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埭陈惟彦《宦游偶记》，凡一册，分上下二卷，戊午（民国七年）五月在北京排印行世，弁以民国六年六月张謇书后。丁巳（民国六年）秋九月陈澹然题词，丁巳严修序，癸丑（民国二年）自序，卷末缀以丁巳六月弟惟庚、丁巳秋弟惟壬各一跋。自序云：“余宦黔七年，治狱殊伙，严子范孙督学黔中，闻邻民之争相赴诉也，叹为虞芮质成之风，属记其事，以为世法。余笑曰：‘是吾职也，奚记焉。且当案牍疲劳，疾病时作，治开婺足裂涌泉，守黎平病至咯血，命之几殆，宁暇记之？’迨游苏湘，迭绾财政，殚精整理，忌者纷如。国变以还，都成隔世，宦游陈迹，渺然相忘。比来京师，端居稍睱，陈子晦堂敦促记之，乃就其可忆者笔之简端，吏事纷纶，不过百之一二，人地时日，弥复遗忘，一鳞一爪，聊以示后昆云尔。癸丑长至前五日，石埭陈惟彦。 ”严序云：“余弱冠时，因某纸坊榜书，心识劭吾姓名。
越十余年，奉使黔中，而劭吾方牧开州，见余所为劝士文告，以为宜可与言，惠然过访。一见欢洽，是为订交之始。劭吾长余四年，余生平遵父遗命，未尝结异姓兄弟，遇所敷爱而齿稍长者，真兄事之，然综计不过三五人，劭吾其一也。劭吾之治开州也，民怀吏畏，政绩粲著，尤能据公法约章折服外人，间为余述经主事实，多可惊喜，足使听者忘倦。余尝怂恿劭吾一一笔之于书，劭吾以为有待也。至今年而是书始脱稿，介弟西甫持示余，题曰《宦游偶记》。其记开州事，皆余曩日所饫闻，他为余未及知者，又若干事。事之可惊喜如治开时。
西甫调余宜有序，余亦自调余宜有序，且宜序是书者莫先于余。余使黔时，所识士夫数十百人，最心折者惟劭吾与王君采臣。丙申、丁酉间，三人者数相过从，纵论时事，欷歔太息，有积薪厝火之惧。旁观讥笑，见调无病呻吟，劭吾则曰：‘病深矣，奈何言无病？’由今思之，然乎否耶。余固深喜是书之传世，如吾曩时所期，而又深叹劭吾有医国之术，而不使竟其用，卒使我国有不可救药之一日。而劭吾是书遂等诸前朝之轶事，可悲也已。丁巳各日，严修谨序。”张氏清季以大理寺寺丞供差北洋淮军银钱所，选授贵州开州（民国初年改为紫江县，嗣又改为开阳县）知州，调署婺川县知县，嗣开缺归知府班，充厘金总局提调。复任黎平府（民国裁府，改为黎平县）知府，均有声。上卷所记，均宦黔时事，后以道员改发江苏，充厘捐总局总办、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著绩效，以善理财政名。后遂加四品卿衔简充湖南正监理官，因故不安于位，度支部复委其整顿淮南盐务（在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旋总办扬子淮盐总栈），更有成绩。值辛亥鼎革而去。下卷所记，均宦苏后事，民国元年辞安徽财政司长，亦及之，又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录民国二年北京《国是报》，宦黔时事也）
于卷末。此书足考清季史迹，尤以关乎财政者为要，摘录数则，用资扬搉。
咸丰军兴，创办厘金以济兵饷，后乃成为弊薮。本书卷上辞安顺府厘捐云：“丁酉暮春，呈请开缺归知府班（前在北洋，文忠公奏保得缺后以知府前先补用）。将乞归，适黄冈王公毓藻由川藩擢黔抚，二十年前在京相识，非有交也，至是相见，益契洽。不任去，委办安顺府厘捐，访诸曾办此差者，云优差也。余曰：‘薪水月六十五金，优于何有？’曰：“此岂恃薪水耶，凡纳捐由行户经办，货百石或完五六十石、七八十石不等，余则缴费放行。’余曰：‘不畏人知耶？’曰：‘其他有韩胥者，行户多与交，韩胥请求每百石完捐若干石，以棉纱、鸦片为大宗。如每石完八两者，其不填票之货，每石缴费三两，无须报解，提五厘给韩胥津贴，韩胥利其获，从不泄诸人也。 ’（此君仅晤一二次，而直言不讳，亦可见以舞弊为常事矣。）
