，以通于操笔作书者之性，则此造笔者亦可谓其有通神之技矣。

又纸与墨与砚，皆必与笔之物性相通，乃得成其妙用。而造纸之术则尤多变。观于中国之文房四宝，乃知中国人之善于会通配合，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造墨、造纸、造砚者，皆未必通书法，亦未必能互相通。而书法家则兼用此四宝，以成其书法之妙，此非一种神通妙用而何。书法为中国人一种特有艺术，内可以代表书家一己之德性，外可以传百千年而仍得后世人之爱好模仿，此亦一种神通妙术矣。中国人之所谓神通，当于此等日常具体事上求之，斯不失其妙。

群言中国在科学上有三大发明，一指南针，一印刷术，一火药。此三者，惟印刷术为用最大。余尝谓宋代乃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论其都市工商业，则远逊于唐。但印刷术发明，书籍传播易，理学家乃能会通群说以定一是。其言愈简，其所包涵之意义则愈见有神通之妙。此诚学者所宜细心潜玩。

北宋又有邵雍康节，与二程同时。远得华山道士陈抟之传，乃欲以数理阐释历代之治乱兴亡。其学颇似阴阳家，亦欲本天道以贯通之于人道。后起理学家摈不列之于理学之正统。然其言易，颇多妙理。其数学之流行，如民间算命之术，亦多上推之康节，乃亦颇有奇验者。上之有邹衍，后之有邵雍，实皆可谓是中国之大科学家，同时亦可称为中国之大哲学家。而邵雍犹然。此两人皆曾于中国学术史上有大影响，尤多流布于下层社会。近人皆讥之为迷信不科学。而要之，如邹衍，远在古代，已难详论。而康节，亦终可谓是一神通之妙人。其遗文轶事，实大可珍玩，而可从一新途径新观点以重为阐发者。明初有刘伯温，读其诗文集，当为一文学家。乃民间相传，则俨以继邵康节，此仍待详考。但其在学术史上，则断不能如邹邵两人之所影响。

中国方士神仙长生之术，发明有铅汞配合之方，流入西方，遂有今日之化学。中国人发明火药，已知用炮，流入西方，遂有近代西方枪炮火器之开始。明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先西方人直达非洲。西方之有远洋航行，亦自中国指南针之传入。可谓近代西方之殖民政策帝国主义，则胥得中国科学之翼助。然在中国则止而不前。可以富、可以强，而中国人乃终认其为于人生大道利少而害多，乃不更进一步加以运用，以成如近代西方富强所赖之科学。此岂诚是中国人之愚而无知，抑故步自封，守旧好古，而不求进步之谓乎？此非会通全部中国史，深知其文化传统之神通妙用所在，则无以释之矣。

近代国人极慕西方科学，然中国亦自有之。英人李约瑟撰为《中国科学史》一书，乃国人亦末能深玩。还就本国史本国文化传统，则李书之未加详发者亦多矣。其终将有人焉，重为撰述一书，以发明中国科学之真意义、真价值所在，而使国人继前轨而续有开新。余日望之，但恐终不能当余之生而见之矣。天乎，人又何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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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人有自然与人文学之分，此亦承西方来。然此自然与人文两名词，则远在两千年前，为中国所固有。但用以译述西方学术，实大有问题。自然乃庄老道家语，义谓自己如此。西方科学则主反抗自然，战胜自然，其最要发明则为各种机械。机械非自然，则乌得称西方科学为自然科学。

人文二字，则源于儒家经典《周易》，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犹称人生的花样。如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是。自有巢氏、隧燧人氏以前当已有父子一伦，迄今不能免。亦可谓自石器时代至今电子时代，同有此父子一伦。此为人文即自然，而与自然终有别。中国极看重此一别，西方则不然。如电灯、自来水，依西方观念言，同属人文。而中国观念，则所谓人文，当有更高驾出于使用电灯、自来水一类之上者。故虽同样使用电灯、自来水，而人文仍可大不同。

