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三王”就是“三代”，似乎应当算到东周之末；但是《孟子》已经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古人所说的“三王”、“三代”，大概专指夏殷西周。我如今也图立名的方便，用个“三代时代”，来包括夏殷西周三朝，和五帝时代对举。要讲三王时代的事情，自然要从夏朝讲起。然而禹的治水，已经编入五帝时代；启伐有扈，第三章第三节，也已经略说；这件事情的详细，是无可考见的；此外夏朝的事情，较为著名的，只有“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一件事。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且请先看夏朝的世系图（一、二、三、四等字，系表君位继承；所用的线，是表血统上的统系）。
据下文看起来，这个图，未必尽可靠；然而现在他无可据，只得姑且照它。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却又是一个考据问题。这件事，《史记》上只有“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十八个字，和《书序》相同，其余一概不提。《伪古文尚书》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古文的不可信，无待于言；这一篇，尤其荒谬可笑。别的且勿论，各种书上都说太康兄弟五人，它却说“厥弟五人”，那么，连太康倒有六个了。羿的代夏，详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咱们现在，且把它抄在下面。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厖圉，而用寒浞（《杜注》：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如今山东的潍坊市）；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孟子·离娄下篇》：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县。如今山东的德州市），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杜注》：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如今山东的寿光县。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如今山东的潍坊市）。处浇于过（《杜注》：东莱掖县北有过乡。如今山东的莱州市）。处豷于戈（《杜注》：戈，在宋郑之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浇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魏绛告晋悼公的话）……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杜注》：后缗相妻），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梁履绳《左通补释》，《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
按《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如今河北邢台市。《杜注》：后缗，有仍氏女），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杜注》：椒，浇臣）；逃奔有虞（《杜注》：梁国有虞县。如今河南的虞城县），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杜注》：纶，虞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杜注》：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诱豷（《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伍员谏吴夫差的话）
以上都只说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至于太康为什么失国，始终没有提及。我们再看：
《墨子·非乐》：子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莞馨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彰闻于大，大用弗式。
《逸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
《墨子》的话，不甚可解；然而“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十二个字，大概是说“饮食”、“作乐”的。“彰闻于大”的“大”字，惠栋说是“天”字之误（见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也大概不错（其余不必强解）。合着《墨子》和《逸周书》看起来，似乎夏之亡，由于沉湎于酒，又好饮食，又好音乐；其事起于启，而亡国却在他五个儿子手里。“胥兴作乱”四字，不知道是什么事；彭寿是什么人，也不可考（《竹书纪年》：“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率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就是据着《逸周书》伪造的，惠氏以为可信，就差了。武观就是五观，据下文所考，确是五个人，不是一个人）。还有《楚辞》的《离骚》，有几句，却像总述这件事的始末的：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五子就是武观，为什么呢？《楚语》，“启有五观”（《书·甘誓》疏引作“夏有观扈”，看韦注，似乎《书疏》是错的），韦昭注“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为五观”，诸说皆同。“武”“五”是一声之转。那么，为什么要称“观”呢？《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杜注》：“观国，今顿丘卫县。”卫县，就是如今山东的观城县（今观城镇）。然而依我看来，这话未必可信。为什么呢？（一）观城绝不能称为洛汭，《书序》虽不可靠，然而这一篇却和《史记》、《潜夫论》都相合的，没有反对证据。不便就疑心它。（二）卫县是后汉的卫国，前汉名为畔观；杜预的注，似乎有点牵合。（三）古人注文用个“盖”字，都是疑辞；郦道元说“盖其名也”，可见也只是推测，不敢决定。所以我说“夏有观扈”的观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考据清楚，且不必把它来和太康兄弟五人牵合。然则太康兄弟五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说且算是在洛汭。为什么要在洛汭呢？居洛汭之前又在何处呢？这个问题，却不能有圆满的解答；我且引证一个人的话，来做一个推测。