余闻之不禁汗下（政界所入，往往失之易，况卖放耶，何以遗子孙）。翌晨谒巡抚辞差，且言无论何处厘差，皆不敢奉委。王公诘之，余曰：‘从未办此，恐贻误耳。’王公曰：‘能任地方，反不能任厘差耶？’余曰：‘地方官虽虑为书役所蒙，然尚能自主；厘差分卡多司丁众，相信既寡，保无为所累耶？’王公曰：‘厘差有弊不愿任耳？’余曰：‘厘差月薪数十金，而名调剂优差，是纵之舞弊也，断不敢任。’王公曰：‘君所见甚大，容与藩司商之。’比谒藩司邵公积诚，述如王公问答之言，而辞益坚。邵公曰：‘求厘差者多矣，君何辞焉？’余曰：‘求者既多，何不可辞之有？’邵公曰：‘如以厘差有弊，君不舞弊，不更佳乎？’余曰：‘一人不舞弊，本局及邻局员司无不疾亲〔视〕之，是处危地也，是尚可一朝居耶？’（总局无主持者，外局何能办。）邵公曰：‘君亦效他人所为竣差竣以所得归诸公，有何不可？’余曰：‘蹈常习故，非心所安；倘有变端，安能自白？’反复言之，迄未允。次日复固辞，邵公曰：‘既声明全省厘差皆不就，知府班只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皆瘠甚，奈何？’余曰：‘优瘠非所计也。’邵公曰：‘是三差皆有人，一时无可委。’余曰：‘既请开缺，岂尚觊他人之差。’邵公乃陈诸巡抚，改委王君德昌赴安顺。 ”此述贵州厘金之积弊，妙在大吏即名弊薮为调剂优差，盖他省亦比比皆然，其习焉而不知其非也久矣。
张氏旋任厘金总局提调。同卷《整顿贵州厘金》云：“贵州厘金，藩司主政，臬道会衔，提调驻局办事。丁酉六月，余奉委提调。先是，余声明不任厘差，总局则董其成，不自收捐也。巡抚王公曰：‘藩司首府均言贵州厘金整顿已无余地，不能有起色也，君调若何？’余曰：‘收成不歉，用人必公，赏罚精严，仍无起色，提调之过也。’王公曰：‘任君所为，应定何章为善？’余曰：‘章程固善，患不能行耳。增收奖赏之章，早经停止，不可不复，薪水亦应酌增。’王公曰：‘可照办。’余曰：‘厘金系藩司主政，俟往商之。’乃谒藩司邵公，详陈是说。邵公曰：‘定功过，严赏罚，不循情，均可照办；奖赏增薪，应从缓酌定。’余友复陈说，邵公终以缓商为词，余乃语王公曰：‘操之过急，恐生意见，惟有渐以行之。’乃申明约束，通行各分局。三阅月后收数有增。王公曰：‘已效矣。’余曰：‘此小效耳。’王公曰：‘尚有大效乎？应若何办？’余曰：‘欲取之，必先与之，用人之力，应恤其私。藩司惜费，不遽允增薪提赏，其实增薪所费无几，而可安办事人之心；增收提赏并无所费，而可收其效。
且不使之俯仙〔？〕有余，而迫之趋于舞弊，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王公亟称善，促速行之。余曰：‘俟与藩司商。’乃复商诸邵公，始允提赏，而增薪仍以从缓为言，甫及一年，几倍原额云。”成效之著，由于见理之明，用人之力。应恤其私云云，实通论也。
