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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五章 前汉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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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武帝的内政

汉武帝这个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观(他的文治见第八章第六节)。然而他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聩的事情。我如今且把武帝手里罗掘的事情,举其大者如下。

一、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其本来是“郎”的,就再增加爵秩。后来又命民“买爵”,“赎禁锢”,“免赃罪”,特置“武功爵”十七级卖给百姓,共直三十余万金。

二、用齐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孔仅管盐铁。铁器皆归官铸,制盐的,都得用官发的器具。又榷酒酤。

三、算缗钱舟车。做卖买,放利息的人,有资本两千个钱,出一算(一百二十个钱)。做手艺的人,有资本四千个钱,出一算。有轺车的人出一算。商贾有轺车的出两算。船长五丈以上出一算。

四、置均输。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做大农丞,又代孔仅等尽管天下盐铁。桑弘羊想了一个法子,叫各处地方把本地的“出口货”做“贡品”,官却把它贩卖到别处。

五、改钱法。秦有天下,仍定以黄金铜钱为货币。黄金用“镒”计重。铜钱仍照周朝的旧样子,每一个重“半两”,上面就铸着“半两”两个字。汉兴,黄金仍用斤计重,钱文的轻重屡次改变,最后才定为“五铢”(初用“荚钱”。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就是半两〉,六年行五分钱〈就是荚钱〉。文帝时,铸四铢钱,武帝初年,改做三铢,后来又行半两,最后才改做五铢。五铢通行以后,铜钱的轻重,就没有改变。汉朝的五铢钱,在唐铸“开元通宝”以前始终算做良好的货币)。文帝时,“除盗铸令,使民放铸”,铜钱本已很多。武帝时,用度不足,就即多铜的山铸钱,“钱益多而轻”。“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壁,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形,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其二较轻,方形,其文马,直五百。其三更轻,其文龟,直三百)销半两,铸三铢,禁私铸。后来为三铢钱轻,又铸一种“赤仄钱”,一当五。然而白金、赤仄,毕竟俱废不行。到后来,到底“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钱法才算大定(这一次的办法,却颇合于“货币政策”的原理。所以钱法就此定下来。可见天下事不合学理是不行的)。

以上几条,第一条波及吏治,固不必言。而且“买复”去民太多,则“征发之士益鲜”,就不得不再兴别种苛法。官筦盐铁,则物劣而价贵。算舟车,则商贾裹足,物品缺乏。设均输的时候,桑弘羊说:“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则明是和商贾争利,而其害人最甚的,尤要算“算缗”和“变乱钱法”。《汉书·食货志》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师古曰:曹,辈也;分辈而出为使也),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这种行为,简直和抢劫无异。论钱法,则文帝时听民铸钱,本已害人不浅。贾生说:“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执,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又说:“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可谓“怵目刿心”了。到武帝时,“法钱不立”,而突然禁民私铸,这时候的钱并不是不能私铸的,而且私铸了是很有利的(大抵禁止私铸,只有两个法子:其一是国家所铸的钱技术极精,人民不能效为;其二是“铸造费”极多,私铸无利。此外都不足恃的。武帝专令上林三官铸钱之后,所铸的钱大约颇为精工。《汉书·食货志》,说私铸的人“计其费不能相当”,就自然没有人铸了)。政府想借铸钱取利,专靠严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铸,于是“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就演成极大的惨剧了。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倘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参看第八章第四节)。