大抵从中国言，道家重自然，儒家重人文，而两者仍有其相通处。如儒家言性命，亦即自然。人生天地间，生命所赖在一身，此身之食衣住行，则种种有赖于身外之物，故人生亦只是天地万物中一自然。但由自然展演出人文，而人文亦终不能脱离自然，而仍必以自然为依据为归宿。姑以食衣住行言，中国在此四方面种种讲究，种种成就，其极多处可谓已冠绝人寰。但只可说是人文进步，不能说是自然进步。

先言饮食。中国烹调饮膳之美，举世称羡。但中国人最称羡者，孔子之饭疏食饮水，颜子之一箪食一瓢饮，两千五百年来传在人口。盖中国人生重礼，礼属人文，非属自然。饮食亦必有礼。孔颜之饭疏瓢饮，有大礼存焉。姑言饮。李白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贵酬酢，李白则庄老道家中人，但其随时随地随口流露，一人独饮，何等闲畅，乃必谓月下影前，俨成三人。中国人文精神之陶冶，真可谓无微不至矣。唐诗又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故人对饮，此又一种人文精神。又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思乡则思饮，而此酒家则在杏花村里，饮酒而对杏花，犹如饮酒而对明月，此是何等情调。明月杏花皆属自然，而饮者之情调则属人文。其实则自然亦融入人文精神中，不能脱离自然以独成其为人文。又云："欲饮琵琶马上催。"此又是何等情味。非有此一种人文精神，则一切自然无意义、无价值，皆为之变色矣。

又如衣。中国锦绣之美，亦岂不为举世称羡。然而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更称美一世，传诵千古，故衣锦则尚絧。而晏子一羊裘三十年，亦受人崇敬。此则人文价值之远胜于自然价值可知。《吕氏春秋》载一故事，一师、一徒，夜行遇大雪，不克进城，当露宿路上。师告其徒，今夜非一人穿两人衣，俱将冻毙。我以传道救世，君衣当授我，庶我得活。其徒谓，师以传道救世，此正其时。我得师衣而活，即师道。其师无奈，乃脱衣授其徒。此亦衣非重，死生非重，而惟道为重之一例。中国人文所重即在道。后世科举，未中第，未登仕途，皆布衣。此亦一礼，亦一道。然布衣重于君相，代有其人，正为其能传道，此犹中国人文精神之一种表现。女性亦称荆钗布裙，荆布与糟糠并称，亦见人文远超衣食之上。

中国人之宫室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寓其内，精心独运，举世莫匹。而如诸葛孔明之草庐，邵康节之安乐窝，更下如李二曲之土室，一庐、一窝、一室之陋，乃备受后人之想慕与崇仰。陶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狗吠鸡鸣，乃属自然景象。而狗吠深巷之中，鸡鸣桑树之巅，则自然全化为人文，而鸡狗亦成人文中一角色矣。古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一风雨如晦之鸡鸣，更属中国人文精神至伟大至崇高一象征。祖逖之闻鸡起舞，则不过师承风诗所咏之一微小表现而已。又如唐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此村边之绿树，郭外之青山，非一极清雅之人文境界乎。又如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一番真意，则不在东篱之菊，亦不在远望之南山，而在诗人日常生活之心情中。篱菊之与南山，则亦全化入人文，与为一体，而不复有别矣。

中国之名山大川，古迹胜地，亦皆人文化。如西湖孤山林和靖之梅妻鹤子，岂亦林和靖之化为禽兽草木，与梅鹤为一体，抑其梅其鹤之亦皆化入人文境界中，乃得与和靖之生活融为一体乎。不深入中国之人文传统，而漫游中国之山川胜地，斯亦交臂失之，如肝胆而楚越。则惟有效西方一观光客，以游历为人生一乐事，则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游又不同。人生境界各异，此则为中国人文精神最要研讨之所在。

