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虽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达香港。在这段时间，义律面临奉清帝诏令集结于广州的军队。琦善已由三位官员集体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满洲贵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龄完全耳聋的汉族将军杨芳，后者因在喀什噶尔擒获张格尔而闻名。整个二月份，军队源源进入广州。他们重新建设防守阵地；设置水路障碍；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广州士绅也被鼓励对他们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的防御。然而第一个到广州的杨芳几乎立刻看到军事形势已毫无希望：中国海军实际上已经崩溃；新城的城墙正在倒塌；佛山铸造厂新铸造的五吨重的大炮没有架设起来；军队也不可靠。

所有这些行动使义律认为，穿鼻草约并没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在击毁沿途一些炮台之后于3月2日到达广州。于是中国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举行谈判，俾使广州脱离英国大炮的威胁。杨芳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重新开放贸易；虽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对这个协议未敢明言，只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两个好战分子到来，致使这种暂时的休战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当奕山和隆文开始准备火木排并武装更多的地方兵勇时，杨芳不得不跟着干。于是，义律再次看到休战受到了威胁，并要求中国方面停止这些准备，但没有得到答复。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动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终于发动了一场歼灭战，他放出燃烧着的木排，顺江而下冲向停在黄埔江上的英国舰队。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中国战舰被击毁七十一只，岸上的炮台失守六十座。然后在复仇女神号保护下，运兵船沿城行驶送部队登陆；英军占据了广州旧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这些高地之下，从而有完全听任英军野战炮轰击的危险。在那时，中国人已多次违背诺言，英国陆军少将郭富认为他们应该马上前进占领该城。但义律仍然相信他们会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广州免于一场屠杀。［1］ 这位全权大使当然占了上风。5月2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三位中国钦差大臣及一切外省军队都同意退出这个城市，并答应在一周之内交出六百万元的“赎金”以使广州免遭破坏。当这个协定付诸执行时，英国人回到他们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来。

5月份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2］ 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3］ 其次，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标和大刀去屠杀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排外运动扩展到北方时，同样的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识到停泊在他衙门的窗外河流上的欧洲炮舰会勒索多大的代价，可是绅士们却同时在街头张贴声明，声讨地方官“背信弃义”地保护外国传教士使之免于“正义”的暴民的报复。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1］ 1841年11月18日义律呈阿伯丁伯爵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义律致郭富公函，包括3页，见于1841年5月21日和24日的公函，外交部档案17/46，伦敦档案局。

［2］ 参见《筹备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23页。

［3］ 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17—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