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代表的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低估了和珅时期滋长起来的腐败情况的深度。其次，嘉庆帝始终是在乾隆朝传下来的老年顾问们的指导下进行统治的，这些人和他一样先入为主地看待和珅问题，即满足于首犯既经去职就可以安然无事。这些顾问中的最后一人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1755—1835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轻轻带过。［1］

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2］

一位批评十八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珅时期发展起来的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3］ 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员，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珅，据说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亲信官僚支持他的个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4］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珅时期和在穆彰阿时期也有重要不同之点。道光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十八世纪初期的六千万两下降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八百万两。［5］ 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约地表现在那些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著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十八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6］

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政府职务也不象从前那么吸引人了。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州、县长官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7］ 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百人。［8］ 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续有所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订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1］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1第10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页。

［2］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记收在他的文集《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第9—18册。

［3］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4］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87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1842年以后）和河道总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1842年死）及其继任者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第12—13页。

［5］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页。

［6］ 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4—20页。

［7］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5第3期（1967年9月）。又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43—144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页；以及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页。

［8］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6、266页（注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