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史提纲
（一）世界文明起源之地，旧说有五：（1）中国；（2）印度；（3）埃及；（4）巴比伦；（5）西半球之墨西哥、秘鲁是也。西半球之文明，未曾发扬光大。印度之文化，其源亦自西方来。因其所处环境与西方不同，遂成独特之文化。然其政治势力太乏，故对世界大局之影响较微。真有关于世界大局者，则东半球之东西洋两文明耳。中国为东洋文明之主体。西洋文明起于西亚与北非，传于希腊，沿于罗马，衍于大食。及近世乃大盛于西欧，实环绕地中海之文化也。
（二）中国文明之缘起，今不甚明。此缘开化较晚之国，有先进国之历史以资参证，而开化早之国则无之。中国有书籍虽早，然世界各国之有史时代多不过5000年至7000年，中国开化之早恐尚不逮北非与西亚。史家所言古史年代，当以据古书零碎材料及历法推算者为较确。最通行之说有二：（1）汉刘歆所推，见于《汉书·律历志》，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055年，公历纪元前2844年。（2）宋邵雍所推，见其所著《皇极经世书》，唐尧元年则在民国纪元前4268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自此以前，年数无可推矣。假定再有千余年，亦不过五六千年也。而地球之有人类，必已数十万年，故欲求文化之源，必求之于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尚未发达。据近年所发现者：民国十二三年（1923、1924），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得古人遗骸，专家研究云在40万年前，然不能确言其与中国人有无关系；十年（1920），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古人遗迹，专家研究谓其种族与今华北人同。以其所制之彩色陶器，称之曰彩陶文化。此种文化，东至辽西，西至甘肃、青海。彩陶与西亚欧俄及意大利所发现者极相似，故或因此谓中国之文化来自西方。然此种文化不能断言其为中国主体之文化、最古之文化也。十九年（1930），山东历城县城子崖，二十二年（1933）滕县，其后浙江杭县亦发现古人遗迹。以其所制之黑色陶器，称之为黑陶文化，亦不能断言其是否中国主体之文化、最古之文化。以大体言之，中国文化当起于江河下流湿热之地：（1）其食以鱼与植物为主；（2）衣之材料为麻丝，而裁制宽博；（3）宫室以木为骨干，源于巢居；（4）货币最广用者为贝；（5）宗教则敬畏龙蛇。皆可为其佐证。而埃及之文化起于尼罗河，西亚之文明源于底格利斯河、幼发腊底河，印度之文明始于印度河，而盛于恒河，亦足以资参证。故中国民族起于东方较西来之说为可信也。
（三）古代民众之伟业，率附之于个人。而其所敬畏而神明视之者，尤莫如其群之酋长，故古代开化之事迹，必征诸传述中之古帝王。古有所谓三皇五帝者，其后则有三王五霸。三五之数，盖后人取配三才及五行，然其所举者亦必古代著名之酋长及国君也。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盖古发明用火，能作网罟，事佃渔，及发明农耕之部族，不必实有其人。五帝为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始有世系可稽，则其人较确实矣。其后为夏、殷、周三代，则并有君位传授可征。大抵古代部族林立，不必常有共主。而后政治渐进步，则共主渐不可缺。然不必专于一国。如五帝之相继，乃各据其国而为一时之共主，非谓有一天子之位而为五帝者相继入据之也。夏、商、西周盛时，则诸侯来朝，衰则诸侯不朝或下堂而见诸侯，即其或为共主，或不为共主之证。当其不为共主时，或则时无共主，或则有代之而为共主者，如羿代夏政是也。特其事不尽可考耳。东周以后，则其情势又异。斯时各地方逐渐发达，盖分为若干区域。每区域中各有共主，为共主者皆称王，吴、楚、越是也。是时文明之中心点，在太行以南、泰岱以西、华山以东、淮水以北。其间大国众多，不易服从于一国，故强国不敢称王。周天子者，旧当称王，而此时无实权。诸国皆其所封建，莫或及举之。故特以王之空名奉之而已。次则以诸侯之长自居焉，是之为霸。以此一区域为是时文明之中心点，故强国争以获为此诸国之长为荣，而有争霸之举焉。凡一时为诸侯之长者，皆可谓之霸王，数初不限于五也。至战国时则情势又异，斯时海内大国七，皆称王。诸王之上，复觉有立一共主之必要，无以名之，乃假天神之名而名之为帝。齐闵王与秦昭王尝并称东西二帝。后秦围赵都，辛垣衍又欲使赵尊秦为帝，然皆未成。至秦并六国，始皇帝乃以皇帝自号焉。