金鹗《禹都考》（《求古录礼说》卷四）：世言禹都安邑，其误始于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浍水注因之；近洪氏颐煊，谓禹都阳城，不都安邑，足以证其谬矣；然其所考犹未详也。鹗窃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阳城，而其后乃都于晋阳。按《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言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与阳翟之地相近；或当曰禹所都阳城，本在阳翟，故《汉志》云。鹗考《史记·夏本纪》，禹避舜子于阳城，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今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书·地理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然《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于殷虚，启以商政，则禹之都即唐国也。唐国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壅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燮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唐定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郑康成《诗谱》：魏国，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与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传》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证也；但在晋阳，不在安邑；皇甫谧、郦道元以安邑为禹都，此为谬耳……
我以为古代的事情，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都邑之类亦然，不过大略知道在什么地方；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是白费心血的，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还是在禹县，这个问题，暂可不必较量。至于所论禹都晋阳一层，实在非常精确。禹都河北这一层，造伪书的人，也似乎知道的；不过知道得不甚精确；他脑筋里，只有一个“魏国夏禹所都”的观念；见战国时的魏，是都安邑，就以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就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连鸣条也搬到河北去了；辗转牵率，就闹出绝大笑话（见下节）。然而禹都虽不在安邑，却不害其为在晋阳；并且“惟彼陶唐……乃灭而亡”几句《夏书》，怕确也是指太康亡国的；不过造伪书的人，不应当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这几句《夏书》硬栽在他口里，算是他所作的歌罢了。这样看来，太康似乎是本居晋阳，失了国，逃到洛汭的；当时还离河北不远，到后来，才给寒浞等愈逼愈东，以至于灭亡。少康虽灭寒浞，曾否恢复河北却是一个疑问；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见下节）。然则后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淮南子·地形训》：“弱水，出自穷石”，高诱注：“穷石，山名也。在张掖北，塞水也。”似乎太远些。然而尧本都冀州，羿在尧手里就是射官（见《淮南子》），是个西北之国，却也不足为怪。难道羿是从西北塞外侵入的吗（看春秋时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强半是戎狄占据之地。又夏好音乐，羿好田猎，也似乎一个是久居开明地方的人，一个是从塞外侵入的）？这个实在证据不足，只可存为一种推测罢了。
第二节 夏殷的兴亡
夏朝从少康以后，无事可见。《史记》说：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又说：“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那么，夏朝的衰弱，是从孔甲时候起，至桀而灭亡的。
《史记》记夏殷兴亡的事：
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既绌夏命，还亳。
这一段事情，须把它的地理考核清楚，才能知道当日战争的形势。按上文所见的地名，是（一）亳，（二）葛，（三）昆吾，（四）有娀之虚，（五）鸣条，（六）三，（七）泰卷陶；除有之虚无可考外，其余的，我都考核如下：
亳的说法，最为麻烦。据《书经正义》所引：
（一）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帝喾厘沃序疏》）。
（二）《汉书音义》：臣瓒者云：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同上）
（三）杜预云：梁国蒙县北有亳城（同上）。
（四）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同上）。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
（五）郑玄以三亳阪尹，共为一事；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辕，西降谷也（江氏声，《尚书集注音疏》说“降”是“函”之音转，降谷，就是函谷）。
这所引诸说，《立政》和《帝喾厘沃序》的《正义》，都说是不能定其是非。咱们当考核之初，有一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三亳是周初的事，不能和汤时的毫，并为一谈。皇甫谧的错误，就出在这里；他硬把周初的三毫，和商汤时候的亳，并为一谈；就把蒙、谷熟区区地方，硬分做南北两亳，去配偃师的西亳；这个，清朝的王鸣盛氏驳得他最痛快，他说（《尚书后案》卷六）：
盖薄县者，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又分其地置蒙、谷熟二县，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者，即其所谓在山阳薄县者也（按：《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臣瓒曰：汤所都”。其“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见于河南郡偃师县下）；亦即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按：《续汉书·郡国志》，薄县下“汤所都”）；杜预所谓在蒙县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谧所分属于蒙、谷熟者也；本一说也，孔颍达《书诗疏》（按：《诗·商颂·玄鸟疏》），皆误认为异说，其谬已甚……而皇甫谧巧于立说，又以一薄分为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师旧说，以合《立政》三亳之文；不知《立政》三亳，郑解谓迁亳之民而分为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谧之谬如此……