第二节 霍光废立和前汉的外戚

武帝因相信神仙之故,许多“方士”、“神巫”都聚集京师,就有“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把“木人”埋在地下,说可以度厄。到后来,就互相告讦,以为“咒诅”。于是“巫蛊”之狱起。水衡都尉江充和太子有隙。武帝派他去治此狱,他就说在皇后、太子宫里,得到木人更多。太子急了,要见武帝面诉,江充又不许,太子无法,只得矫诏发兵,把江充杀掉,因而造反,兵败自杀。于是武帝就没有太子,到晚年,婕妤赵氏,生子弗陵,武帝想立他做太子,恐怕身后儿子幼小,母后专权。先把赵婕妤杀掉,然后立他。武帝崩,弗陵立,这个便是昭帝。霍光、金日、上官桀,同受遗诏辅政。武帝的儿子燕王旦,因为年纪比昭帝大,反不得立,有怨望之心。和上官桀、桑弘羊同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等结连谋反,事觉伏诛。自此大权尽归于霍光。昭帝死,无子,此时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胥在。霍光说广陵王曾经因犯罪给先帝废掉了,不可立。迎立了武帝的孙子昌邑王贺,一百天,把他废掉了。再迎立戾太子的孙子病已,改名为询,这个便是宣帝。宣帝立,大权还在霍光之手。宣帝少时,因戾太子之故,系掖庭诏狱,几乎丧命。幸而掖庭令丙吉保全他,后来替他娶了个许广汉的女儿。宣帝在民间,就依靠他的外家史氏和丈母家许氏。即位之后,把许氏立为皇后。霍光的夫人名显,想把自己的女儿立做皇后,听得大怒。趁许皇后生了太子(就是元帝),叫一个女医生,进毒药把她药死,霍光的女儿就立做皇后。霍光死后,宣帝渐夺霍氏之权。霍光的儿子禹,侄孙云、山,相对而泣,霍光的夫人也急了。就把当初谋弑许皇后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大惊道:这是灭族的事,如何使得。于是就有反谋。事情发觉,都给宣帝杀掉(霍皇后也废掉)。按霍光的废立,向来读史的人都说他大公无私。把他和伊尹并称,谓之“伊霍”。然而看《汉书·霍光传》,废掉昌邑王之后,杀掉他群臣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再看《夏侯胜传》:“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则霍光和昌邑王,明是互相龁之局。”再看后来霍氏的权势,和他的结局,则所谓“伊霍”,和历代所谓“权臣”,原相去无几。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归纳起来,得一个公例。若把儒家改制所托的话,通统认做实在,在后世,都是“欺人孤儿寡妇”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个“天下为公”的尧舜,在后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汉高,而在古代,忽然有个“非富天下”的汤,“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异“如金石与卉木之不同类”,就无从互相比较,无从把许多事情,归纳了而得其公例,科学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这些“偶像”,不能不打破它,并不是要跟死人为难。

霍光秉政的时候,鉴于武帝时天下的疲弊,颇能安静不扰,与民休息。天下总算安稳。霍氏败后,宣帝亲揽大权,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参看第八章第五节),也算西汉一个贤君。宣帝死,元帝立,从此以后便步步入于“外戚政治”了。

外戚不是偶然发生的东西,是古代社会组织上当然有的一种阶级,我在第二章第三节里已经说过了。却是中国,从秦汉而后,又有所谓“内重”、“外重”之局。外重是外有强臣,政府无如之何;到后来便变成“分裂”之局,像后汉变做三国是。内重是中央政府权力甚强,政府说句话,通国都无如之何;到后来便成了权臣篡国之局,像王莽的代汉是。前汉时代,地方政府的权力,本来只有诸侯王是强的。从七国之乱以后,汉初的封建名存而实亡,就成了内重之局;而外戚又是当时社会上一个特别的阶级,那么,汉朝的天下,断送在外戚手里,是势所必至,无可挽回的(因为任用贤才,是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够做的,是特别的事情。普通的君主,就只能照常例用人,而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脱除阶级思想。照常例用人,不是宗室,就是外戚。宗室是经过七国之乱以后,早已视为“禁忌品”,断不能用它秉政的。那么,照常例用人,就只有外戚。英明的君主,不能常得,所以外戚的被任用,是势所必至,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汉朝外戚的专权,起于元帝时候。元帝即位,任用外戚史高,又用了旧时的师傅萧望之、周堪。元帝是个“柔仁好儒”的人,颇崇信师傅的说话。史高心上,不大高兴,就和宦官弘恭、石显结连,把萧望之、周堪排挤掉,这是汉朝外戚和宦官发生关系之始。成帝即位,任用外家王氏,王凤、王音相继为相,权力大盛,“郡国守相,皆出门下”,内官更不必说。王氏之势,由此而成。成帝无子,立侄儿子欣做太子,是为哀帝。哀帝颇喜欢大权独揽,要“上法武宣”,然而他这个人,其实是糊涂的。罢斥王氏之后,仍代以外家丁氏和祖母的同族傅氏,又宠爱了嬖人董贤,给他做了大司马。所以政治毫无改善之处。哀帝亦无子,死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王氏即日驾幸未央宫,收取玺绶,召了他的侄儿王莽来“定策”。迎立了元帝的孙子,这个就是平帝,夺掉董贤的官,董贤自杀。又逐去傅氏、丁氏,灭掉平帝的母家卫氏,于是大权尽归于王莽。平帝即位的时候,年尚幼小,到后来长大了,为卫氏之故,心常不悦,为王莽所弑。迎立宣帝的元孙婴,号为孺子,莽“居摄”,称“假皇帝”,公元8年,把他废掉自立,改国号曰新。

汉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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