（四）以血缘结合者曰氏，亦曰氏族。以地缘结合者曰部，亦曰部落。二者兼有，抑其结合之原因不明者，则曰部族。此后世史家习用之称号也。在古代则以血缘结合者称为姓，初行女系，后乃转为男系。男系支庶分封者则称为氏。其初盖姓别、氏别，各成一部，后乃有以地域结合者焉。孔子所概想之大同之世，盖农业共产之小社会。此等小社会盖多自给自足，故不甚相往来。其后人口日增，占地渐广，彼此渐相邻接，偶遇饥荒等灾祸，则掠夺等事起焉。即在平时，亦因交易渐多、日相稔熟，经济上关系日渐密切，终至并合为一社会焉。其建国之规操可考者，大抵有以武力征服之事。征服者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是曰国人。（古“国”字专指都城言。）被征服者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种，出赋（军用品）。税，（田租），服力役，是为野人。野人与国人，其初当有甚深之嫌恨，然书传无可考。盖其时代早，其时已成过去。其后，因通婚杂居等关系渐相混合也。征服之族，执政权者为贵族；不执政权者为平民。被征服者，盖社会学家所谓农奴之伦。然至国人、野人渐相混合，则平民、农奴并为一级而与贵族对立，成两阶级矣。又有奴隶，其初盖出于俘虏，其后本族之犯罪者亦为奴，徒执贱役而已。倚为生产主力之事，史无可征。其初当有之，盖亦因为时甚早，故其材料阙如也，此古代社会之阶级也。古正式之军队，盖皆国人充之。故后世相沿，充兵者，仍为居近国都之民。远于国都者非不能充兵，然仅如后世之乡兵，充保卫本地方之用而已。江永《群经补义》中有八条考此甚精审也。孔子所云小康之世，其所以获称为小康者，古之农业共产小社会，其内部组织本甚安和。虽有征服者居于其上，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如人体之寄生虫然。然社会内部良好之组织尚未尽破坏，民生其间者，除出血汗以养活征服者外，其他尚无所苦，尚克称为准健康体也。此时社会情形之可考者：（1）大多数人皆以农为业，农则行井田之制，一夫一妇佃田百亩，以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为税，地权平均。（2）农田以外之土地，古称为山泽，皆系公有。依一定之规则人人皆得使用。（3）古代生活程度低，寻常用具人人皆能自制，非有特别技术不能者，专司其事之人，其制器仍以供公用，非以谋利。此等专司制器之人，至后来则成国家所设之工官，仍非以谋利也。（4）社会内部既系公产，自无所谓交易。小商则农民于农隙为之，得利甚少。大商则系代表本团体与他团体行交易，损益皆团体负担之。如是，农人地权平均，商人亦不能牟利，社会无甚贫甚富之弊，此其所以获称为小康也。逮此等规制日渐破坏，井田废而阡陌开，山泽之地初为有政权者所封管，后乃入于企业之私人之手，（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商业乃变为谋利之业，执政权者亦日益淫侈暴虐，则出小康而入于乱世矣。古代社会变迁大略如此。
（五）古所谓封建当分为二：（1）征服异部族，（a)使表示服从，（b)或更易其酋长；（2）则本族之拓殖于外者也。封国之地，盖初小而后大，其后则大者方百里。此盖当时政治上、经济上最普通之单位。至东周之世，则大国约方五百里，更大者约方千里，此等方五百里、方千里之国，盖内包方百里之政治经济单位若干，非以方五百里、方千里为一单位也。故至秦以后之世，方百里遂为县之区域，成为官治之最下级。郡县之制非始于秦，春秋战国久有之。县：（1）盖灭国而为之；（2）卿大夫之封地亦可发达而为县；（3）又有并乡聚建置者。（《史记·商君列传》。）郡本设于边荒之地，与县各别，不相统属。然：（1）郡率有兵权，以之保护县而以县之财赋供给郡，最便政权易为军权所夺，而县遂隶属于郡。（2）又郡之地稍繁荣进步，则设治亦必随之而密，因此析郡之地为县，其必附属于郡者，又势也。春秋战国时，诸国设郡多在边地，以腹地无须乎此也。秦始皇并六国，六国之民未必心服，到处须设郡镇压。故遂于全国设郡而以县隶属之。自此，郡县遂成两级之制。
（六）亚里斯多德论政制，分为（1）君主、（2）民主、（3）贵族三者。此虽不足尽后世之变，然在古代固大致如此。中国古代亦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之遗迹，如《周礼》所载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及周召二公共和行政是也。但无正式之民主、贵族政体，此则书缺有间，亦且古事遗佚，不见记载者多，不能决其必无也。
（七）古代贵族多世官，大率自大夫以上。士以下，则出于乡举里选。《周官》所载三年大比，乡兴贤能之法是也。其后贵族腐败，则代之以游士。古代正式军队唯国都附近之人为之，其后战争之规模日大，所须之人数愈多，遂将仅守卫本地方之人亦调上前线。此二事，为战国之世政事变迁之最大者。
（八）古无所谓法律，约制其群者，只有习惯而已。此即所谓礼也。法之起，盖起于执政者之命令，今亦然。法令非如习惯为人人之所知，故戒不教而诛。又古所谓刑者，义与后世异，专指用兵器伤害人体使丧失生命，死亦特称为大刑，或受不可恢复之创伤者言之，其拘禁、罚作苦工、剥夺名誉等，不称为刑，《周礼》司徒属官所用惩罚止于此等，如欲以兵器伤害其身体则必归于士。士亦曰士师，士本称战士，士师者，士之长，在周官属于司寇，盖本所以待异族若内奸者也。其后“刑”字之义渐变，则称残害身体者为肉刑，因肉刑本不施于凡人，故儒家有古者象刑之说。
