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了解他的历史——最不了解他的，是革命委员会里那些人。他是他们的“小神秘”，他们的“大爱国志士”，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为了即将来到的墨西哥革命，跟他们一样起劲地工作。他们过了很久才知道这回事，因为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他头一次到他们那些拥挤忙碌的房间里那天，他们都疑心他是一个暗探——一个被迪亚斯1的特务机关收买下来的爪牙。他们的同志，有很多人都给关进了美国各地的普通监狱和军事监狱，另外一部分人，上了脚镣手铐，甚至被押解到边境之外，面对着土墙排成队，被枪毙掉了。
【1迪亚斯：胡塞·德·拉·克鲁斯·波费里奥·迪亚斯·莫里（一八三〇年九月十五日～一九一五年七月二日）是墨西哥的总统，独裁者，在位时间为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一年。
】
这个小伙子给他们的头一个印象就不顺眼。他的确是个小伙子，还不满十八岁，从年龄来看，个子也不太大。他说他叫菲力普·利乌伊拉，他的志愿是为革命工作，就是这些——完全没有废话，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他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嘴上不带一丝笑容，他的眼光也不和善。大个儿，急性子的保林诺·维拉，心里一阵哆嗦。这个小伙子真是又可恶，又可怕，又难以捉摸。他的黑眼睛里含有一阵毒蛇似的光芒。它们像冷酷的火眼一样燃烧着，仿佛含有无限的、凝聚的仇恨。他的眼光从那些革命者的脸上，扫到了矮小的塞斯贝太太忙碌使用着的那架打字机。他只瞧了她一下，碰巧她正抬起头来，连她也感觉出那种说不出的眼光，逼得她把工作停了一下。她只得把打好的字重新看一遍，再继续打那封她正在草拟的信。
保林诺·维拉探问似地瞧着阿列拉诺和拉摩斯，他们也探问似地瞧着他，然后彼此瞧着。他们眼睛里都流露着迟疑不决的神色。这个瘦长的小伙子是个来历不明的人，而且具有来历不明的人的一切叫人不安的气味。在这些正直的普通革命者的眼里，他好像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当然，他们都对迪亚斯和他的暴政，抱有深切的仇恨，不过，这只是处于正直的普通爱国者的仇恨。现在在他身上，却带有另外一种性质，他们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可是，一向最容易冲动、喜欢说干就干的维拉，终于出来对付这个难题。
“很好，”他冷冷地说，“你说你愿意为革命工作。把上衣脱下来，挂在那儿。让我来告诉你——来——告诉你水桶和抹布在哪儿。地板很脏。你先把它擦一擦，再去擦别的房间里的地板。痰盂也得倒干净。还有窗户也得擦擦。”
“这是为革命么？”那个小伙子问道。
“这就是为革命。”维拉回答道。
利乌伊拉用冷冷的怀疑眼光瞧了他们一眼，开始脱掉上衣。
“那么，好吧。”他说。
再也没有别的话了。他每天来干活儿——扫地，擦地板，把房间收拾干净。他总是在他们之中最勤恳的人来工作之前，已经把炉子里的灰清好，把煤和柴火弄来，把炉子生好。
“我可以睡在这儿吗？”有一次，他问道。
啊哈！原来是这么回事——迪亚斯的爪牙到底露出原形来了！睡在革命委员会里，这分明是想探听他们的秘密，他们的名单，跟他们在墨西哥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的住址。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利乌伊拉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他们不知道他睡在哪儿，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吃饭，靠什么糊口。有一次，阿列拉诺打算给他两块钱。利乌伊拉摇了一下头，不肯接受。等到维拉也过来，竭力劝他接受的时候，他说：“我是为革命工作。”
进行现代的革命是需要钱的，但是委员会一直很拮据。委员会里的成员虽然饿着肚子仍旧辛勤工作，日子再苦也不嫌苦；可是有时候，革命的成败，看起来，又仿佛只是几块钱的问题。有一次，而且是第一次，房租拖欠了两个月，房东正在逼着大伙儿搬家，当时，菲力普·利乌伊拉，也就是那个穿着可怜的破破烂烂的粗布衣服、打扫房间的小工，却放了十六个金币在梅·塞斯贝的台子上。这样的情形不止一次。有一回，忙碌的打字机上打出了三百封信，因为没有邮票，都摆在桌子上没有寄出去。维拉的表已经不见了——这只老式的自鸣金表还是他父亲传给他的。梅·塞斯贝手指上一只金的结婚戒指也没有了。真是山穷水尽。拉摩斯和阿列拉诺无可奈何地捋着他们的长胡子。这些信一定要寄出去，然而邮政局对买邮票的人偏偏不能赊账。当时，利乌伊拉戴上帽子就走了出去。他一回来，立刻把一千张两分的邮票放到梅·塞斯贝的台子上。
“我真有点疑心这是不是迪亚斯的该死的钱？”维拉对同志们说。
他们扬了扬眉毛，都不能断定。可是那个为革命做打扫工作的菲力普·利乌伊拉，却不断地在必要的时候，掏出金元和银元交给委员会使用。
不过，他们还是没法喜欢他。他们不了解他。他的作风和他们不同。他从来不吐露心事。他让你没法向他试探。他虽然是个年轻小伙子，他们却从来不敢大胆地去盘问他一下。
“也许他是个伟大而孤独的人吧，我不知道，我可不知道。”阿列拉诺无可奈何地说。
“他简直不近人情。”拉摩斯说。
“他的心灵已经麻木了，”梅·塞斯贝说，“光彩和笑容都给烧光了。他像一个死人，可是他又那么可怕地充满了生气。”
“他一定吃过千辛万苦，”维拉说，“没有吃过千辛万苦的人，绝不会像他这样——他还不过是个小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