这个说法，精核极了；但是王鸣盛是一生“佞郑”的，他就一口断定亳在偃师，而于皇甫谧去葛太远，不便代耕之说，却只把“其说浅陋，更不足辨矣”九个字，轻轻撇过，这个却也未足服人（皇甫谧的话，大概是信口开河，没有一句可据的。但是这一驳，却不能全说他无理）。
我说古人的“城名”和“国名”，是分不开的；“国名”自然不能随时变换，所以新迁了一个都城，大概就把旧都城的名字，做它的名字（譬如晋国的新绛故绛）。商朝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都城都唤做亳的；所以“所谓亳的地方”，实在很多；但是当成汤时，考核得出来的，却也刚刚有三处：
（一）是如今陕西的商县（今商州市）。这个是魏氏源《书古微》上说的（《汤誓序发微》）。他所举最强的理由是（1）《书序》“汤始都亳，从先王居”，先王就是契（《周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韦昭注：“玄王，契也。”据《史记》世系看起来，契到汤，恰好十四世。又《商颂毛传》，也说玄王是契。伪孔传说先王是帝喾，实在大错了的）；契封于商（《书帝喾厘沃序疏》：“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2）《诗·商颂》疏引《雒子命》（《书纬》）“天乙在亳，东观于洛”。《艺文类聚》引《尚书中候》，“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于洛，降三分沉壁”。亳一定在洛之西，才可说东观。（3）《史记·六国表序》：“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看他所连类并举的，就可以知道亳一定在雍州境内。
（二）就是偃师，这个，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有尸乡，汤所都”）、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河南郡偃师县注引《皇览》，“有汤亭，有汤祠”。又“尸乡，在县西三十里”）说法，都和郑玄相同。依我看起来，还有一条证据：《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史记》：“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有莘是周太姒的母家，在如今陕西合阳县。《吕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得婴儿于空桑，后居伊水。命曰伊尹。”伊尹见汤的时候在有莘，后来居于伊水，就是汤始居商县，后居偃师的旁证。
（三）就是汉朝的薄县，后来又分置蒙、谷熟的，地当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之境。这个班固于薄县下，虽没有说是汤所都；然而后文论宋地，说：“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王鸣盛硬说“止”字是“游息”；然而古人说“某某之遗风”，都是指他久居之地，不是指他游息之地（《汉书·地理志》的本身，就处处是证据）。不能如此曲解；况且孟子的话，就是一个大证据；岂能袒护着郑康成，反疑心孟子（孟子所用的，都是《书》说，是有传授的，上章已经证明了）。
然则当汤的时候，既然有这三处可指为亳，汤到底是先住在哪一个亳，后来才迁居到哪两个亳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一考当时用兵的形势。上文《史记》所举汤用兵之地是：
葛（《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宁陵下，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如今河南的宁陵县）；
昆吾（昆吾有两处：一是左昭十二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是如今河南的许昌县。一是哀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官，见人登昆吾之观”。《注》：“卫有观，在古昆吾之虚，今濮阳城中。”是如今直隶的濮阳县。桀时的昆吾在旧许，见后）；
鸣条（见第三章第一节）；
三（《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有三亭。如今山东的定陶县）；
泰卷陶（《书序》，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史记索隐》：“……卷当为坰……解尚书者以大坰今定陶……旧本或旁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又《左传》定元年“仲虺居薛”，薛是如今山东的滕州市）。
又《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汤当伐桀之前还伐过韦顾两国；韦在如今河南的滑县（《左传》注“东郡白马县有韦城”，《郡国志》作韦乡。《通典》：滑州韦城县，古豕韦国），顾在如今山东的范县（《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二十八里，夏之顾国）。
又桀的都城，《伪孔传》说在安邑。《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它说：“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正义》：“盖今潼关左右。”）“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它说“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皇甫谧就再连昆吾也拉到安邑来，说：“今安邑见有昆吾邑，鸣条亭”；然而昆吾所在，证据确凿，苦于不能一笔抹杀，就说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而亡”。如此信口开河，真乃千古笑柄。金氏鹗据《史记》吴起对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断定桀之都在洛阳，韦注引禹都阳城，还不密合（《求古录礼说》卷六《桀都安邑辨》）。我说：古人都邑所在，不过传得个大略（见上节），阳城、洛阳，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无从硬断。《小戴记·缁衣》引尹吉（就是《尹诰》，书经篇名。序书的又把它唤做《咸有一德》，见郑注）“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夏之邑，在毫西。”《正义》：“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云：禹都咸阳……”咸阳，是误字，如今《汉书·地理志》注引《世本》、《续汉书·郡国志》引《汲冢古文》，正作阳城，“西邑夏”，似乎是对于东迁的夏而言之。《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注：“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据此，桀似乎是始都阳城，后迁旧许，同昆吾在一起的；所以同日而亡（《商颂郑笺》）。