（九）社会伦理可考者，大抵系周代情形。自殷以前则颇模糊。周代宗法最为发达，其制有国家者奉其先为始祖，始祖之嫡长子继体为君，其众子皆别为宗，是为大宗。宗子即为其宗之祖。大宗宗子之嫡长子，世世继为大宗宗子。其众子则别为小宗。凡小宗宗子皆可统治其五服以内之人，而五服以内之人，亦得受其救恤，服尽则无豫焉。若大宗宗子，则同出一祖之人，永得受其救恤，亦当受其统治。故其组织甚为严整悠久，周人之所以竞争而获胜利，其以此欤。古者宗与族异，族如今文家所言之九族：（1）父系五服之内，（2）父之姊妹及其子，（3）身之姊妹及其子，（4）女之子及其子，（5）母之父姓，（6）母之母姓，（7）母之姊妹及其子，（8）妻之父母姓合为一族，（9）妻之姊妹。专以亲情言之，其横的范围固较宗法为广，纵的范围，则不如宗法之久，又不必皆同一地，故其所团结或转不如宗法之广也。古所谓姓，即今社会学家所谓民族者，其所包人口盖甚多。逮耕作之法渐精，则氏族析而为家族。所谓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五口八口之家是也。一家之中父权颇大，父死则兄为之继。贵族有妾媵。妾者，家中执事之女子，得接于其主人者。媵则妻之送嫁之女子也。平民大抵行一夫一妻之制，然平民外淫当较易于贵族，贵族则淫乱于家者多，外淫者转少也。社会伦理曰君臣，曰朋友，臣盖受豢于君而服事之，武士则为之效死，且保护其家族，效忠于其后嗣。君臣初义不过如此，其后进步乃以尽心力于一人一家者为小臣；以保社稷安人民为务者为大臣焉。臣之当忠于其君，纯以初尝受豢焉，为其私人，感其恩意之故。若民之于君，本无恩意。君能执行公务则戴之，不能则义可驱逐之。后世未仕之野人，亦有闻君死而殉之者，则误合臣民之义为一矣。朋友可通财，可相为死，其结合极亲密，非如流俗概称所知为朋友也。（古称所知若今言相识。）古人风义刚劲，又俗重长老，故孝悌亦为伦理重要条目。
（十）文字始于拟势，继以图画符号，本与语言并行，而非所以代表语言。其后进步，乃专以语言表意而又以文字代表语言焉。中国字书存于今最古者为许慎《说文解字》，其书以秦时小篆为主。在小篆以前，见于《史籀篇》者，（《史籀篇》亦字书之名。）谓之籀文，亦曰大篆。又出于大篆之外者，则为古文。古文之条例，间有不可知者，则曰奇字。文字之条例凡六：曰象形、曰指事、曰会意、曰形声、曰转注、日假借。象形如“日”“月”，盖最初之字。指事者，古事物通训如“上”“下”二字，二字在一画之上为上，在一画之下为下。会意者，合二字之意以成一字，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形声如“江”从水工，“河”从水可，亦合二字成一字而一取其声，一取其义。转注者，一语衍为多语，字亦随之而增。许举“考”“老”二字为例，如“枯”之于“古”，“巅”之于“夷”，亦皆此例。其义异而未造两字者，则文字学家所谓引申，如马行迟为“笃”，行迟则马足之着地必实，因以为笃实之称是也。假借者，音同义异，则合用一字，或虽有两字，亦废其一而存其一。此可以省识字之烦，不然则单字之数将至不胜其多矣。六书盖文字学家研究文字条例者所立之说。其说虽粗，然亦大致可用。故数千年来只有为之弥缝补苴，而无推翻之别立新说者也。（欲知中国文字条例，拙撰《字例略说》可以参证，商务印书馆本。）文字之始，本非所以代表语言，而剖析语言求其音素制为字母，然后切合之以成字。则其理非初造字时所知。文字前后相承，不易彻底更易，故文字取诸他族者，可以成为拼音字；出于本族者，则不能也。书写之法则渐趋简易，故篆易而为隶。
（十一）各国文学皆先有韵文，后有散文。吾国亦然，散文盖至东周之世乃大发达，前乎此者，皆阮元所谓寡其辞、协其音者也。（见《研经室集·文言说》。）然此非即诗歌，乃今时歌谣之类耳。诗歌源于谣辞，必随音乐而变，如后世外国音乐输入而有词曲。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新诗，则其性质与昔之所谓诗者，初非同物也。
（十二）古代科学与哲学不分，哲学与宗教又不分，故最古之学术思想，率存于宗教之中。古者大学与明堂合一。明堂者，物质文明简陋之世，一国之内，只有讲究之房屋一所。君主居之、百官办理政事于是，祭祀祖宗亦于是，讲学取士亦于是。故既为宫殿，亦为朝廷，又为宗庙，又为学校。其后诸事皆分析别立，然仍为宗教之府。而古之所谓学校者亦即在是。其所谓学，则宗教与哲学及纯理之科学，今散见于先秦诸子中。哲学科学之说皆出于此，学虽高深而无实用。故古无云肄业学校学得何种学识技能，出而任事者。实际应用之知识技能，皆得之于宦。宦者，实习于某机关，学与仕为对称，任事者为仕，学习者为学，一种行政机关发达而成一种专门学术，则《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之学，出于王官者也。九流之学，各有所本。最陈旧者为农家，盖欲回复古共产之农业小社会，许行之说是也。次之者为道家，老子之说，主于无为，为训化，盖物质文明进步，社会组织往往随之变坏。而古代物质文明之进步，率有在上者之唱道，故老子以无为戒之。此犹戒今之中国人无慕欧化，戒西南土司无效汉人耳，不悟物质文明之终不可阻也。又次之者为墨子，墨子背周道而欲行夏政，欲回复前一时期之俭及迷信，亦势不可行。较进步者为儒家及阴阳家，儒家主通三统，谓有三种治法当更迭互用。阴阳家主五德终始，谓有五种治法当更迭互用。其见解皆较弘通，然亦不甚切于时务。最切于时务者唯有法家，以法训练其民，以求富强、事兼并，以术督责其臣，以淘汰腐败之贵族而行严肃之官僚政治，皆切合于时势者，故秦用之卒并六国也。（法术之别见《韩非子·定法篇》。）