次言行。中国古代贵族出，必驷马高车。孔子则一车两马，老聃乃骑驴出函谷关，墨翟裂裳裹足，履破而无换。此三人之行，后世均传为佳话。中国人极讲究食衣住行，但又于食衣住行上讲求礼。乃于食衣住行不够条件，极简陋极缺乏中，反备受推崇，即此亦见中国人文精神之一端。尤其如唐玄奘攀登喜马拉雅山，达印度，此故事之受人推敬，经人传述，可谓古今独步矣。近代西方人竞登喜马拉雅山，亦为要反抗自然，战胜自然，一显腰脚。玄奘则不然。然而玄奘在中国人文精神上之伟大崇高处，则近代之攀登此峰者断不能相比。一则为反自然之自然生活，一则为超越自然之人文生活。即如哥伦布之驾舟横渡大西洋，其意在寻觅印度经商佳地，论其人文精神，亦不得与玄奘相比。此正中西双方人生之不同。

或疑中国人能注意食衣住三项，而安土重迁，惮于远行，是又不然。孔子周游列国，自此以往，中国士人多为天下士，行踪遍全国者占大多数，老死不归故土者亦多有，足迹未出乡里者则绝少。东坡诗："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此非东坡一人之自咏，乃咏中国古今相承之士人。史迹昭然，兹不??缕。

中国人观念，食衣住行，仅为维持生命。而生命则别有其更高境界，仍需充实光大。故中国人文乃有远超食衣住行之外之上者。如言孝，舜父顽母嚚，而舜之为孝益显。然孝顽嚚固不易，孝圣贤亦维艰，如武王周公之孝其父文王，亦岂易事。人之父母各不同，则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者，将万变而无息，日新而不已。中国有百孝图，孝行岂百可尽。《周易》易字，有易简、不易、变易三解。各反诸己，其道则易而简，虽百世而不易，亦因人而必变。中国人文尽此三义。西方人生不内求诸己，而外务于物，则不简。因物而变，则无不易。自石器而铁器、而铜器、而电器，器物变，斯人生亦随而变，则人文随自然化。而凡诸器物，又务求其反自然，机械化。则器物日变日新，自然已不自然，则又乌得有人文。凡其为人文者，尽属不自然，则日变日新，又乌见其所底止。

中国人文言孝，则天之命，父顽母嚚则亦天之命。孔子曰："天生德于予。"但天未尝同生此德于孔子之父与母。故天命不易知。舜之孝，亦天生此性此德于舜而已。舜之因于父顽母嚚而益见舜之孝，则其父之顽母之嚚或亦因其所遭遇而益见其顽嚚。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习则多因遭遇来。如孔子生乱世，亦因世乱而益见其圣德。今人则谓此为环境，人则随环境而变。此犹谓人文随自然变。中国人之人文理想，则谓任何环境中，各可保有其理想之一己，故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以舜之父母而成舜之孝，以孔子之乱世而成孔子之圣，环境各不同，此即天命，即自然。而各可保有其理想之一己，此亦天命，亦自然。而人文精神乃寓其内，遂使人文理想日新月异，悠久而不息，广大而无疆。

今人则务求改造环境。较易改者，惟身外之物。乃有电灯、有自来水、有轮船、有火车。而不易改者，则惟各有其己之人。父母不易改，则可不孝。夫妇不易改，则可离婚。人与人之相处不易改，则曰自由平等独立。国与国之交际不易改，则飞机、大炮、坦克、潜艇之外，又继之以核子武器。刘向《说苑·指武篇》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则今日西方之尚武力以征服他人，乃为人文之化其力不足之故，此亦若为可谅矣。然而中国人谓天之大德曰生，今则变成天之大德曰杀，此则异于中国人文之所理想远矣。西方之自然科学亦异于中国之所谓自然。中国人主从自然中演化出人文，又求人文回归于自然。而西方科学，则实为利用自然而反自然。但西方近代人文则主要从科学来。故中国科学乃受限于人文，而人文为主。西方人文则受限于科学，而科学为主。此则双方文化之大相异处。

