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归困谗，威脱权劫”，这是李鸿章从日本议和归来后政治遭遇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曾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但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滚落下来，奉旨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以全勋臣脸面。正像伦敦《特报》所评论的那样：“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问之疾视中堂者，声势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得借住在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层甍云构，地极幽敞，炉烟尽静，闲院飞花，不仅环境优雅，而且近邻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李鸿章“终岁僦居贤良寺”，既不能预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叛离。他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伺机东山再起，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他很少外出访亲拜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变而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云端跌落地表，他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他感受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 6、7 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 1、2 小时。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

当时在清朝统治层中疾视李鸿章的，主要是帝党官僚，时翁同龢“当国，尤百计龁之”。翁、李矛盾，不仅涉及政见之争，而且还含有私怨成分。1862 年翁氏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据说曾氏上疏，是由李鸿章立稿的，出语惊人，无懈可击。翁同龢怀恨在心，他以帝师之尊而为枢府大员，借机压制李鸿章，因而李鸿章“怨之颇切”。翁氏虽然位尊权重，但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因当时无缺可补，他便产生了觊觎李鸿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凯投其所好，甘愿为翁氏火中取栗。袁世凯是个“小人”，起初追随李鸿章往上爬，及至李鸿章失势，就立即改换门庭，竭力攀援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达官显贵，以为进身之阶。一天，袁世凯登门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之后，就开门见山他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越听越生气，未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喝止，痛加训斥说：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 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袁世凯碰了钉子，“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袁世凯走后，李鸿章还余怒未消，特向亲信幕僚倾吐心声：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夭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鸿章赶出北京，以便“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李鸿章所以未被”放归田里”，主观上得益于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挺经”，绝不奏请开缺休致；客观上则凭借于权势者们的支持，慈禧∪䜣“眷念鸿章旧劳，始终欲保全之。”

李鸿章虽被投闲置散，但每盱衡时势，既为自己洋务事业的破产而抚膺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一生事业”进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路。他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环顾左右，终于选定吴永作为宣说的对象。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是曾国藩孙女婿，时在李幕，被李鸿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随意谈论”。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浓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浓，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原来被引以为自豪的北洋梅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触即溃的严酷现实，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办之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外强中干。这种不幸结局，导源于“内外牵掣”，不能“放手办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好不从“破星”本身寻找原因，反而归咎于“裱糊匠”呢！

李鸿章对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深恶痛绝，每当说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他认为“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明朝之亡，就亡于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现在办事，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大臣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毙，常常苦心孤诣，想出“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官以为有机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李鸿章抨击“言官”并不是偶然的，他与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弹纠”的最多、最厉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和戎”与“变法”之所以难于奏效，“言官”的阻挠破坏是一个重要因素。“言官”问题，关键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当然他全盘否定“言官制度”，意气多于冷静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过于人。“言官”虽有“摭拾浮词”、“肆口妄言”、“党同伐异”、“受人请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对纠正失谬颇有裨益。

李鸿章曾批评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公开为恋栈苟安、争权夺势的思想行径辩解。他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这表明李鸿章并不甘心久居散地，热中于争取清廷的信任，东山再起，重游宦海。正如时人所说的：“李鸿章叠经参劾之后，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权，图度数月”。1896年 2 月陷于穷途末路的李鸿章接受了出访欧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发了绝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说：

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