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为什么会成为六朝的都邑呢？其实东晋和宋、齐、梁、陈不过因袭而已。创建一个都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当都邑创建之初，往往是天造草昧之际，人力物力都感不足，所以总是因仍旧贯的多，凭空创造的少，这是东晋所以建都南京的原因。至于宋、齐、梁、陈四代，则其政权本是沿袭晋朝的，更无待于言了。然则在六朝之中，只有孙吴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长江下游的都会，本来是在苏州，而后来迁徙到扬州的。看秦朝会稽郡的治所和汉初吴王濞的都城，就可知道孙吴创业，本在江东，其对岸，直到孙策死时，还在归心曹操的陈登手里，自无建都扬州之理。然则为什么不将根据地移向长江上游，以便进取呢？须知江东定后，他们发展的方向，原是如此的，然其兵力刚进到湖北边境时，曹操的兵，已从襄阳下江陵，直下汉口了。上游为曹操所据，江东断无以自全，所以孙权不能不联合刘备，冒险一战。赤壁战后，上游的形势稳定了，然欲图进取，则非得汉末荆州的治所襄阳不可。而此时荆州，破败已甚，庞统劝刘备进取益州，实以“荆土荒残，人物凋敝”，为最大的理由。直至曹魏之世，袁淮尚欲举襄阳之地而弃之（见《三国魏志·齐王纪》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其不能用为进取的根据可见。然吴若以全力攻取，魏亦必以全力搏击，得之则不能守，不得则再蹈关羽的覆辙，所以吴虽得荆州，并不向这一方面发展，孙权曾建都武昌，后仍去而还江东，大概为此。居长江下游而图发展，必先据有徐州。关于这一个问题，孙权在袭取关羽时，曾和吕蒙研究过，到底取徐州与取荆州，孰为有利？吕蒙说：徐州，北方并无重兵驻守，取之不难，然其地为“骁骑所骋”，即七八万人，并不易守，还是全据长江的有利。如此，才决计袭取荆州。可见在下游方面，孙吴亦不易进取，而曹魏在这一方面的压力却颇重。原来刘琮降后，曹操要顺流东下，不过一时因利乘便之计，若专欲剿灭孙吴，自以从淮南进兵为便。所以赤壁战后，曹操曾四次征伐孙权（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从这一方面来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

孙吴所以拒之者，实在今濡须口一带。此为江东的生死所系，都金陵，则和这一带声势相接，便于指挥。又京口和广陵相对，亦为长江津渡之处，曹丕曾自将自此伐吴，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与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顾右盼之势，孙权所以不居吴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实在于此。此不过一时军事形势使然，别无深意。

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始终未能恢复北方，论者或谓金陵的形势，欲图进取，尚嫌不足，后来宋高宗建都临安，或又嫌其过于退守，谓其形势尚不如金陵。此等议论，皆太偏重地理，其实南朝之不能恢复，主因实在兵力之不足。当时兵力，南长于水，北长于陆，水军之力虽优，足以防御，或亦可乘机为局部的进取，然欲恢复中原，则非有优良的陆军，作一二次决定胜负的大战不可。

且身临前敌，居于适宜指挥之地，乃一将之任，万乘之君，初不必如此。孙权虽富有谋略，实仍不脱其父兄剽悍轻率之性质，观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则初不能自将，居金陵与居临安何异？

小国寡民之世，则建都之地，要争出入于数百里之间，至大一统之世则不然。汉高祖欲都洛阳，留侯说：“其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此乃当统一之初，尚沿列国并立时代之习，欲以都畿之地，与他人对抗，故有此说。若大一统之世，方制万里，都在一个政府统制之下，居长安与居洛阳，又何所择？

然则政治及军事的指挥，地点孰为适宜，必计较于数百千里之间，亦只陆恃马力，水恃帆力之世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