其任南京厘局总办，先之以奉委密查厘捐情事，局卡之弊，于卷下《查金陵厘捐》一篇可见也。据云：“壬寅六月，入都引见，将赴苏。鲁抚周公馥奏调山东，以屡病，于甲辰秋仍赴苏，适周公署江督。十一月十八日面授密札，饬带员司往查金陵所属厘捐，事秘甚。时奉委查盐务者，皖岸则欧阳君述，西岸则陈君际唐，湘鄂岸则秦君秉礼，人辄知之，独不知余所查何事，有见询者，答以查案而已。始出至镇江，访询数日，雇民舟按日给值，勿问所之，遂入瓜州口，过扬州邵伯，遍里下河至通州，由芦泾港附轮舟至上海，转火车至吴淞，复自上海附轮舟至海门，历靖江，乘舟至泰兴，易小车至马甸。是日雨路泞滑，车不易行，留仆人于马甸，择车夫健者御余以行，未几亦困，乃徒行至口岸镇。次日附小轮舟过马甸、三江营等处。至镇江易民舟，而别派员至高宝，时已十二月十有六日矣。方余之遍历各处也，或称访友，或伪商人，酒肆茶楼，游迹几遍，所至见舟人商贾，辄促膝倾谈，或附货舟，经局卡，亲见司扞之需索，舶户之隐瞒，而不勤之弊，为害亦巨（地方官亦习于逸怠于事者居多）。委员深居，司扞疲滑，日已出而高卧，日未入而锁档，下票风行，漫无顾忌，常关之弊，抑又甚焉。复自十二圩泗源沟至大河口，而奇变始作。初日潮州商人萧英如者，自六合运豆饼四百二十二石过大河口，舶户王姓为报捐，萧继至查捐票填六百四十四石，乃咎舶户之浮报。舶户曰：‘十三即已运至，先扞八百石，告以实数，迭次哀求，迄不允。今日复兴辩论，乃将吾捆吊。诸商悯其状，环乞之，定为六百四十四石，始见释。吾岂忍客之多费哉。 ’旁有商人田姓者曰：‘吾亦在劝解之列，不能咎舶户也。 ’萧曰：‘浮捐若此，贸易尚可为耶？’遂偕舶户至厘局访所识陈司事，问曰：‘捐数不符，何也？’哨弁周际堂大呼曰：‘日将落矣，尔等来抢局耶？速吊之！’余随众往观，见萧已被执，复吊船户于局门。余曰：‘询查捐数，乃事之常，何遽若此？’周曰：‘何干尔事，岂将同劫耶？’余曰：‘厘局固商人往来之地，奈何加以抢劫之名？此案不能不查办矣。 ’（密札有“司丁强横即查提讯办”。）周曰：‘将委札来。’乃遣人取札至，授其司事韦编仲、周瑞田等阅之，阅毕笑曰：‘总督乃东君至戚，捐数乃系明加。’余曰：‘何故？’韦曰：‘比较严故也。’余曰：‘严比较者所以提中饱，非以加商人。’韦曰：‘向若此，东君方进省，请留数日，吊船户者想系粗人。 ’‘有朱姓者，当系司事，甫询其姓，乃亦凶横何耶。’朱自房出曰：‘我名朱大福（闻其实名家磬），虽总督其奈我何？’人多语杂，不可理喻。余乃作书上总督，略云：‘十八日行至大河口，有商人以捐数不符至厘局询查，职道随往，竟被扣留。示以委札，仍不放行。请裁夺施行。’未叙捆吊船户等情，恐过激总督怒也。长江水师守备陈先堂、把总胡应铭等至，劝候查办，韦等仍横傲如故，胡把总始将船户释下。次晨，余移效生局，雨雪大作，民舟小船，概不克行，亲视余所卧，乃棺板也。互〔？〕稀屋漏，衣履尽湿。二十二日风渐息，十二圩盐栈派哨弁率马勇至，出示总督电，迎余至圩。少顷，奉查滋事司丁六君至，又少顷，局员知府赵继椿来界道歉，仍无归咎司扞之词。余乃以即行告。赵请示办法，余曰：‘余乃查厘，非办厘也。 ’赵请留商，余曰：‘君常在省，局中司丁哨弁皆可擅行，果与谁商耶？’赵曰：‘此调大权旁落矣。’余曰：‘然则〔□〕权固未旁落耶？’赵曰：‘萧商前至镇江，浼领事要求常镇道郭公函责扞数逾额，此非司扞咎也。 ’余曰：‘然则今吊船户为报复计耶？前事固已闻之：萧商运豆饼八百石，而责以按一千六百石纳捐，再曰乞求不久〔？〕，乃求领事，卒按九百六十石纳捐，萧商岂得已耶？’赵曰：‘不在局声明实数，而遽往求领事何耶？’余曰：‘饼船初二到，十三始开行，其间屡次声明实数，且呈发单，迄不理，特君在省不知耳。倘能理谕，求远奚为？且领事岂易求耶。’赵语塞，余乃行。沿江商民暨舟子欢声雷动。次日至省谒总督，已先派员率武弁十人提韦纶仲等严办，则皆潜逃矣。总督奏参，赵降为通判，各局卡乃稍知警云。”张〔陈〕以道员奉总督命按事，而司事微员敢加扣留，其横亦可惊矣。商人被迫，乃乞援于领事，为丛殴爵〔？〕，可叹。