今人又好用文化二字，乃从中国古语人文化成来。如电灯、自来水、火车、轮船，乃物变，非人文之化，则就中国观念言，不得谓之是文化。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图。如孔子之至圣，而此下遂有儒林传道学传。此始是中国人所谓之文化。自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此亦中国人所谓之文化。即是人生的花样多了，而化成那局面。器物的花样多了，亦能化出新局面，但于人文理想，则或反有害而无利。孔子之称为怪力乱神者，大体怪力乱三字，西方科学多有近之。神之一字，则西方宗教近之，但皆非中国所谓之人文。

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神属天，文属人。但人文通于自然，则人文中亦可有神，甚至禽兽草木无生物中亦皆可有神。此诸神则皆由人文化成，此乃人文中之神。故中国神字亦必明其天人之际。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此神乃属人文之神，非怪力乱神之神。敬而远之，则亦所以教人明天人之际也。而古今之变，则主要仍属人文之变。非如西方之变，多属科学之征服自然来。西方科学之变，至于近代，亦可谓已出神而入化。但此一种神，乃子所不语怪力乱神之神，与中国人文化成之神又不同，此亦当辨。

窃谓中国学问尚通。今日而言通学，则莫如文化学。当通各国之人文，会通和合，以求归一，斯为文化学。今人率好言文化，但未有一门文化学。惟中国人为学，虽无此名，而已有其实。如入国问俗，即问其文化也。一国有一国之俗，斯即一国有一国之文化。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此即孔子当时之比较文化学。今试问，当今之世，孰为齐？孰为鲁？又如何而始为道？此非当前一最大见识最大学问乎？最近一百年来之一部中国近代史，先主学德国与日本，次主学英法，最后则或主学美，或主学苏，成为一大争论。实则仍然是孔子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之意见与路向。不知孔子生今日，究当作如何主张。孔子不复生，则国人当自勉其学矣。

中国言雅俗，此亦人文一大问题，亦即文化一大问题。俗则仅限于一地，雅则可通之四方。今日国人分主美苏之争，实仍是雅俗之争。究是民主政治可以通行于全世界，抑共产主义可以通行于全世界？孰为道，孰为非道？此即中国古人雅俗之争，亦即孔子当时齐鲁道三阶层之辨。今日国人依西方言文学，则尚俗不尚雅。但言政治，则又要雅不要俗。其实西方政治无论言民主，或言共产，皆主多数，实亦皆主俗不主雅。此见今日国人古今中外之争，实亦并无一共同之尺度。

如言民主政治，必重选举，义近通俗。而中山先生则主张考试，求能创立一高雅标准来衡量一切。今日国人则尊中山先生，终不如其尊西方，故言民主，仍必言选举，而称神圣之一票。虽出自仅识之无之俗手，亦仍认之为神圣。而共产党徒则必以无产阶级为神圣。要之，今日国人慕效西方，尚俗不尚雅，似已成一时之风气。孔子言齐不如鲁，则非当时之俗见，乃孔子一人之独见。此乃孔子之文化意见。故果欲成立一文化学，则恐非大雅君子，无以任之，岂通俗之见之所能定。

西方人既不重人文，自亦不能重文化。如争民主与共产，一主自由生产，一主平均分配。一则在商业上争，再则在武装上争。一切所争，尽在器物上。而一切是非则若尽在富强二字上，岂非一切定于身外之器物乎？若言民主，不富不强，亦何得行？若言共产，不富不强，又何得行？今谓西方文化只如此，又谁得而非之。既主富强，则非凭科学不可。然言人文，又不得谓富人、强人即是高人、大人。今日吾国人处此世界，羡慕西化，当以科学为重？抑当以人文为重？而中国旧传统种种观念、种种名词、习俗惯例，皆从其人文理想来，终亦未能尽加洗涤清净，此诚吾国人当前难解脱之一大困惑。故就中国传统文化言，则近代西方科学究当处何等地位，此实今日我国人所当慎重思辨者。而中西科学之相异，亦当为一重要题目矣。

