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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文学家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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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里恰巧有三个伟大人物的诞生一百年记念,因此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来。记念——就是限定在文艺的国土内,也是常有的事,即如世间大吹大擂的但丁六百年记念,便是其一。但是现在所说的三个人,并非文艺史上的过去的势力,他们的思想现在还是有生命有意义,是现代人的悲哀而真挚的思想的源泉,所以更值得记念。这三个人是法国的弗罗倍尔(flaubert),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法国的波特来耳(baudelaire)。

弗罗倍尔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在三人中他最幼小,但在事业上却是他最早了。他于一八五六年发表《波伐理夫人》,开自然主义的先路,那时陀思妥也夫斯奇还在西伯利亚做苦工,波特来耳的《恶之华》也正在草稿中呢。他劳作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说,真将生命供献于艺术,可以说是文艺女神的孤忠的祭司。人生虽短而艺术则长。他的性格,正如丹麦批评家勃兰特思所说,是用两种分子合成:“对于愚蠢的火烈的憎恨,和对于艺术的无限的爱。这个憎恨,与凡有的憎恨一例,对于所憎恨者感到一种不可抗的牵引。各种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宽容,都磁力似的牵引他,感发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们描写出来。”

他不是厌世家,或虚无主义者,却是一个愚蠢论者(imbecilist),这是怎样适切的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名称呵!他又梦想斯芬克思(sphinx)与吉迈拉(chimaira)——科学与诗——的拥抱,自己成了冷静而敏感,爱真与美的“冷血的诗人”。这冷血的诗人两个字,以前还未曾联合在一处,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为莫泊桑之师,也正是以后与当来的诗人之师了。

陀思妥也夫斯奇生于俄历十月三十日,即新历的十一月十一日。他因为读社会主义的书,被判处死刑,减等发往西伯利亚苦工十年。饥寒,拷打,至发颠痫,又穷困以至于死,但是他不独不绝望厌世,反因此而信念愈益坚定,造成他独一的爱之福音。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思想的极致,我们不得不推重陀思妥也夫斯奇,便是托尔斯泰也还得退让一步。他所做的长短十几篇的小说,几乎无一不是惊心动魄之作。他的创作的动机正如武者小路所说,是“从想肯定人生的这寂寞与爱而生的。……陀思妥也夫斯奇的最后的希望,是从他想怎样的不要把生而为人的事当作无意味的事情这一个努力而来的”。

安特来夫在《小人物的自白》中说,“我对于运命唯一的要求,便是我的苦难与死不要虚费了。”这也可以说是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要求。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存在。他写出一个人物,无论如何堕落,如何无耻,但总能够使读者发起一种思想,觉得书中人物与我们同是一样的人,使读者看了叹道,“他是我的兄弟!”这是陀思妥也夫斯奇著作的精义,他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所应当感激记念的。(这节里多引用旧译《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的文句,全文见《艺术与生活》。)

波特来耳是四月九日生的。他十年中的著作,评论,翻译以外,只有诗集《恶之华》一卷,《散文小诗》及《人工的乐园》各一卷。他的诗中充满了病的美,正如贝类中的真珠。他是后来颓废派文人的祖师,神经病学者隆勃罗梭所谓风狂的天才,托尔斯泰用了社会主义的眼光批评他说一点都不能了解的作家。他的染绿的头发与变态的性欲,我们只承认是一种传说(legend),虽然他确是死在精神病院里。

我们所完全承认而且感到一种亲近的,是他的“颓废的”心情,与所以表现这心情的一点著作的美。“波特来耳爱重人生,慕美与幸福,不异传奇派诗人,唯际幻灭时代,绝望之哀,愈益深切,而执着现世又特坚固,理想之幸福既不可致,复不欲遗世以求安息,故唯努力求生,欲于苦中得乐,于恶与丑中而得善美,求得新异之享乐,以激刺官能,聊保生存之意识。”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这挣扎的表现可以为种种改造的主义,在文艺上可以为弗罗倍尔的艺术主义,陀思妥也夫斯奇的人道主义,也就可以为波特来耳的颓废的“恶魔主义”了。

我在上面略述这三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虽然未免近于做“搭题”,但我相信,在中国现在萧条的新文学界上,这三个人所代表的各派思想,实在是一服极有力的兴奋剂,所以值得记念而且提倡。新名目的旧传奇(浪漫)主义,浅薄的慈善主义,正布满于书报上,在日本西京的一个朋友说,留学生里又已有了喝加非茶以代阿布散酒(absinth)的自称颓废派了。各人愿意提倡那一派,原是自由的事,但现在总觉得欠有切实的精神,不免是“旧酒瓶上的新招帖”。

我希望大家各因性之所好,先将写实时代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或颓废派的代表人物与著作,略加研究,然后再定自己进行的方针。便是新传奇主义,也是受过写实的洗礼,经由颓废派的心情而出的,所以对于这一面也应该注意,否则便容易变成旧传奇主义了。我也知道这些话是僭越的,但因为这三个文学家的记念的感触,觉得不能不说了,所以聊且写出以宽解自己的心。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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