再看《逸周书·殷祝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又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就可以知道桀的踪迹，是步步往东南退的（《御览》八十三引《尚书大传》略同）。
桀既然是往东退，汤自然是往东进；那么，一定是先都商县的亳，再都偃师的亳，再都邻葛的亳的。不过，“既绌夏命还亳”的亳，却无从断定其在哪一处（因为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所以不敢断定这亳是灭桀以前最后所住的亳。何以知道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它唤做亳呢？据上文所考证，当汤的时候，就有三个亳，是一个证据；左襄二十年，“乌鸣于亳社”，是宋国的社，还唤做亳社。《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作杜。”《索隐》：“西戌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杜亳。”《说文》：亳，“京兆杜陵”。是汤之后在雍州的，所居的城，还唤做亳。是两个证据。所以我只说汤的时候，考得出的亳有三处。并不敢说汤的时候，亳只有三处）。然而汤用兵的形势，却因此可以推定7。
汤初都于今商县的亳，后来进取偃师；桀大约是这时候（或者不是）弃阳城，退到旧许；汤再进到现在河南的东境（邻葛的亳）；从此以后，伐葛，伐韦，伐顾，然后迥向南伐昆吾。伐昆吾，就是伐桀；桀是从中野、不齐、鲁，步步东南退，最后逃到鸣条；汤以其间，又伐三。
鸣条是东夷之地；三、鲁，也是和东夷逼近的（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中野、不齐无可考）。我们因此悟到：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过周朝灭纣，东征，伐淮夷，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继，汤却是一个人干的罢了（《孟子·滕文公篇》：“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赵注》：“载，始也……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一者，汤再征十一国；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国也。”不论十一、二十二，总之汤用兵的次数很多）。
第三节 商朝的事实
以上商朝的帝系图，是据的《史记》、《国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亡”，又姜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国三十一王”。《大戴礼·保傅篇》：“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少闲篇》：孔子告哀公“成汤卒崩，二十一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都和《史记》世数相合。又《书经·无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诸君享国的年数，似乎也还确实。
商朝一代，可考见的事情，分述如下：
其一是伊尹放太甲。《史记》上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见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这件事，本来没有异说，伪古文《太甲》才说“王徂桐宫居忧”，又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伪《传》就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又解《书序》的“太甲元年”，作“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伪《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作“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以就之；就把外丙中壬两君革去，又把《史记》的“太甲既立三年”，“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两个“三年”缩成一个三年了。这是不值得一辩的（但看上文商朝的世数，各书都与《史记》合，就知道绝不能略去外丙、中壬两君）。商朝的“君位继承”，大概是“兄终弟及”，而所谓“弟”者，以“同母”为限，所以《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者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笃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公羊》何注（隐七年）说：“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厚异于群公子也。”《史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废适”的“适”字，包括“弟”与“子”而言；和“诸弟子”的“诸”字一样。以次当立的母弟，唤做“适弟”；同母的弟兄，以次都立尽了，似乎应当回转来，立长兄的儿子；譬如，仲壬死了立太甲，沃丁死后立祖丁；这个也要包括于“适子”二字之中。至于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自然是非常之举，与所谓“古之人皆然”的“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无涉（《论语·宪问》，《小戴记·檀弓》。因为他在三年以外。桐宫，《史记集解》：“郑玄曰：地名也，有王离宫焉。”赵岐《孟子》注〈《万章上》〉也只说“放之于桐邑”。《史记正义》：“《晋大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阎若璩又说——《尚书古文疏证》——《续汉书·郡国志》梁国虞县有桐亭，虞是如今河南的虞城县，离邻葛的亳，只有七十里。才便于伊尹，既然摄政，又可往来训诲。这两说怕都是因亳而附会的，未必可据）。其二是殷朝的屡次迁都。据《史记》所记是：
