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三百年学术，启于黄、王、顾、江诸先生，而开乾嘉以后专门之风气者，则以东原戴氏为首。东原享年不永，著述亦多未就者，然其精深博大，除汉北海郑氏外，殆未有其比。一时交游门第，亦能本其方法，光大其学，非如赵商、张逸辈但知墨守师说而已。戴氏礼学，虽无成书，然曲阜孔氏、歙金氏、绩溪胡氏之学，皆出戴氏。其于小学亦然，书虽未就，而其“转注假借”之说，段氏据之以注《说文》，王、郝二氏训诂音韵之学亦由此出也。戴君《考工记图》，未为精核，歙县程氏以悬解之才，兼据实物以考古籍，其《磬折古义）《考工创物小记》等书，精密远出戴氏之上；而《释虫小记》、《释草小记》、《九榖考》等，又于戴氏之外，自辟蹊径。

程氏于东原虽称老友，然亦同东原之风而起者也。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有事。诸儒所攻，究亦不为无功，然于根柢规模，逊前人远矣。

戴氏之学，其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者；程氏一派，则竟绝焉。近惟吴氏大澂之学近之，然亦为官所累，不能尽其才，唯其小学，所得则又出程氏之上，亦时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