今姑依当前国人大体意见，一以模效西化为主，依照孔子语，则当曰："苏一变至于美，美一变至于道。"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而提出唯物史观。虽此唯物一观念，亦承袭西方传统，而说得太偏了，不如美国人言民主自由，尚多少留有人文地位，此其一。苏维埃之推行共产主义，虽说是世界性，而实际则自帝俄时代起，以及列宁斯大林，未免专以斯拉夫人为主，专为一国打算。美国则独立两百年来，早期则主门罗主义，只求自保，不干涉他国事。自八国联军以来，美国始追随欧洲，过问国外事。但其对中国，却始终未抱领土野心。其对菲律宾等亦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皆不由美国发动。究竟美国帮助其他盟国之意多，而自求扩张之意少。最近世界事变中，如其对英阿之福克兰群岛之战，及以色列与巴游之战，多抱斡旋和平之努力，此其二。又美国立国，除英国及其他西欧人外，尚有犹太人、黑人，乃至如日本人、中国人等，凡列美国之国籍，则诸民族间各自平等。此尤开西方立国未有之先例，与苏俄之显以斯拉夫一民族立国者又不同，此其三。抑且美国之强，以保其富。苏维埃则务强以求富。两国立国精神又不同，此其四。故当谓苏一变至于美，美一变至于道。是则当前国人一意倾慕美国，亦可谓大义至当矣。

惟尚有小节所当顾及者。美国乃当前世界最富最强之大国，吾国人自承乃一未开发落后国家，乃一贫弱之小国，则慕效美国，亦当较量彼我，善自为学，不当好高鹜远，以求同为一富强大国为目标，此其一。又美国为举世多数国家共同慕效，自有其共通大雅之处，吾国只能慕效其一部分。故中国之与美，乃正有雅俗之分。中国当不忘中国之俗。以中国之通俗化来学美国，如举一例，中国人仍当读中国书，贵能以中国书中所讲道理来阐扬宏伸美国之大道，不当只求美国之大道，而先自把中国方面一切全放弃，此亦即当前国人所主张之通俗化。如《诗经》有颂，有大小雅，亦有十五国风。今日国人志切美化，亦不当仅对美有颂、有雅，而自己乃不复有风，恐亦终有未是，此其二。

慕效西化，谦卑自居，则决不当对国人对古人转持一种崇高骄傲之态度，漫肆批评。今国人中，贤者富者，亦多转隶美籍。据美国法律，则当与美国人同属平等。而美国究亦非已达尽善尽美之境，尚待其能一变而至于道，则吾国人之得入美籍者，正亦同负此责任，庶亦于举世人类有其贡献，而吾国家民族之前途，亦与有赖矣。倘以改隶美籍者为天下之士，则仍留本国者，宜可为一国之士。孔子祖先，亦自宋迁鲁，而如颜子、有子、曾子皆以鲁人为孔门之高第弟子，则果仍为中国人，亦未尝于天下无贡献。此则仍待国人之自勉。

2

《中庸》言诚，犹庄老言自然，非有所为而为，乃无所为而为。言其德性，斯谓之诚矣。故曰："诚者，自成也。"又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则万物皆成于自然，而其间有一重大意义，即为终始，即时间之过程。故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若是有为而为，则得其所为，其为自息。惟其无为而为，斯其为乃出于至诚，乃可以无息。故言自然，则必寓有一时间观。西方人对自然仅注意其空间，仅注意于物与物之分别相异，而不知其和合会通处，于是乃就其分别而各自探求其真理所在，乃有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各专门之学。故其所探求之真理，则尽在外。其所成之各专门之学，则为西方之科学。亦或会通以求，而仍向外求之，则为西方之哲学。柏拉图榜其门，非通几何学勿入吾室，则哲学仍必本于科学。在自然之上，建立一上帝，信之为一切万物之主宰，亦即真理之所在，此则为西方之宗教。故西方之科学、哲学、宗教，同属向外求，同不存在于一时间观念中。纵谓有时间，亦必随属于空间，如近代爱因斯坦之四度空间论是矣。《中庸》则谓："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则悠久之时间，其位置尚在天地之上，而科学、哲学、宗教皆一以贯之矣。而此时间则在物之内，不在物之外。中国人一切学问皆主向内求，故乃深深获得此时间观。而万物乃同归于一，而其分别则仅一征象之见于外，经时间而始有。