至张〔陈〕之总办南京厘捐总局，同卷《整顿金陵厘捐》云：“金陵厘捐总局，故事，藩司领衔，候补道一员为总办，粮道巡道及候补道二员为会办佐之。甲辰岁杪，总督同公委会总办，裁会办，且以藩司事剧免会衔（近年关防存藩署，亦交出），权遂专于总办。……固辞不获。又念财政为藩司专责，请仍饬会衔，亦未允，余乃任事。参酌旧案，定章二十条，而扼要有二：一曰恤商民之困。金陵总局辖江宁、扬州、通州、海门四属，分局三十余。长江捐疏，按九成完纳；内河捐密（有常关漕捐等），按七成完纳，逾额者撤差记过，逾十成者详参。一曰恤办事之艰，各员按年摊解出洋学费万金，蠲免之。增经费五万千。更定比较，留其有余，按大中小局，增收之数，分别提奖。凡更员，一经商定即办札，不逾日悉面交。
革送札到差等费及藉事送礼之习，总局不荐司丁，悉任自择。凡司丁皆取保，按季册报，有更易者随时具报，无弊亏帑者，保人及局员分任之。及届一年，除弥补钱价银约二十万两外（收数系钱，解数系银，是年钱价大落），较最旺之年增银三十五万六千两（定额银七十万两，嗣收数增而钱价涨，最旺之年收银一百万余两，兹乃突过此数。木〔本〕厘另增收数万两）。周公曰：‘自曾文正督两江以来，厘收未有若斯之盛者，而商旅乐出其途，诚非俗吏所能及也。’余曰：‘金陵为大都会，而各库空虚，极为可虑，增收之项皆实银，寄储藩库，以备缓急。’周公称赏不置。然非周公假以事权，不加牵掣，余又安能收此微效耶？”盖江督周馥倚任特专，俾能集事也。候补道总办厘捐总局，粮巡二道乃为会办以佐之，见任者居需次者之次，已异恒例；若布政使，向为道领袖，有综理度支之责，自当领稀〔袖〕斯局，而亦与粮巡二道并解司务，独任此总办之候补道。清季督抚对僚属之权积重，若是之类，其尤著者已。李伯元（宝嘉）《南亭笔记》卷二有云：“江宁牙厘局，本系藩司兼摄，某督到任后，改委道员某总办其事。某尝禀告某督曰：‘伏查牙厘局本与藩司会办，前藩司某，精明强干，有作有为。今藩司某，情形亦熟，仍请札饬会办。’云云。恩笑曰：‘年终大计，首道尚须我亲填考语。后出详督抚两院，今彼一候补道，乃欲填我考语耶，抑何荒谬。’嗣然江宁一省遂以此为笑柄云。 ”（恩谓江宁布政使恩寿。）似即指周督免藩司领局务，张〔陈〕氏请仍饬会衔事。虽语焉念未尽谛，传说之由来，当不外是。其时藩司之牢骚口吻，亦人情耳。
杨子勤（锺羲）《来室家乘》卷下光绪三十四年云：“革员某遣戌新疆，向由府派杂职押解。前有湘籍曹巡检，于衙参时询问经历，自言曾在西北边省多年，至是因其熟悉，且新疆多湘人，委派是差。忽督院易以某令，某令缘事尝得罪左右，欲用此行苦之。坚持不承教，逢盛怒。余力为陈说，不能解，竟以违抗褫某令职，而曹巡检卒解送前往。某令交通言官，摭它事严劾督部，经后任察覆，了此公案。 ”（时杨氏在江察〔宁〕府知府任，督调两江总督端方也。）《宦游偶记》卷下记与端督论辩数则中，亦记其事，言之颇详。〔督〕调端方所黜者知州汪乔年也。其说云： “（戊申）”五月间，总巡知州汪乔年具报：巡至扬州城外，有米船三号无捐票，照章捐罚，将款缴公。余以米船自湾邵分局来，其为委员知县陈润藻卖放无疑也。照章应撤差查办。继思陈为端公私人，如照章汪必不免，乃檄端公由鄂调来之知县李承东复查，以李为端所信，李所言当无异议也。李查如汪禀，余乃请撤陈。端公曰：‘既无票，必有故，可饬陈来询之。’余曰：‘卖放耳，何故？且李查相符，何询之有？’端仍以询陈为言，并语前办厘捐吴君学廉，汪托陈买靴不给价，故恨陈而陷之，众皆为汪为，余亦不欲。厉吏因认真被祸。陈至，询其无票何也。陈曰：‘商人不索票者多矣。’余曰：‘减折买放乃无票，岂有照章纳捐而不索票者？且此三船由邵伯镇至扬州，过湾头时（委员驻湾头）