仲丁迁于敖（《书序》作嚣，《正义》李颙曰：嚣，在陈留浚仪县〈如今河南省城西北〉。皇甫谧云：仲丁自亳迁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就是《括地志》的说法〉，二说未知孰是。《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荣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筑都之所，故名殷城也。”）
祖乙迁于邢（《书序》作“祖乙圮于耿”，《正义》：“郑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迁也……”又《正义》前文说皇甫谧“又以耿在河东，皮氏县耿乡是也”。《史记索隐》“邢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正义》：“《飞括地志》云：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县。故耿国也。”）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都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按：这个亳，就是偃师，见上节）
……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这个河北，不能确定其在什么地方。《史记·项羽本纪》：“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骃案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有人疑心这殷墟是武乙所迁，然亦无确据）
其中考得出理由的，只有《书·盘庚序正义》引郑玄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乐徙。”此外都无可考见。（《书·盘庚》：“盘庚迁于殷。”《正义》：“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于今五邦”，《释文》：“马云：五邦，谓商丘、亳、嚣、相、耿也。”《正义》：“郑、王皆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
其三是殷朝的兴衰。据《史记》说是：
（太甲）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大戊）殷复兴，诸侯归之。
（河亶甲）殷复衰。
（祖乙）殷复兴。
（阳甲）帝阳甲之时，殷复衰；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盘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小辛）殷复衰。
（武丁）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乙）殷益衰。
大抵所谓兴衰，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标准。其中中衰的原因，只有从中丁到阳甲，是由于内乱，可以考见，此外都无从稽考了。
第四节 商周的兴亡
周朝的先世，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后稷，《史记》上说：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如今陕西的武功县），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这其间要注意的，便是“后稷卒，子不窋立”的后稷，是最后居稷官的，并不是“封弃于邰，号曰后稷”的后稷。不窋以后的世系，《史记》所载如下：
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追尊为大王）——季历（是为公季，追尊为王季）——昌（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它所述的事迹是：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如今陕西的彬县）……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逾梁山，止于岐下（如今陕西的岐山县）。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8。
大抵如今的陕西，在古代是戎狄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所以周之先世，屡为所迫逐。公刘、古公，都是其中能自强的令主。古公之后，更得王季、文王两代相继，周朝的基业，就此光大起来了。
文王和纣的交涉，《史记》所记如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郡县志》：“故虞城，在陕州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闲原，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即虞芮让田之所”）。明年，伐犬戎（见第六章第一节）；明年，伐密须（《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县。《诗》：密人国。如今甘肃的灵台县）；明年，败耆国（今《尚书》作黎，《释文》：“尚书大传作耆。”《说文》：黎邑，“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如今山西的长子县）；明年伐邘（《集解》：“徐广曰：在野王县西北。”《正义》：“《括地志》云：故邘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之（在如今陕西户县境内）；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七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大王，公季为王季。
文王受命称王的年代，和纣囚文王的年代期限，各书互有异同（《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又说：“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黎。”“伐崇则称王。”见《诗·文王序》，《礼记·文王世子》，《左传》襄三十一年疏。郑康成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明年改元，改元后六年而伐崇，居丰，称王就在这一年。又有一说：以为文王再受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俱见《诗·文王序》疏。《左传》昭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战国·赵策》，鲁仲连说：“拘之牖里之库百日”）。然而文王在纣的时候，必有“称王改元”的事情是无可疑的。
