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文章同古代文章有很不相同的面貌。最极端的例子是鲁迅所举的“‘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我们现在的形式。古人的形式是：“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我们现在当然是欧化，这样的欧化从鲁迅的小说起，连当时《新青年》同人刘半农都反对。鲁迅解释这种欧化“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适应这个“必要”，确是文体上一个大进步。

原来中国古代的文章是不分段的，不管一篇有多么长，一篇就是一大段而已，像一条长蛇一样。我们举上古的《左传》同近代的《水浒》作例。《左传》开头一篇长的，是“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篇传第一个字是一个“初”字，即是写事情开始的时候，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儿子。中间写变故。最后事情解决了，最后一句是：“遂为母子如初。”所以从前做古文的人曾经批道：“‘初’字起，后仍至‘初’字结。”它真是这个形式：“初——如初。”从第一个字“初”密密连连直到最末个字“初”，中间没有空白。再看《水浒》。《水浒》每一回，从“话说”起硬要连到“且听下回分解”止才是古人的文章，并不是我们现在出版的《水浒》把一回分成若干段，每段都另外起行的样子。一回既然就是一大段而已，然而在一回之中叙的不是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的事情，怎么办呢？那便只好来个文章游戏，最简单的是把两地之间插一句“一路无话”，两天的事插一句“当夜无话”。如果像我们现在用提行分段的办法，便用不着那些麻烦了。既然提行分段，那么写着“‘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当然不是上句不接下句，而是在口语里常有的情况，先述所说的话，再说明说话的人。所以鲁迅说“乃是为了必要”。而“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反而成了旧小说里千篇一律的形式，必须先写说话的是谁，再写所说的话，就缺少了写人物对话时的戏剧性。

鲁迅的《药》最初发表时，许多人大大地不以为然，为什么要这样写：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其实这样写，合乎情节的自然，加上了小说的戏剧性，是因为提行分段的排列法。提行分段的排列法在理论文章里也非常有必要，使得古今文体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谈鲁迅最初写小说，鲁迅对小说形式所作的贡献。这个贡献我们已经肯定了的。

鲁迅自己说：“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这所谓“格式的特别”，不只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句法的欧化（其实汉语在口语里本来就有这样的说话），还有介绍情节的方法比起中国原有的小说戏剧来亦显得特别。中国的戏剧主人公自报姓名同关系，在小说里作者亦向读者报道人物的姓名同关系，鲁迅的《药》则完全是采外国形式，要读者自己从前后文去联系，其效果确是“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就这一层说，到底是外国形式好，还是中国原有的形式好，我们认为是相对的，在以后谈民族形式问题时还要谈到。

下面说鲁迅对文学语言的贡献。

本来，就文学语言说，每个时代伟大的作家，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各有各的特点，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好比《水浒》的语言，《红楼梦》的语言，都值得我们专门去研究。我们现在是说鲁迅。我们说鲁迅，当然不是说鲁迅的语言超过以前的人，更不是说鲁迅的语言样样条件具备，就采用口语方面说，鲁迅自己就认为他做得不够。我们是把鲁迅对中国文学语言所作的独特的贡献肯定下来。

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他的语言的特点，同古代陶渊明有相似的情况。陶渊明写诗的语言去掉了陶渊明以前以及与他同时的诗人所用的辞藻，所以历史上曾有人批评陶渊明“辞采未优”，他们不知道陶渊明的特点就在他能够白描。鲁迅的小说，比起中国近代的戏曲以及章回小说来，其特点也正是白描，选词造句去掉了一切不需要的东西。根据我们大家整个的印象，《水浒》、《红楼梦》是无所谓浮词套语的，究其实还是有，像《水浒》里什么“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什么“时逢端午，蕤宾节至”，《红楼梦》写装饰要说“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写哭要说“一腔无明未曾发泄”，都还是一般旧习惯。口头上说写文章要去陈腐非难事，但做起来真不易，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时真实地写出东西来了，这一来令当时的青年读者耳目一新。《药》里这样的文章：“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社戏》里写一群小孩子看戏怕看老旦的心理：“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这时候，看见大家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我忍耐的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这些都是鲁迅的白描的语言。鲁迅有时采用文言作句子，念起来还是很顺口，如《论雷峰塔的倒掉》里特别有这么一句：“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普天之下”虽是古语，但在当时还是很习用的，所以鲁迅采用在文章里。同一篇里他又用了这么一句口语：“活该。”那是采用口头语入文，用得真好。从这里看到他的语言的丰富，对他说来可谓要什么有什么。他有一篇《记“发薪”》，是叙他当时在北京教育部被革职后去领欠薪的事情，领薪的规则要亲自领，本人如不在北京就没有，文章这样写：“就到会计科，一个部员看了一看我的脸，便翻出条子来。我知道他是老部员，熟识同人，负着‘验明正身’的重大责任的。”这里“验明正身”四个字把事情写得显豁极了，意思深刻极了，万恶社会侮辱正义原形毕露。原来“验明正身”，是旧社会里犯人临刑前官员要查验一下，那个犯人有没有搞错，有没有调包的事。鲁迅用在这里，说明当时的反动官僚不仅迫害他，革掉了他在教育部里的职位，还在他领欠薪时像对待犯人那样对待他。

在他的杂文《春末闲谈》里描写细腰蜂捉虫子的情形：“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下面又写：“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他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他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这真是鲁迅的语言。我们再抄《马上支日记》所记：“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真是鲁迅的语言。

鲁迅的语言的特点正是他的强烈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加以他的知识丰富，于是他的笔——他的攻击旧社会的武器便锋利无比。《春末闲谈》里他描写细腰蜂对待青虫，是挖苦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的，要被统治就须不活，要供养统治者又须不死，人类“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末了他说，人的思想无论如何是要反抗的，不能像细腰蜂一样不死不活。他用了《山海经》上“刑天”的典故，刑天没有头而活着，还要“执干（盾牌）戚（斧）而舞”。鲁迅又这样写：“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这是鲁迅善于引用古书，把意思表现得多么好。像这样引用古书，也是文学语言的一个因素。

最后我们应该说明一件事，关乎语法。我们把所有鲁迅的文章仔细地读，确是想起鲁迅对他自己写作所说的一句话：“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所以读得顺口，便是句子合乎语法。说合乎语法并不是说句子一定要造得非常机械，一定要有主语、动词、宾语，而主语、动词、宾语只可以有一种排列法。不是的，是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变化的。像句子的次序有时有必要较旧日文章颠倒一下，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把“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写作“‘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又如把“虽然”分句放在后面，也是鲁迅采取的欧化句子，这句便是：“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说是‘拳匪’。”这些句子里的汉语语法一点也没有改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告诉我们，语法有它的稳固性，不能强迫同化的。我们现在常有人仿照外国语法，几个词连用在一块，一定在最后一个之前加个“和”字，这样做是机械的。在口语里，几个词连用在一块儿，可以有几种说法，像鲁迅有一个题目就叫做《狗、猫、鼠》，同老百姓说“马、牛、羊”一样，——老百姓不说“马、牛和羊”。鲁迅又有一个题目叫做《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间连用两个“和”字，也正是老百姓口里常有的话，合乎汉语的规律，汉语的“和”字是可以连用两个的。鲁迅是欧化的创始人，但我们要辨清楚，他给我们创造了新的文体，他扩大了我们的句法，他并没有改变汉语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