不扣罚，何也？’陈曰：‘不经湾头，由槐子桥行耳。 ’余曰：‘槐子桥接陆路，舟能陆行乎？’陈曰：‘邵伯下便入湖。’余曰：‘入湖后有戴庙等分卡，能越过乎？且由此出江，何能复至扬州城外？’陈语塞，乃曰：‘司扞舞弊亦有之。’余曰：‘弊在委员或司扞，尚未得实，可欺以方。即作为司扞之弊，驱逐司扞，记委员大过，此系格外从宽，后有犯不仅撤差矣。 ’陈唯唯。余又询汪曾托买靴乎？曰：‘有之。’曰：‘价几何？’曰：‘十金。 ’‘何无零数？’曰：‘夹靴三两四钱，皮靴六两六钱。 ’‘何时带到？’曰：‘三月杪。’‘价已还乎？’曰：‘已还。’余曰：‘汪面还乎？抑此金陵还也？’陈曰：‘扬州钱店拨还。’余曰：‘何时？’陈曰：‘午节前耳。’次日俱以陈端公，曰：‘如此宽已甚，后须严也。’既而曰：‘汪乔年可恶，穿便宜靴，须委以差。如不往，是自取咎也。’余曰：‘靴付价，何调便宜。汪查出厘弊，如委苦差，无以示鼓励。’端曰：‘与厘无涉。’盐巡道荣恒君在座，甚为不平。时有武员，或调其通匪，拟定充发新疆。江宁府委巡检曹鸿绶押解，端改填汪名，盖押犯新疆，往返率须年余，汪年近六十，以此困之也。汪坚不欲往，余屡白无效，乃商之署布政使陈君伯陶。陈君曰：‘是非不可说，惟乞恩或可转圜耳。’余曰：‘但求有济，委曲何伤。’一日，司道咸集，陈为汪乞恩，端云：‘汪某既老而多病，如中途病故，吾为请恤。’余曰：‘大帅待属吏宽，似不忍汪某若此。’端曰：‘汪某不去，谁愿去者？’余曰：‘首府原委曹鸿绶，可仍委曹。 ’端曰：‘曹某何以愿？’余曰：‘曹某年方三十，其祖父病故新疆，藉此运柩，诚两便也。 ’端曰：‘汪某不去，俟吾参后再委曹。 ’荣亦进言，迄无效。布政使樊君增祥莅任，余悉语之，樊君进言亦无效。余见不可挽回，复力陈汪所查有功无过，靴价已偿无不合，且汪苟不偿价，陈或愤汪，汪不应愤陈，此理之最易明者。未偿之说，闻自何人。端曰：‘闻之陈润藻。’余曰：‘陈言靴价已付，可面质也。闻捏之此语者乃陈处两司事，甚招摇。近调人曰：汪查弊而得祸，可调快事。’端仍诿之陈。盖两司事者，端荐之陈以渔利，虽闻其招摇而不欲饬查也。余语涣布政曰：‘汪如不合而被参，余争之，是袒护属员也，应先参我，汪无不合而被参。余争之无效，不得其职则去。’岂复可留，且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樊君曰：‘君已屡争，遽去未免过决，请稍缓再辞。午帅之参汪，以其无名耳。彼自顾名誉，断不至以非礼加君。请姑待之。’余曰：‘有官可，无官亦可，参不参，何促计？君既谆谆相劝，不过求去稍缓尔。’既有同官调余曰：‘后勿与午帅争，将委差出省也。 ’余曰：‘属吏岂愿与上官争？但事有不合不敢不争耳。余屡辞矣，另委何为？’友曰：‘在省多直官甚碍事，将委大差以全颜面也。’余曰：‘朝廷所以驱策人者富与贵耳，不为富贵所束缚，午帅其如余何？无论委何大差，决不就。’友曰：‘何必然？’九月二十日端语余曰：‘汪乔年吾已参。’余思樊言，忍而未发，端又叠言之。余观其意在余，乃曰：‘汪查厘捐认真而被参，以后谁肯认真直言者？’端曰：‘与厘无涉。’余曰：‘何事被参？’端曰：‘心术不端。’余曰：‘心术不可见，见于何事？’端曰：‘劣迹多。’余曰：‘请言一二。’端曰：‘汪乔年不好，不应委差。 ’余曰：‘差非余委，但未见其劣迹耳。倘有劣迹，何以四月请补高邮州，五月查出厘弊乃被参也。 ’端大怒，汗涔涔下，掷帽案上，大言曰：‘如斯言，吾乃若此刻薄，不顾子孙，妄参劾耶？’余曰：‘大帅参人，或有他意，外人求其故而不得，但说不应认真不应直言耳。’