武王伐纣的事情，《史记》上所载如下：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是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以上所述，是武王伐纣的事实，然而周朝的功业，实在是到成王时候才大定的。《史记》上又说：
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乃罢兵西归……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大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成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既迁殷遗民……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据以上所述，可见得武王克纣之后，周朝的权力，仅及于洛邑。管、蔡和武庚同叛，这件事不入情理。大概“主少国疑”的时候，武庚想趁此“光复旧物”，管、蔡也要和周公争夺权位，叛虽同时，却是各有目的的；其曾否互相结合，却无可考了。周公东征，是一场大战（《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他这战争，大概是和东夷的交涉（《说文》：“?，周公所诛?国，在鲁。”又《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可见得这时候，东夷全畔。薄姑齐地，见《汉书·地理志》），东方毕定之后，仍旧要营建洛邑；成王亲政之后，还要去征淮夷、残奄；可见得周初用兵的形势，和夏商之际，实在是一样的（周营洛邑，就和汤从商迁到偃师相同；其用兵东夷，和汤迁到邻葛之亳以后，用兵的形势相同。参看第二节。以上的年代，据《史记》，是文王受命后七年而崩；后二年——九年——武王观兵孟津；又二年——十一年——克纣；后二年——十三年崩，周公摄政七年，而致政于成王。《汉书·律历志》载《三统历》之说：是“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后七岁而崩……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五年……后二岁，得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又周公摄政七年的年代，孔、郑不同，见《礼记·明堂位》疏）。
又成王和周公的关系，《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二年而毕定……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蒙恬列传》载恬对使者的话，与此说相同）。周公在丰，病，将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郑康成注《尚书》，却与此大异。他解“我之弗辟”句，“读辟为避，以居东为避居”（《豳谱》和《鸱鸮·序疏》，又《尚书·金滕》释文）。说“周公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诗·七月序》疏）。又注“罪人斯得”，说：“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鸮》之诗以贻王。”（《鸱鸮·序》）注“王亦未敢诮公”道：“成王非周公之意未解，今又为罪人言，欲让之，推其恩亲，故未敢。”（《鸱鸮·序疏》）注“秋大熟未获”道：“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豳谱疏》）注“惟朕小子其新迎”道：“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诗·东山序疏》）以为于是“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则居摄之元年”（《礼记·明堂位疏》）。这两种说法，自然以《史记》为准，为什么呢？一者，《史记》和《尚书大传》相合（《尚书大传》说雷风之变，在周公死后，见《路史后纪》十，《通鉴前编》咸王十一年，《汉书·梅福传》注，《儒林传》注，《后汉书·张奂传》注引。又《白虎通·丧服篇》：“原天之意，子爱周公，与文武无异，故以王礼葬，使得郊祭。《尚书》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礼亦宜之。”亦与《尚书大传》同义）。二者，“避居东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不合情理。我想周公摄政，就在武王崩的明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残奄”，一定如《史记》和《尚书大传》所说（《尚书大传》，见《礼记·明堂位》疏）。但郑康成所读古书，是极博的，他所说的话，也绝不会没有来历。我想这一段成王和周公冲突的历史，一定在周公归政之后。《左传》昭公七年，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可见得周公奔楚，是实有的事（俞正燮《癸巳类稿·周公奔楚》义，引这一段事情，以证周公之奔楚，甚确。但以居东与奔楚并为一谈，却似非）。奔楚之后，不知道怎样又跑了回来，回来之后，不知道怎样死了。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时候对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后，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汉书·匈奴列传》：“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这件事，很可以推见野蛮时代的心理）。雷风示变，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赐鲁郊祭，事虽离奇，其情节未尝不可推想而得。那么，周公之“以功名终”，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
第五节 西周的事迹
西周的事情，《史记》所载如下：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今《尚书》作伯）。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命》，复宁。穆王将征大戎，祭公谋父谏……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如今山西的霍州市）。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吾昔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大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索隐》：“地名，在西河介休县。”如今山西的介休市），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幽王以虢射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避戎寇。
这其间可以研究的，有几件事情。