（十三）秦始皇统一后之新局势。（1）内战乍息，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限制废除，商业得以兴盛，可完成广大之分工。汉人议论每以“通关梁，一符传”为善政。此后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2）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但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古代戎狄皆居于山地，与后世西南诸部族相似，此等戎狄盘踞于太行以北诸山脉中，恰为中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之缓冲。）
（十四）封建制度之告终。（1）秦尽废封建。（2）秦亡后“诸侯之相王”。（五字见《史记·自序》。）义帝等于东周之天子，西楚霸王等于其时之霸主。其下列爵二等亦沿战国时之成例，而此二等之爵，又为汉代所沿。（3）封建之基础在下而不在上，在社会而不在政治。盖必社会尚未臻于统一之机运，然后可以各各分立。故封建之真正基础，为各区域内之自足经济。《王制》之经济计划，即系如此。自商业兴、交通便，各地方之风俗渐次相同，则分立之基础已不存在。于是每一区域之中，先自相吞并，而东周以后之大国，陆续出现，最后乃有一大国举，诸大国而悉灭之，是为秦之灭六国。诸侯之相王，及汉初之封建形势均与战国相似，为能久安，诸侯之相王仅五年而天下复归于一。汉初之异姓王亦不旋踵而亡；同姓诸王则酿成吴楚七国之乱。自是以后（a)先存空名而去其政治之实权。（汉景帝令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b）次分诸大国为小国，此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诸侯王得国邑分封子弟。（c）更推行关内侯之制，有荣名及禄而无土地。（d）更进则禄亦不轻给，唐宋食租必待实封。而封建仅存空名矣。（4）历代虽尚有行封建之制者。此特不胜其自私之心，而又无有效之计划，乃行此无聊之策。即其心亦未必以为可恃也。以实际论，晋代八王之扰乱，乃由其兼任官职；明代成祖之叛逆，则由其本掌兵权。皆与封建制度无涉。同姓如此，异族则唐太宗显封功臣，而功臣终不敢受，封建更势成弩末矣，故封建制度真正之反动，实至吴楚七国亡乱而告终。
（十五）民主政治之废坠。（1）主权在民，此为自然之理。本无人敢加以否认，亦无人能加以否认。（a)至民意无具体表见之方法，反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空论，以保存告朔饩羊、民治原理，是为君权之一进步。（b)更进而所谓天意者，遂与民意脱离关系矣。新莽之侈言符瑞是也。（2）民意之表见，最重者为习惯，习惯即礼也。（a)礼有守旧性，渐不切于实际，则其防闲专擅之力愈弱。（b)又列国并立之世，违礼则外遭大国之讨伐，内引起臣民之反抗，统一以后皆无之。
（十六）帝政之成功及政之废坠。一区域中之公务谓之政，握政治上最高之权者谓之君。此列国时代之情形也。古之国大率方百里，此为一自然之政治区域。其君犹后世之县令，大夫犹乡镇之长，士则保甲之长耳。政治可以恶劣而不能废弛。此等层累设治之规模，乃各部族所固有，而非自上而下加以建设。（a）旧规既坏，国破家亡之时，又未必加以恢复，而一地方之公务，遂至废而不举矣。世袭之君大夫，变为任免自由之县令，此为以官僚政治代封建政治。（b)一阶级之方兴，其厉害必与大多数人相一致。及其处于统治者之地位，则其利益复与大多数人相对立。此为无可如何之事。故秦汉以后，代表国家之主权者，所当严加监督者，乃在官僚。处于监督之地位者，为数太少；而应受监督者为数太多，其势必不能遍。好在此时，官吏已不能不奉朝廷之法令，则莫如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如此，则官僚无所借以虐民，而现状易于维持矣。此为放任政治之真谛。秦汉以后，值宽闲之时，而能实行此种政治者，往往可以获小康。汉之文景，即其代表也。秦汉以后之政局，不容求益，只能消极的以求免害。故其设官，非为治事起见，乃为控制起见。故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减。顾亭林讥之，而不知其时之政事固如此也。政治任一事件，固必受当时最高原理之统御也。
（十七）儒术之专行。春秋战国之世，诸子之学同时并行。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术遂居于正统之地位。论者谓武帝乃雄猜之主，因儒家隆君臣之义，便于专制而表彰之，此乃数十年前梁任公一派之议论，有为言之，本非客观真实之说，而读史者遂奉为定论，谬矣。汉世儒家言民贵君轻之义者甚多，眭弘至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于专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仅十六，因非昏愚，亦未闻其早达，成童未几，安知儒术为何事？故武帝之崇儒，乃时势使然，而非武帝之能造时势也。九流之学：纵横家仅效一节之用，杂家自无所有，名家施诸实用，则与法相附丽，有治国安民之抱负者，仅农、道、墨、儒、阴阳、法六家。农、道、墨皆大陈旧，法家之学仅其所谓术者，仍当施诸官僚，其所谓法者，则一统之后无所用之，亦不宜用，前已言之。故是时可用者实只儒、阴阳二家。而汉世二者遂相混合，学术之兴替，固非偶然也。儒家及阴阳家者之见用，盖以其详言治制。而天下既已统一，治制固不可不兴。故秦始皇帝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引以兴太平。方士修炼以求奇药。兴太平指儒家言，因亦有意立制度兴礼乐矣，特未及行耳。文景非有为主，故皆谦让未遑，武帝好大喜功，则有所不让矣，此儒术兴起之真原因也。