端曰：‘照此说，以后厘捐不旺乃吾过耶？’余曰：‘外人有此误会。’端曰：‘是直言吾之咎耶。’余曰：‘外人有此误会。职道固屡言才短体衰，不胜任，请从此辞。 ’端忽平气柔声曰：‘吾辈相契，何出此言？’余曰：‘汪陈与余向无往来，前任所委仍留原差耳。凡争当问曲直，有何厚薄于其间？’端曰：‘君空洞无物，且办厘有成效，何辞焉？’余曰：‘是非不明，赏罚不公，不能办事明矣，请另委人。’端曰：‘相契有素，勿复言此。’遂顾而之他。时提督程君允和道员王君铭谦等在座，均为震恐，余独坦然而出，樊君复再三挽留。十一月十五日委鄂岸督销，余不谢亦不辞，但微言难胜任，盖一辞即恐樊留余□厘也。己酉正月初，始获卸厘务，遂谒端曰：‘鄂岸者督销为江南第一差，岂不甚善？惟职道不便往耳。’端曰：‘何故？’余曰：‘职道往须按定章，此安能办？’端曰：‘章程云何？’余曰：‘分销亏空，总办先行垫解。鄂岸各分销亏空之巨，大帅所知，职道如往，恐前总办不了耳。 ’端曰：‘章程如此乎？’余曰：‘奏案皎然，必应遵办。’端曰：‘若是，非特前总办不了，盐政亦将不了。 ’（分销委员多系端所荐。）余曰：‘委差甚善，委鄂岸督销尤善，但须圆转人乃不决裂。如职道往，岂不决裂耶？’端曰：‘所见极老练。’余曰：‘既以为然，请另委。’端曰：‘委君江西督销。’余曰：‘不能就。’端曰：‘何又不能就耶？’余曰：‘鼻渊数载，用心辄不成寐，将赴上海就医耳。’端曰：‘君受屈甚，安能闲？’余曰：‘江南候补多无差，职道差事络绎，且皆要差，何屈之有？因病辞差，病愈再候差耳。’端曰：‘万不能闲。’余曰：‘请先开鄂岸差，久未还乡，请假扫墓。’端曰：‘几日可达？’余曰：‘三日。’端曰：‘如此甚易，速往速回。’余乃延地师犁熙儿还乡，不欲即出矣。”琐琐写来，胜读《官场现形记》。张〔陈〕氏甚不满于端方也。（杨氏盖亦力为汪齐〔乔〕年缓颊者，张〔陈〕氏叙此，似犹有所遗。）辞鄂岸督销所云，亦见盐弊之一端。
此则之前，叙端方委总办厘局事，亦列为论辩数则之一也。据云：“戊申二月委总办厘局，余复辞。端公曰：‘前办厘捐有成效，曷可辞？’余曰：‘体衰多病，时势亦殊。’端曰：‘任君所为无牵掣。’诸友调端公破格不可辞也。三月二日甫接差，帮提调兼收支知州金焕章亦于是日到收支差，遽云：‘有外销之外款万余金，午帅嘱开折提用。’余曰：‘有何外销之〔外〕款出系公裕官银号结余之款，报明有案，开折列总数则可，未便请提用也。’嗣金屡催开折由午帅批行，余曰：‘曰词云何？’金曰：‘批归督署账房。’余曰：‘此公款未便提归私账也。’又一日，金曰：‘午帅云拨裕宁官银钱局。’余饬办文批，金见稿怒曰：‘区区万余金，尚须文批，不信金某耶？不信午帅耶？’文牍员调余云：‘金某言若此，尚办文批否？’余曰：‘非不信金某，更非不信午帅，公事应如此。即数少于此亦须文批，倘不以所办为然，惟有请午帅易人耳。’金与裕宁县某乃大谗余于午帅（其后类此者间有之）。”清季各省有所调外销之款，督抚或任意提用，公款与私账混淆，恶例也。
关于厘局之弊，高照煦《闲谈笔记》卷一述陕事有云：“同州府属例食河东潞村盐，韩、郃、澄、朝各县设有盐局。……新来委员鲍典史号子康者，湖北人也。昨云：‘韩城西二十里芝川镇，久设厘金局，委员某甚怠事，该镇附近黄河，过渡者，必请厘局查清，始准开船，乃每日必向暮时始来清查。查讫又不准逗留，即促过渡，以故行客每于夜间达彼岸。前月阴雨河涨，一船载五十三人，抵中流，水又暴涨，船随浪逝，舵工无能为力。船中人自分必死，放声齐哭。黑夜云阴，对面不见。有二人在船边，因电光见去岸不远，尽力一跃，幸俱履岸，试前行，乃陡坡也。