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习俗，过了阴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因为正月初五是“财神”生日，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决定的。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 1823 年 2 月 15 日，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接“财神”、欢庆“财神”生日的时候，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因为又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位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婴儿，就是后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烜赫一时的李鸿章。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芜盆地，土地广沃，溏水停注， 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慨然允诺，慎所遂改袭李姓。因而李门祖规：许李二姓不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则不禁。李氏“世耕读以为业”，初“清贫无田”，至鸿章高祖时，以所谓“勤俭成家，有田二顷”。

从“清贫无田”到拥有二百亩土地，表明李氏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地主。但因李氏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乡曲豪强屡见欺凌，数起讼端”。鸿章曾祖李椿“和众能言，不畏强御，申辩得直，然后安居焉。”鸿章祖父名殿华，字庆庵，“肆武游痒”，两应乡试落第后，便放弃猎取功名念头，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男耕妇织，督课勿懈。”殿华凭藉祖先余荫，虽然继承了一些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家大业小，在析居分爨时，殿华一支“推多受寡”，分得的土地财产不多。所以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穷困的似相牴牾的记载。殿华之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殿华之孙却描绘出另一番情景：“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 即向亲友商借，惜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

殿华生育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长子文煜，字晴岚，库生。据说他“居家孝友，博学能文，……名望重于士林，早有经师宿儒之誉”。他因家贫就馆于外者 6 年，之后“闭门收徒，兼课子弟”，对李氏宗族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沈葆桢说：“李氏书香之盛，英才之多，位业之隆，门闾之大，谓非由公一人创兴而起者欤！”他著有《晴岚文集》20余卷。次子文瑜，喜好吟咏作赋。三子文球，著有《妙香亭文集》。四子文安，即是鸿章父亲，本名文玕，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 1802 年（嘉庆六年）。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起读书，殿华“时亲督课，每作文脱稿”，“必先阅，指其瑕疵”。文安兄弟每当“早起问安及夜读归卧”，殿华“或为讲书史懿训，或为述失曾祖暨先祖盛德”。文安 8 岁时受业于李龙桥，因“师有家务”，而自身“少又多病，至年十二仅读四子书及毛诗，而未能成诵。”殿华忧心如焚，让他回来跟着长兄文煜读书。文煜教授自己的兄弟，自然严格认真，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学，直至除夕始辍。文安也自知“资性中下”，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所长进，因而摆脱家务，遏制邪欲，专心攻读。他在《寄弟书》中追忆说：

仆少本慵愚，惟耽章句。米盐烦碎，七字未亲。声色繁华，四魔早却（吃喝嫖赌，仆尝谓之四魔）。虽得天之独厚， 家督自有担承。实所见之尚超，细务慨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

文安除了就学于其兄外，还曾先后拜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为师。庐阳书院山长杨静闲，擅长制艺，文安说自己“制艺得力于[杨]师者最多”。从 1822 年起，文安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开馆授徒。殿华督促文安兄弟潜心攻读，企图使他们通过科举途径攀龙附凤，攫取功名。所以当丈煜、文安考取秀才时，殿华曾亲自送场。1825 年文安初次参加江南乡试，殿华盼子成龙心切，又亲自将爱子达到南京，并与之一起参观名胜古迹。文安此次南京之游，既开阔了眼界，又因考试落榜而羞愧万分。此后，文安曾多次赴南京应试，结果都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子来说，在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深受痛苦折磨的文安，常常借酒烧愁，赋诗自嘲：

年来落魄多贪酒，老去猖狂半在诗。他慨叹自己功名未立，深感负疚多端，因而“暮鼓听以惊心，晨钟动而猛省，追维前事，托诸短吟，自誉自嘲”，写成《自讼十五首》。

难得群公盼转青，识韩御李旧恩铭。

祗今虚费黉宫粟，潦倒风尘两鬓星，他在这首诗的自往中写道：“予屡试优等，一膺鹗荐，颇邀诸宗工赏识，山长杨静闲、汪子庄二先生极相器重，祗今偃蹇青巾，有负藻鉴多矣。”这位“双鬓已皤，一中仍旧”的李文安，经过锲而不舍的专攻迸取，终于在 1834 年考中举人，4 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在封建社会里，“权”能转化“钱”，政治上得势，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李氏宗族，由于文安“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据说他“内行尤笃，事亲至孝。……为人刚方厚重，然诺不欺，所至皆敬慕之。”在刑部任职 18年，审理案件认真负责，公正不阿，“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因“倔强不苟合”，得不到上司赏识和提拔。他在掌管提牢厅期间，严禁吏卒虐待囚犯，“捐置衣被药饵，夏席冬粥，躬自监视，狱无瘐毙”。著有《贯垣纪事诗》一卷，后为“刑官刊布之以为法。”他“少喜作赋”，“性耽章句”。前者殊非所谓“先正根柢之学”，而后者却是带着“圣贤”标记的“科举之学”。

文安夫人李氏，系合肥李洪谟（字腾霄）之女，“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堪称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 6 男 2 女，“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有人担心她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却坦然以对，声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疑有立，岂忧贫哉！”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

李文安的 6 个儿子，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皆用其别号“愚荃”“茎”字取号。他的子孙为避亲讳，凡函牍家书，遇请安字样时，皆以“绥”易安。

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生于 1821 年（道光元年），文安说他“性本敦笃”，“幼弥精勤”。因父亲在京任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训，专攻举业。他虽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场不顺，乡试受挫。1848年文安还赋诗寄情说：“愿即策远志，捷足出风尘。”不料，第二年即获得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据说，湖广总督裕泰一见李瀚章，“奇之，曰：‘他日继吾位业必李令也。’”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谈，号季荃，1825 年（道光五年）生。凛贡生出身。据说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 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终于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 年（道光九年）生。“年十二病目已而盲”，被迫放弃通过科举门径登上仕途的打算，据说，他“性孝友”，能够“先意承志”，深得双亲的欢心。他“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作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当然，他因“好谈经世务善理财”，也曾外出作过瀚章、鸿章的帮手。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资质中人，个性倔强， 落笔潦草，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弱冠南旋应试不果。他“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帮助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作过事。他后来“乞假引退，侨居芜湖”，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 年（道光十五年）生。监生出身。据说，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直气”，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 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长女生于 1828 年（道光八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生平静穆专一，居恒默默，不苟皆笑”，能承欢父母，调和兄弟，“患难提携”。鸿章赞扬她“静正有须眉丈夫风”。她嫁给同县张绍棠，张家较富裕，经常在经济上接济鸿章兄弟。后来，鸿章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道：“吾兄弟宦学，家屡空，奔走称贷。妹之舅以妹贤，又伟视吾兄弟，不待求请，辄资给之。吾兄弟婚宦之需，张氏之佽居多。”

次女玉娥，嫁给同邑费日启。她喜读《纲鉴》，通群书，善吟咏，著有《养性斋全集》。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李鸿章，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不深深打上家庭的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桔据，政治权势不大，具有较为强烈地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其次，这个家庭推崇懦家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