但是时异势殊，儒家治国安民之方案实已不可行。其说别见下节。儒家之有益于中国，不在政治而在社会伦理。此事前亦已言之。自武帝崇儒之后，历代政府遂无复与儒反对者。故中国无如欧洲政教分裂之弊。此亦中西史事之一异点也。
（十八）自先秦相沿而来之社会问题。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便觉其不安，即皆视当时之社会组织为变态。先秦诸子无不欲举社会彻底加以改组者，而其改组社会，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业革命以前，欲改革社会之通蔽也。汉世学术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张者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汉、新室之世重要之议论及制度如下：
先秦诸子之主张至新莽而彻底实行，实行之而失败，自此无复敢言彻底改革者，视社会之病态，为无可如何之缺陷矣。此一运动之经过，读《史》、《汉》之《平准书》、《食货志》、《货殖列传》，王、贡、两龚、鲍、眭、两夏侯、京、翼、李及王莽传可见其概。其失败之原因，则由未知阶级之对立性，革命之业必不能操刀代斫也。（经学分今古文两派。古文兴于西汉之末，为王莽及其徒党刘歆等所主张，所以如此者，盖欲兼取《周礼》。所以欲兼取《周礼》者，则以其所行节制资本之法，在《周礼》中有根据。而在今文学家说中无之也。盖儒学分齐鲁两派，鲁国之经济不如齐国之发达，故鲁学仅有平均地权之说，而齐学则兼有节制资本之论也。）
（十九）汉世学术思想之变迁。西谚云：罗马人非思想之人，乃做事之人。此非罗马人短于思想，学术上之风气或重发现、或重实行，犹之饮食与消化各有其时。以汉人比之先秦，正犹以罗马比之希腊。先秦诸子之学可用者，唯儒法两家。汉宣帝谓汉家自有治法，以王霸道杂之。王指儒，谓宽以牧民；霸指法，谓严以察吏。此其选择，实颇合理。即王莽之变法亦然。王莽之失败，乃先秦诸子政策之失败。王莽选择于先秦诸子所定之具体方案，固不可谓之不合理矣。（其实施之手腕不足：此是另一问题。）自王莽改革失败，而学风一变，经世致用一派渐以消沉，（王符、仲长统、崔寔、徐干及晋世之葛洪等，均系实际之政论家，无复高远之理想。）不论今古学皆流为烦碎之考证，直至南北朝隋唐皆然。所谓义疏之学，其泥古而无思想，遂激起玄学之反动，在长时期之中，有思想者遂皆入于佛老，而不入于儒。
（二十）秦汉间文字之变迁。（1）隶书代篆书而通行，此为便于书写起见。（2）其后隶书又分为二派，有挑法者为八分书，供美术之用；无之者为章程书，即今之正书，供实际应用。但其后章程书亦求书写之工，亦复为美术品。（3）求书写之速，必须用草书。草书起于棻草，本为应用起见，但至后汉之世，亦成为美术品。中国字体本繁复，美术又贵多变化，遂使草体益趋纷歧，难供实用，行书乃起而代之。然“行草”与草书，“真行”与正书相去无几，仍不便用，简笔之所以兴，即因中国无草体以资应用故也。
（二十一）秦汉间文学之变迁。东周至西汉为散文发达极盛之时代，此时之散文与口语极为相近。西汉末造稍开骈俪之风。自此至南北朝末，逐步顺此趋向进行，遂成骈文时代。散文之变为骈文，乃由（1）用字及辞。渐次加选择，取其能引起美感者。（2）句读求其整齐，使音调和谐，便于诵读。（3）多用典故，以引起丰富之想象。文字至此遂与口语渐远：（a)不切实用。（b)从美的方面论，亦人工之美增加，天然之美丧失矣。统观此时代，（1）经学之趋于烦琐，（2）书法及文学皆向美术方面发展，皆时局升平，经济宽裕，文治渐兴，有闲阶级争在此一方面发展有以致之也。
（二十二）兵制之变迁，民兵之废。为此时代一大事。其故由于（1）统一之后，国力骤增，四周皆小部族，无论开拓或防御皆用不着全国动员。（2）古人之所惮，非当兵而为远役。兵役之负担，自然偏于缘边，有失其公平之旨。（3）加以体恤良民，遂至（a)多用谪发及谪戍。（b）其后乃至兼用降伏之异族。此两种现象皆起于武帝之时。而民兵之废，则成于后汉光武之废郡国都尉，无复都试之役，此为五胡乱华时代，异族横行，汉族难于恢复之一大原因。
（二十三）刑法之变迁。秦汉之世，司法界有三大问题：（1）法律初病简单，后伤错乱。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鞅取以相秦，此法至汉世实已不足于用，汉人乃陆续增加，更益之以“令”与“比”，无条理系统，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此事汉世屡图矫正未成，至魏世始从事于法律之编纂。晋初颁行之，是为《晋律》。中国之法学观念，为法性派，法文仅规定大纲，无甚根本变动。现存之律最古者为《唐律》，大体沿袭《晋律》。唐以后，定律者为金与明，皆本《唐律》。《清律》又沿《明律》。故自《晋律》定后，截至采用西洋法律以前，法律实无大变更也。（2）为刑罚之变更。秦用刑极酷。（实则各国多如此，但或不如秦国之甚。）汉文帝除肉刑，代以髡笞。髡法过轻，略无惩艾，笞法过重，每至死亡。刑罚之等级失其平。欲复肉刑者颇多，又无人敢任其咎。至隋，明定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此问题乃归消灭。此由古者但认以金属兵器伤害人之肉体者为刑，其观念不能骤变，故有此纠葛也。（3）秦时狱吏之严酷。汉代力加矫正，久之而其风气始渐变。在此过程之中，儒家主义输入法律之中，取法家之地位而代之之处不少。