泥滑不可上，踵后即黄河，不敢移寸步，又久立不住，乃各手拘湿草根，俯身伏坡，直至天明，始遇救登坡。对众详言其故，当即沿岸下行，冀觅其船，行抵距芝川几近百里之夹马口，其船乃搁于河中之沙洲，呼救甚急。河水浩瀚，概无行船，岸上二人乃于附近恳乞小舟将船中人尽渡上岸，已三日矣。三日内船中一人带挂面若干，一人带半角烧饼若干，此外再无食物，每人每日各分食少许，五十一人幸无饥毙者，遂复偕行至芝川，公同杀猪酬神焉。未知彼厘局委员闻之亦颇动其心否？此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语也。”可与张〔陈〕氏所记合看，盖不独厉商，其厉民亦竟有如是者焉。
张〔陈〕书卷下《辞查皖南道》云：“戊申秋，安徽巡抚冯公煦将去任，奏参皖南道文焕罢之。先是，冯任川藩，文任成都府，密谗冯于川督劾之，而冯已调皖抚，饬江督查复，得无事。未几文擢皖南道，而冯适官皖抚，至是乃劾罢之。于是有为文上言总督端方公，廉其状，顾所参嗜鸦片演女戏挟妓面粉公司及幕丁勒索状，类不虚。端公密札余查复，札称该道乡望素孚宅心平恕。余固已知其意之所在矣。及入见，余以部民不便查地方官为辞。端公曰：‘此何妨？’〔余曰：〕‘是日客众事繁，乃姑退，明日再见。’端公知余将辞也，故为严厉状，大言曰：‘委尔差，何辞也？岂与冯梦华相契耶？’余曰：‘冯文皆新识，无深交。以本地人查本地官，殊不便。’端曰：‘尔畏此耶？’余曰：‘职道何所畏，大帅如照道所查办，则不辞。’端曰：‘如何？’余曰：‘无一字虚耳。’端曰：‘因〔理〕应如此。’余曰：‘果如此，复何敢辞？’端公颜渐和，声渐平，曰：‘无一字虚甚善，亦可稍含浑耳。’余曰：‘不敢含混以欺大帅，欺地方。’端曰：‘亦有可作为不知者？’余曰：‘以知为不知，仍是欺大帅。’端曰：‘文仲瀛素相识，从前在京赌博冶游，诚不足重。但冯梦华之参，全挟私嫌，吾欲借君名誉了此事耳。’余曰：‘职道无名誉，苟有名誉，一作虚言，名誉荡然矣。倘地方父老相诰，将何辞？’端曰：‘若此岂不误耶？’余曰：‘查明实禀，误不误非所知也。’端曰：‘所参各节，原不关重要，如查云属实，岂能开复耶？’余曰：‘当实禀。’端曰：‘不妥。’余仍请辞，端曰：‘可。’余曰：‘密札须缴乎？’端曰：‘无须。’余乃退。”一委查之件，个中委曲如此，亦清季官场大吏间状态之史料，而为《官场现形记》等书描写所不及者，冯煦不获安于皖抚之任，盖即端方有以致之云。
清末政府谋中央集权，度支部尚书载泽尤主之，于是宣统元年有各省清理财政正副监理官之设。张〔陈〕氏膺湖南正监理官之命，卷下《涖湘始末》云：“宣统己酉纪元闰二月，余由金陵返故乡祭扫，忽电传被简任湖南正监理官，加四品卿衔。翌日，江督端方公电入都。
三月抵都，谒度支部尚书泽公。公曰：‘外省财政紊乱，报销多不实，故请派监理官。’余曰：‘为政在人。如其贤也，若曾文正、李文忠，必不蚀公款；如其否也，监理官安能事事相争。
事当创始，忌者必多，请辞此。’泽公曰：‘闻君屡任要差，著奇绩，独何辞？’余曰：‘有责任而无事权，斯为难耳。’泽公曰：‘姑勉为之，不至过为难也。’因与论财政固宜整顿，而闾阎尤应培养。方今四民困苦，伏莽极繁，未可任刻吏以朘民生，要在剔中饱以裕国，奖廉吏以恤民。民如获安，邦本乃固，纵有邪说，其谁应之，此方今急务也。泽公韪其言（见摄政王所言略同）。既出都，至金陵挈眷入湘，中道祖发之亦作。先是有祖发者，庖丁也，久久见其勤，使为仆。丙午在大通得痰疾，神思惝惚，月余乃瘳。余自甲申丁外难，饮食锐减，须软饭始免停积。（甲申始每食软饭半碗，阅三年增至一碗，嗣是遂以为常。）