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日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在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放松以后，则以“出洋不出洋，争取不争取恢复原优待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有师傅们参加。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险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他们对国民军怀着仇恨，却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不取消我的尊号。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主张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上取得了胜利，让我去不成东交民巷，在第二个回合上，又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请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矢”！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说过之后，又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这一番话，尽管令我动心，但是我父亲知道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做“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

其实，金梁并不是坚决的“出洋派”。他的主张曾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段祺瑞上台后，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托人递折子给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他同时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他对别人解释说，他原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此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他的解释没有得到我父亲的谅解，也5！不起我的兴趣，北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

我父亲赶走金梁之后，为了防范别人对我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来访我，他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因此另一个主张出洋的罗振玉被他弄得无法跟我说话。我父亲的“王爷”威风只有对庄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门口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庄士敦从第二天起就进不来了。所以我父亲这一次在对付出洋派上，又成了胜利者。

我父亲这一派人接连得到的两次胜利，却是十分不巩固的胜利。他的封锁首先弓！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个明确的打算，但这一点是从进了北府大门就明确了的：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钻进一座小紫禁城，何况这里并不安全。

后来，我向父亲表示了不满，我不希望在我接见人的时候总有他在场，更不希望想见我的人受到阻拦。父亲让了步，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各种带路人都带着最好的主意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来了。

不久以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他走进北府，没有受到阻拦，我见到他，表示了欢迎，并且称赞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又把国民军骂了一通，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这次见我，并不是单纯的慰问，而是出于他的“关心”。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他点头称赞，“上次我从宫里回来，就对朋友说过，皇上很有志气。”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尽管我对这位“新人物”本能地怀着戒心，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种鼓励。我从他身上觉察出，我的出洋计划，一定可以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发讨厌那些反对我出洋的王公大臣们了。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这是不管民国政府拖欠与否，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除了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喽罗，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就抱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都没离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师。还有一个名叫多济的旗人，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

我见过了胡适，庄士敦也回到我身边，向我转达了张作霖的关怀。我觉得胡适说的不错，出洋的问题不致于受到当局的阻拦。我和庄士敦计议如何筹备出洋的事，张作霖又做了表示，欢迎我到东北去住。我想先到东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东北，就随时可以出洋了。我刚拿定了主意，这时又出了新问题。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已敢放胆向记者骂国民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在我面前，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诸人的嘴里和《顺天时报》上，常听到和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话。现在根据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的，“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则更无疑问。

我被郑孝胥的话正闹得心惊胆战，愁容满面的罗振玉出现了。我一向很重视罗振玉从日本方面得来的消息。他这次报告我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有不利行动。“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这时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陈宝琛也着了慌。陈宝琛同意了这个意见：应该趁冯玉祥的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躲到东交民巷去，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我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去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这一步我们做到了。第二天，我们打算再进行第二步，即借口去裱褙胡同看一所准备租用的住房，然后从那里绕一下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第三步则是住进使馆。只要到了东交民巷，第三步以及让婉容她们搬来的第四步，就全好办了。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我们刚上了汽车，我父亲便派了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我们一起去。我和庄士敦坐在第一辆汽车上，张文治跟在陈宝琛后边，上了另一辆车。

“事情有点麻烦。”庄士敦坐进了汽车，皱着眉头，用英文对我说。

“不理他！”我满肚子的气，让司机开车。车子开出了北府。我真想一辈子再不进这个门呢。

庄士敦认为，不理这个张文治是不行的，总得设法摆脱他。在路上，他想出了个办法：我们先到乌利文洋行停一停，装作买东西，打发张文治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