（二十四）两晋南北朝之世。两晋南北朝之世，为中国与西洋历史走入相异之路之最要关键。西洋自蛮族侵入以后，遂非复罗马人之世界。中国则经异族之侵入，依然为中国人之世界也。此其故：（1）由中国有广大之长江流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2）由中国人之数远较五胡为多，与罗马人及蛮族之比例不同。（3）由此等异族渐染汉族之文化已久，亦非西洋浅演之蛮族所及。（慕容氏、苻坚、北魏孝文帝等不必论，即刘曜、石虎等亦不过一淫暴之主，其立法施政，仍接受中国之文化。）（4）由罗马此时，官吏、军人、土豪、教士、蛮酋等，处处造成政治之中心，层累相及，持久不敝，遂成封建之局。中国虽亦有此等端倪，然地势平坦，风俗相同，中央之政权较强大，割据之局未能形成。此时代重要之现象为：（a)南方之文化及产业渐次发达，尤其荆扬二州，即今湖南、北两省间缘江之湖沼地带及浙西太湖流域为全国经济重心，完全肩负起抵御北族及保存南方文化之重任。（b)南方风气渐趋文弱，北方则渐觉犷悍。（c)由南方仅能保存文化而未能用武力将北方克服，故政治重心未能转移至南方。（d)自后汉之末，中原人成群迁徙，遂将积古以来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参看下节。）(e）在此大迁移之中，贫民多入山与异族杂居，是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借以开拓，异族借以同化者不少。
（二十五）人民大迁徙之影响。当春秋战国之世，贵族皆骄淫矜夸不能振，以致嬴秦之末，豪杰蜂起，出身贵族者卒败，起于平民者卒成，遂成汉初布衣卿相之局，因此汉代之选举，亦不论门第。然此等豪族在政治上虽无特权，在社会上之势力仍在。至后汉之末，天下大乱，人民开始大迁移，而死灰复燃其焰。此时之势家，其宗族、姻亲团结之力及其对于地方人民统率之力，皆远较后世为强。观其迁徙之时，往往成群结党，又能互相周恤，立纲陈纪，可知当时侨州郡县之设置，即因属人主义未尽化除故也。经过长时期之侨居，卒不能复我邦族，政治上不得不厉行土断，而人事亦随之变迁，侨寓者之间彼此渐疏，而与土著者渐稔，于是属地主义日昌，属人主义日淡矣，此于各地方畛域之化除，所裨实大。世族迁移者，一时颇能垄断政权，抑压土著，又藉九品中正制度之助力，在政治上多占优越之位置。但此辈多无才略及勇气。革易之际，立功立事，及平时综理政事者，转多出于庶族；又在经济上落伍，不得不贪庶族之富，而与之通谱通婚。于是所谓门阀者本实先拔，仅藉惰力性而存在矣。至唐末，天下大乱，谱牒丧失，取士结婚，均不照成规办理，而所谓门阀者，遂荡焉无存，积古相传之阶级，至此铲除净尽。
（二十六）士大夫阶级性质之变迁。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1）自视与平民不同；（2）勇于战斗；（3）不好利。（此由其本为征服阶级专以战斗为业，而其生活亦较平民为优裕之故。）观西汉之世，贾谊、董仲舒之议论最可见之。其时文臣如公孙弘、盖宽饶；武臣如张骞、傅介子、常惠、陈汤、李广、李陵、班超等，均尚属此风气中人。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风气终必随环境而改变，遂至奢侈嗜利颓废。晋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时论，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是其弊；以永久论，特殊阶级消泯，是真利。
（二十七）选举制度之变迁。此为破坏阶级制度有力之因素，其重要之现象：（1）隋废九品中正；（2）废乡官；（3）肇行科举之制。炀帝始设进士科，至唐渐盛。科举之制至宋渐重，明清益盛。（a)打破门阀用人，固为优点。（b)因此而“吏道”渐轻，使有学问者驾于有经验者之上。在理论上亦不失为进步，但其立法不善。汉世四科取士，（甲）重德行、（乙）重学术、经中博士。（丙）重文法、文中御史。（丁）重才能。才任三辅令。在理论上原极完全，但才德无可识验，后遂偏重学术文法，是为唐世之明经、明法两科。此在理论上亦无不合，唯（子）所试者偏重记忆。（帖经记经文，墨义记注。）（丑）又因世重文辞，试诗赋之进士科，远较“诸科”为重。遂至群以进士之浮华为患。宋王安石出，废诸科独存进士，改诗赋为经义策论。明清大略祖之。然所以责之者太多，不得不偏重经义，士又失之迂疏，遂使拔取人才之第一途，有名无实。