故《中庸》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此则天文地质，莫非经历时间之悠久，而遂有当前之现象。若言生物，自微生物以至于人类，亦同此一生命，而此生命则仍自无生物来，仍是一自然，仍是一无为，仍是一至诚无息。故《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又曰："丕显文王，之德之纯。"此纯亦不已。则科学、哲学、宗教，岂不同归于一。一于此心之德之纯一而不已，故曰："苟无至德，至道不凝焉。"道必凝于德，德则即此心之纯一而不已，斯即天之命。一天人，合内外，如是而止。故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又曰："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文王之德，即天地万物大全体中之一曲，而所化及于天地万物之大全体。中国古人科学、哲学、宗教三位一体之学之最高理想、最高境界，已尽在此。

西方人主言变，乃不知言化。变亦属于外，化则属于内。变则此物变成他物，而空间亦觉其有异。如石器时代变为铁器时代，又变为电器时代，此各时代之空间，皆绝不同。若知注意其时间，则一本相贯，一体相承，乃见其为化，而变则只是化中之一征。

中国人言生命，其实亦是一时间之化。自幼稚迄于耄老，仍是此一生命。自原始人迄于现代人，亦仍是此一生命。此一生命经历长时间之化，必当有变。今日已为电器时代，较之原始人之石器时代，一切物皆已变，而此生命之化则依然无大变。生命即是一大自然，科学违反了自然。往日以石器杀人，今日以电器杀人。科学日益发明，天下其乌能不乱？人种其乌能不绝？中国古人言："正德利用厚生。"在内正德，始能在外有利用，而仍必以厚生为归。西方科学则仅求利用，不求正德，斯其生乃转见其薄不见其厚矣。故科学利用非要不得，但当以正德为大前提，厚生为大归宿，始有利用可言。以此意来寻求中国科学史，而能加之以发明，则庶见其于西方科学史有大异其趣者。此亦可谓中国科学乃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之全体而始见其意义与价值，此亦中国科学精神之一端。

又近代西方科学发明，亦非限于核武器杀人之一途。即如近三十年来之太空飞行，登陆月球，岂不开人类邃古未有之新局。中国易象最重龙，飞龙在天，亦仅中国古人一想像。近代西方太空人岂不远驾飞龙而上之。前之如西方人发明纺织机，发明蒸汽机、轮船、火车之为利于人类者又何限。则西方近代之为祸，乃在其人文学，不在其自然科学。务求利用自然科学之种种发明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而后其自然科学乃为祸不为利。中国古人言："正德利用厚生。"果在人文学上能先正其德，则一切自然科学自不失其为利用而厚生。若必如中国道家，并桔槔而并加摒戒勿加利用，则乌得有如近代之自来水。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亦可谓中国人多乐山之仁，西方人多乐水之智。一动一静，一通一别。故倘一切学问，亦如西方能分别求之，又能会通用之，先正其德，而又能利用厚生，则正如晚清儒之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知以会通为体，又岂害于分别之为用。此则诚会通中西，又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仍贵会通以求，不贵分别以观者。余之一一比较中西学术异同，则仍贵于异中得同，乃能于同中存异。有自然，乃始有人文。有人文，而自然亦随以前进，又岂严加分别之所能尽其能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