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法案，也规定要委任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提名苏格兰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威廉·约翰·律劳卑担任此职。律劳卑是一个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国国情，他被派往澳门时带着前后自相矛盾的训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愿意在战争（它会破坏现存贸易）和消极服从（它会加强清王朝的垄断制度和单一港口贸易政策）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律劳卑被告知，他不得损害英国与中国的现存关系；但巴麦尊接着又简直象是事后诸葛亮地补充说：“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1］ 数十年来，广州贸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国官员和外国人直接交往。现在巴麦尊随便宣布一项中国肯定会反对的新倡议，但又没有打算用武力支持这个要求。律劳卑尚未悟出此中奥妙，他于1834年7月25日到广州以后就发出了这样一封公函。这公函立刻遭到拒绝，两广总督卢坤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澳，于是卢坤中断了贸易。在律劳卑逗留广州期间，总督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接着律劳卑违背巴麦尊的命令，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接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六十八只战船，并经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对付。律劳卑虽因患疟而身体虚弱，但仍顶住封港令和封锁达十七日之久。当他最后失去他本国商人的支持时便改弦易辙，黯然回到澳门，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律劳卑事件有两个重要后果。它使清朝官员相信，一经大胆地封锁商馆，英商就是些孤立无告的人质；它也使律劳卑的继任者认识到，没有应急的战争计划就向广州贸易制度挑战，是一件蠢事。第二任商务总监德庇时先生禀告巴麦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训令以前，他将保持“绝对沉默的态度”。［2］ 但这种沉默的政策并没有使驻广州的港脚商感到高兴；他们对德庇时的优柔寡断进行了三个月吹毛求疵的批评，之后德庇时就辞职了。他的继任者在1835和1836年一直安静地工作，等待训令，但训令从未到来。他只有一个想法：保持贸易畅通，即使这意味着接受所有的贸易限制也行。

有势力的自由贸易院外集团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东西。自从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以后，贸易按银元价值虽已经增长，那主要是因为广州物价飞涨。［3］ 英商当时非常艰窘，降价出卖了马萨诸塞州洛维尔工厂，更不用说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价钱购买中国货了。这种通货膨胀是西方贸易弱点的象征，因为废除英国垄断权实际上意味着有效的法人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终结，这两者原来都能使商品保持低价。而且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行商为了获得现款，把英国布匹暗中贴本7％出售。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机迫在眉睫（如1836年的破产事件），同时它也显示了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另一个后果。这里不再有一个由英国公司代表组成的单独团体来关心保护每个行商免受海关监督的横征暴敛了。因此，自由贸易拆去了中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而使广州贸易制度出现了极大混乱。实际上，一方实行放任主义，需要另一方相应地取消各种限制，才能恢复贸易职能的平衡关系。

这个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脚商人主要认为，市场当时对他们是关闭的，他们成了赃官任意敲诈的牺牲品，律劳卑和英国国旗受到了侮辱。当然，这最后一点是他们在政治运动和请愿书中利用来使其同胞确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广州纪事报》首先发出了刺耳的主战言论；到1835年，马地臣把这些议论带回了英国。开始，他没有得到当时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同情。但辉格党人很快重掌政权，马地臣发现巴麦尊勋爵比较愿意倾听他的意见。这位新任外交大臣虽然不得不对付曼彻斯特及利物浦的厂主们，但采取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的想法显然适合他自己那种爱炫耀的情绪。他并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将这个政策强加给英国公众，除非中国人提供一个开战的借口，因为英国公众根据福音的领导已经感到贩卖鸦片是犯罪的。然而他能够采纳稍为强硬的政策，于是他听从船长义律（他在皇家海军服过役，此时在澳门担任第二商务监督）的建议，执行一种既不象律劳卑那样执拗又不象德庇时那样被动的政策。1836年6月15日，巴麦尊提名义律为商务监督。六个月后，委任令到达澳门。［4］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可得到“合理”解决，义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不幸的是，他虽有这种乐观主义，却没有辅之以对细节的关心，也没有成功的外交活动在解决微妙问题时经常需要的那种耐心。他奉命要象律劳卑那样停止使用禀贴方式；但因卢坤的总督职务已被显然具有更多妥协思想的邓廷桢所接替，所以义律认为，为了实现交往，值得按中国规则办事。他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义律在受到巴麦尊斥责以前一直得意洋洋。这位外交大臣正确指出，这种外交礼仪的实质就是贡使制度，所以坚决不许利用禀贴谋取两国政府的交往。邓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贵。他上奏道光皇帝时说：“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5］

义律希望用军事手段打破僵局。海军少将马他仑并未接到确切的训令就于1838年7月率印度舰队中的两艘英国战舰到达。义律期待会出现某些迹象以证实他的希望，即这次显示力量的小行动将会使中国转变态度。邓廷桢当然被马他仑的到来所震惊；当一次小事件发生之时，他就默许他的一位水师管带去向这位英国舰队海军少将正式道歉。义律对道歉感到满意，于是英国战舰于10月初返回印度。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了。

［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39页。

［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66页。

［3］ 美、英两国船只从1832到1837年运来的全部进口货的价值增长64％，价值3，770万元。在这同一基础上，出口货增长79％，价值3，490万元。丝价增长将近25％；茶价增长55％。

［4］ 从广州到伦敦的函件来回需时约八个月。1841年以后汽轮和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陆”路被启用，单程只需时二、三个月。

［5］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3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