（二十八）自晋至唐代民生主义之政策。自新莽变法失败后，言社会政策者，遂趋于缓和，又以儒学专行，法学消歇，遂不言节制资本，而单重平均地权。以温和之手段平均地权，是为晋之户调式、北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调法。此三法：（1）皆以无主之地授民。（2）而于其固有者，则不夺之，但于其所有之数，立一最大之限度。（3）至于所有之数仅是最小限度，则亦不准典卖。但（a)无强迫迁移之法，因终不给于授。（b）又人民缓急无可融通，终不能禁其典卖，遂至有名无实。史称唐开元时，法已大坏，至德宗时，杨炎为相，卒废租庸调法而行两税。但就其所有者而税之，而人民田地之有无多少，官遂不复过问。温和之平均地权政策，至此告终。
（二十九）自汉末至宋兵制之变迁。（1）汉末群雄割据，始有州郡之兵。魏晋至南北朝，以内乱及分裂，迄不能废。（2）五胡乱华时，北方之军队，讫以异族为主力。（3）北朝之末，异族渐与汉人同化，而战争甚烈，不得不用汉人为兵。又凋敝已极，不能出养兵之费。乃有府兵之制，藉一部分之民为兵，令其耕以自养，宽其租调。而隋唐因之。（4）练兵必有目标，承平时无之，其势不得不腐败。（5）藩镇之兵遂起，以与州郡之兵，名异实同，终至分裂。（6）宋代为矫其弊起见，集全国之兵权于中央，加重赋税以养之。此为极端兵民分工之制，与府兵之原理适相反，世多加以痛诋。其实（a)分业于经济为有利；（b）苟以财政所能负担者为限度；（c）次第募天下奸悍无赖之民，加以严格之训练，亦可化之为驯良。故北宋兵制之坏，乃其行之不善，而非其原理之不能成立也。（7）募兵之制既坏，王安石欲复民兵，乃先之以保甲之法，然此时之情势，欲行通国皆兵之制极难，而行政上又无以善其后，遂至弊逾于利，其法卒不能立。
（三十）自汉至唐宗教之变迁。列国时代，宗教皆含地方性，统一以后，始起全国的大宗教之要求。此时各地方之宗教家，有走集中央者，《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载主于祠祭之方士是也。是时所谓方士者，实有两派，其另一派以（a）服食、（b）导引、（c）丹鼎、（d)房中等术，求为神仙，是为神仙家。其后两派遂相混合。彼等有与上中流社会为缘者。秦始皇、汉武帝所信之方士及晋世行于江南之天师道是也。此派至寇谦之得北魏太武帝之尊信，遂成为国家所承认之宗教。其在民间者，则时与政府为难，有大规模之反叛者，如张角、孙恩是也；有仅图割据一地方者，如张鲁是也。此举其较大者。其余借宗教以图鼓动者，尚不可枚举。此等固有毫无意义者，然含有社会主义之建设性者亦不乏，如张鲁及近代之太平天国是也。张鲁式之仅图割据一隅者，既因四周皆敌而不克自立；太平天国式之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亦因（甲）其知识太浅，其建设之方案无可成功之理。（有建设之幻想，而无可行之方案，徒嫉旧而不能更新。）（乙）其自身为流氓，缺乏纪律，不乐劳动，故终于无成。佛教之初期，亦与道教相近，借之以图扇动者，亦不可枚举。毕竟佛教之哲理较道教为精，其得士大夫之信仰亦较道教为深，其平和的推行于民间之力，亦遂较道教为大。中国向以儒释道三教并称。三教并立之原理：（a）孔教专行于政治社会方面，放弃灵魂界之地盘，以让释道；（b)释道皆专于灵魂界，而放弃政治社会方面，故不与俗界生冲突；（c)此为中国之宗教与欧洲大异之处，故中国无争教之祸。至释道二教，在教旨上，实无根本之区别，所以能并立者，则因旧日迷信之对象，不易铲除。佛教虽并不排斥中国之旧信仰，且企图将中国之旧信仰编入彼教之中。然究为来自国外之宗教，不能悉数网罗。道教则在教理上远非佛教之敌，故二者亦不得不并立。此为政治所承认者，其流行于民间者，仍时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缘，而为其扇动之工具。异族入据之时，则又含有民族主义，如元清时白莲教及太平天国是也。
（三十一）佛教在学术方面。（1）佛教兴起之时，乃印度各种学说同时并起，使人惶惑无所适从之时，佛乃授以切实可行之道，故佛非究竟真理之发现者，而为时代之圣者。（语本日人《原始佛教概论》商务译本。）（2）佛教可分三期：佛教初兴时，近人称为原始佛教时期，后百年而小乘兴，又五六百年而大乘兴。（此段历史，详见唐玄奘所著《异部宗轮论》。）其输入中国有先后，实缘其本身之兴起有先后。（3）中国之佛教宗派甚多，其最要者（a)天台、（性宗。）法相、（相宗。）华严，是称教下三家。佛教要旨，为“万法唯识”。天台从主观方面证明其理由，法相从客观方面证明其理由，华严则示人以“菩萨行相”，即具体的示人以一当效法之模范也。（b）佛教究系宗教，当以实行为主，学理上之辩论不过引起人之信心，故又有“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之禅宗出焉，是称教外别传。凡学术，一入有闲阶级之手，往往喜为精深之研究，而务于精深，末流必入于烦琐，易启人之厌倦。故其后教下三家皆衰，而禅宗独盛。又心力薄弱者流，不耐思考，修持之方法过难，亦将望而生畏，唯以念佛一法，兼摄止观两门则受持较易。又佛法说人不修到成佛，终不免于退转，而修到成佛极难，亦使人望而生畏，而其说又无可修改。净土宗乃教人先修到净土，既到净土之后，虽成佛仍须历劫，然净土为极佳之环境，人既到此，即不虞退转，可以徐徐修到成佛。历时虽久，成功可必。此不啻与畏难者以一新刺激，一大兴奋。又净土中种种美妙之境，实不啻最大之福报，亦与求福者以一大满足。故禅宗推行于知识阶级，净土则普摄利钝，且兼行于下层社会焉。佛教之末流唯余禅净二宗而已。