其一，昭王南征不返的事：按《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杜注》：“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正义》：《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反振祭公。高诱注引此传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由此言之，昭王为没于汉，辛余靡焉得振王北济也。振王为虚，诚如高诱之注，又称梁败，复非船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书。”又《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索隐》：“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这件事的真相，固然无可考见；然而有可注意的两端：第一，诸说都说是溺于汉，不说卒于江上。第二，《吕氏春秋》说“昭王亲将征荆蛮”，宋忠也说“昭王南伐楚”。江汉可以互言，并没有什么稀奇，巡狩和征伐，以古人说话的不正确，也未必有什么区别。然则这件事情，依情理推度起来，实在是战败而死的。然则这一战究竟是败给谁呢？《左传》下文“昭王南征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杜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依我看来，这句话实在弄错了的。按《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受封居丹阳。《汉书·地理志》，说就是汉朝的丹阳县。汉朝的丹阳县，是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未免离后来的郢都太远。清朝宋翔凤，有一篇《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根据《世本》（左桓二年《正义》引），说受封的是鬻熊，不是熊绎，这一层我还未敢十分相信；然而他考定当时的丹阳，是在丹水、析水入汉之处，实在精确不磨。他的原文道（见《过庭录》卷四）：
《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楚世家》亦言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遂取汉中之郡。《屈原传》作大破楚师于丹淅。《索隐》曰：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宏农，所谓丹阳淅是也。按《汉志》：宏农郡丹水，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密阳乡，故商密也。浙即析县，并在今河南南阳府内乡县境内。《水经》：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领山，东南过其县南，又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郦注》：丹水通南阳郡。《左传》哀公四年：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要道也。《郦注》又云：析水至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赤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有殊观。丹水又南径南乡县故城东北，又东径南乡县北，丹水径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谓之析口。是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析水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于此。
据此看起来，当时的楚国，正在汉水流域。昭王这一役，一定是和楚国打仗而败，渡汉溺死的。
其二，周朝的穆王，似乎是一个雄主：他作《命》，作《甫刑》，在内政上颇有功绩，又能用兵于犬戎。虽然《国语》上载了祭公谋父一大篇谏辞（《史记》上也有的），下文又说“自是荒服者不至”，似乎他这一次的用兵，无善果而有恶果；然而古人这种迂腐的文字，和事势未必适合。周朝历代，都以犬戎为大患，穆王能用兵征伐，总算难得。又穆王游行的事情，《史记·周本纪》不载，详见于《列子》的《周穆王篇》和《穆天子传》（《周书·束皙传》，《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这两部书，固然未必可信；然而《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载穆王西游的事；又《左传》昭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也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这件事，却不是凭空捏造的：他当时能够西游，就可见得道路平静，犬戎并不猖獗。其三，厉王出奔和共和行政的事。厉王出奔这件事的真相，也无可考见（不知道逐他的究竟是谁）。近来有人说，中国历代的革命都是“暴民革命”，只有这一次，却是“市民革命”（《饮冰室文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依我看来，这大约是王城里头人做的事情。共和行政有二说：一种便是《史记》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还有一说，是出在《汲冢纪年》（又不是如今的《竹书纪年》）和《鲁连子》上的。说有个共伯，名和，摄行天子之事。这两部都是伪书，《史记正义》已经把这种说法驳掉了，一翻阅就可明白。
其四，西周的盛衰，其原因有可推见的。周朝受封于陕西，本来是犬戎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历代都和犬戎竞争，到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相继，才得胜利，周朝立国的根据，到此才算确定。同时他的权力，向两方面发展：一种是出潼关，向如今的河洛一带，后来渡孟津伐纣，营建东都，所走的都是这一条路。一种便是出武关，向汉水流域，所以韩婴叙《周南》，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三十四）。现存的《诗序》，也说“文王之道，被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汉广序》。就周公奔楚，所走的也是这条路）。后来他权力退缩，受敌人的压迫，也是从这两方面而来。昭王南征而不复，便是对于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宣王号称中兴，尚且败绩于姜戎，可见得戎狄的强盛。到幽王时候，东南一方面的申（申国，如今河南的南阳市）和西方一方面的犬戎相合，西周就此灭亡了。这种形势，和前于此的商朝，后于此的秦朝，实在是一样的，通观前后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