既登轮舟，以该仆曾充 丁也，传任炊。及饭具，硬甚，乃啜粥，谕之曰：‘舟中无事，汝专任炊，毋再忽也。’祖发诺焉。明日午餐，饭如故，乃呼而责之。则对曰：‘炊自他人，非己咎也。 ’诘其故，则曰：‘轮舶有庖人，仆安能事此。’怒斥之，祖发退，益哓哓不已，呵之止焉。时午餐既毕，诸客皆散步舟旁，祖发突出人丛中，投江去。停轮瞭望，形影杳然，急命武弁乘小舟罟之，卒不获，乃厚恤其家。既抵湘，而支应局（属于善后局，专司供应）供张甚备，余却之。询所赁住宅价几何，局员蒋某以由公给资对。固问，卒不言。余曰：‘此吾私宅也，可今耗公款耶？即由公款，亦须列报，可不令知其数耶。’始以月赁八十元对。顾宅狭不能容，请另赁。越日以无宅对，乃别赁李姓宅，资亦八十元，顾敞甚。蒋某争付资，复严拒，乃已。湘人初闻吾官江南夙持正，阴惮之，至是见余却供张，则忌甚。余虑其谣谤也，乃宣言俟副监理来（李葆初郎中启琛）始视事。李君方至鄂，迭电促之，旬余始至，而都中《大同报》已有招权纳贿之谣（湘人陆鸿渐主报事），时余固未视事也。既视事，定期盘查各库，而两湖米捐局独以函来曰：‘捐款随收随解，略无存款可查。 ’余曰：‘款既无存，账可查也。 ’阅其账，则存钱二十一万余千。余曰：‘此非存款乎？’曰：‘此寄钱庄（叶德辉所开德昌和），非存局也。’曰：‘此非公款乎？’曰：‘固公款也。’曰：‘何不存局而存钱庄，且何不随收随解耶？’曰：‘将解矣。’曰：‘有折据乎？’曰：‘无。’曰：‘岂有存钱二十一万千而无折据者乎？’曰：‘实无此。 ’（收支一官一绅，官曰：‘俟取来。’绅曰：‘尔误矣。’此项实无折据，其事可想。）逾旬日，拟解之九万千尚未起解。又久之，始解六万千，米捐局总稽查湘绅叶德辉迭致书副监理李君，自后多财，词鄙甚，且以舞弊取利为可耻。夫有款而云无款，不解而言随解，存诸私店，藉为营运，舞弊取利，不已甚乎，而该局总办李起荣，则视若无事。督抚知其事，且阴袒焉，盖当时湘中情状如此。余既属查米捐局，若辈乃贿满御史以祖发投江事劾之。度支部以事出鄂境，行鄂督陈夔龙、鄂监理程利川查德。陈方憾监理之不便于己也，思慴之，委员遂以祖仆被殴遍体鳞伤报。陈遂联程衔部，程固未尝查也。八月九日，电传湘正监理易人，余乃电部由副监理兼摄。电德照准，如释重负，盖敷衍则不安，认真则速祸，以微罪去，固所愿也。当未奉电复之前，余治事一如平日，或讶之。余曰：‘去留何足意，在职一日尽一日心耳。’有谓余将速行者。余曰：‘无不可对湘人之事，速去奚为？’乃遍游城外佳山水旬余，而后行侨寓金陵，闭户读书。数十年烦劳，至是乃得休息焉。度支部之请派监理也，部中设清理财政处，晏海臣参议（安澜）总其事，他函参多异之，监理既出，晏亦出京查盐务，故关于监理之事，鲜所主张。晏之道归汉口也，集部员约余前所乘舟执事人暨茶役等，诘当时情状，备悉陈督所复之诬，程监理亦以未查为深咎。苏正监理管仰之（象颐）、副监理景涵九（凌霄）腾书部中曰：‘江南署局，凡陈某所辖，一尘未染，文卷秩然。因公被诬，令人悚惧，他省监理官亦以为言。泽公悔其事，乃电约入都等商盐务，并奏调盐政处差委。泽公以程监理当事未查后认愆尤为咎。余曰文过小人，知非君子，彼自认误，方佩之不遑，夫何怨。余之去湘也，未与泽公通只字，既入都，思述当日情状，事既白矣，遂不复言。 ’”清理财政监理官与地方当局相处，每难融洽，于斯亦可略征其情状。又其时方张绅权，应付上有难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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