（三十二）理学之兴。佛教哲理精深，方其盛行之时，人皆以为人生问题，可由此而解决。当时之见解，固视社会为个人之积，个人的问题解决，即社会问题亦解决，故对佛教怀甚大之希望。然人总只是人，离生活问题而解决人生问题，固无其事，且人永远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搁过社会问题而欲解决个人问题，更无其事。故佛教虽盛行，而社会仍是如此，人心对之遂渐觉失望，于是反动之理学起焉。佛教哲学超过中国旧哲学之处，在其认识论之发达，从认识论上驳倒佛说，势不可能，宋儒乃抹杀认识论不说。故其口号曰：释氏本心，吾徒本天。天即理，本天即谓承认外界法则之真实，故其学称为理学。（此为此种学问最正当之称号。其徒自称曰道学，乃自谓接孔孟以来道统真传。道统之说，考证上既无确实根据，其见地亦近于自夸，而并不能说出其学问之内容。故其名称并无足取。清人称之曰宋学，则以其朝代为称，与其所标榜之汉学对举而已。王守仁一派之学，笃守程朱之说者，称为心学，盖彼特注重治心，然其承认外界法则的真实，而非如佛教谓万法唯识，则与其余宋儒相同也。）故理学家之反佛，系以哲学中之唯物论反对哲学中之唯心论。宋学中能建设新宇宙观者三家：一为周敦颐，以阴阳五行之说为本，谓天下之正道为仁义二者。而人禀五行之质以生，五行各有其性，人所受五行之质，不能适得其平。故其性不能无所偏，要在修省存养，其手段为主静，即不随环境而妄动，常立于中正之地位。（说见《太极图说》及《通书》。）一为张载，以气为唯一之原质，气有两种运动，一积极的，一消极的，是为阴阳。（故阴阳同体而异用。）气之轻清者，能自由变化，易适应环境。重浊者则不然，故易流于恶。故人有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修为之要，在于变化气质。（说见《正蒙》。）一为邵雍，谓人每为主观所蔽，故不能知真理。故贵以物观物，不以我观物。三家中邵雍根据自然现象立说，中国人于此派学术，称为术数，（或数术。）〉视之不甚重。故邵雍之学，不被视为正宗。人生观既定，乃求其实行之法，其中最要之人物，为二程（颢、颐。）及朱熹、陆九渊。二程之学，至小程而大成，朱熹承之，欲即物而穷其理。（谓对于一切事，求其措置之方，非谓求自然界之法则。）积之久则豁然贯通。陆九渊以为支离，欲先发人本心之明。二派相对立，至明王守仁出，乃发明致良知之说，盖即物穷理，自不免于支离，先发人本心之明，亦不免于空洞。守仁主张良知只有昏敝，并无欠缺，一总提起，圣凡无异，故凡事当就现下良知之所能知，服从其指示。此即是在心上用功夫，至于无事之时，自可在心上磨炼，克去其私欲，然亦非与事实离开。故实行与治心并非二事。知此，则支离空洞之弊皆除。故理学自朱陆至王，实为辩证法之进化，世皆以王与陆为一派，与程朱相对立，实非也。此为理学之哲学的根据。其人事上之说（1）所重视者，仍为教养两问题，此为理论上自然之结果。但承儒家之传统观念，仍只注重平均地权。故纯正之理学家，多欲复并田。（2）又鉴于民政之废弛，不知古代之修养，为部族时代之成规，封建时代承之，而误以为封建制度之结果，遂至欲复封建，此其说自不可行。（3）其对于社会，则不知社会组织之变迁，而视古代之组织为天经地义，遂欲加重君权、父权、夫权，而不知人心随社会组织而变，已无此等心理，其所主张，遂皆失败。又理学家虽病佛教之不切于人事，然以社会为积个人而成，个人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亦随之解决之见解仍未变。如此，则不得不偏重于治心，佛教之流弊仍未除；而其人多疏于应事，并疏于学问，后引起人之攻击，但其（a)自任以天下之重；（b）及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绝无宗教家祈求福报之观念，而其自治之严格、及推勘之深微，则于宗教家绝无逊色，则永留于天壤。
（三十三）唐宋时代史学之进步。（1）南北朝以前，正史皆一人所撰，唐以后搜辑之史料渐多，任何一方面，均非个人之力所及。故在原则上，变为集众纂修。（2）昔人所重视之史实为（a)理乱兴衰，（b）典章经制二者。（说本《文献通考·总序》，前者为政治上随时发生之事实，后者为预定之制度。）前者正史中之本纪、列传载之，后者详于志。但（甲）前史皆断代为书，不便通览。（乙）纪传又以人为主，将事实拆开。故宋有司马光之《通鉴》，唐有杜佑之《通典》，宋有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以救其弊。（3）前代无专讲作史方法之书，至唐而有刘知几之《史通》。（4）南宋郑樵作《通志》，欲改划代之正史为通史，其《二十略》，又推广门类于旧史之志以外。
（三十四）自魏晋至唐宋文学之进步。（1）自骈文兴后，文字与口语日远，诵读之调与口语之调各不相同，乃有四声之说，起于梁时之沈约等。而文与诗皆发生所谓律体。（2）因骈文浮靡不适用，而取法于古之散文代兴，以未浮靡时之文字为法，而说当时之话。其徒自称为古文。（3）骈文仍存在，而益近律体。唐初已然。至唐末，遂成所谓四六体，宋人为之益生动，而极其变化。（4）佛家之禅宗及理学家，不求文饰，而创语录一体，即如口语书之，又说书之业盛行，笔之于书则成平话，而语体文渐兴。（5）诗体至唐而大备，诗境至宋而扩充至极，后人于诗，尚未能于唐宋两种诗以外别开新境界，盖其发达已转入他途矣。（6）其途唯何，曰是为词。此系杂糅中国之旧乐与外国输入之新乐而成，其后遂为曲。曲之用代言体而可扮演者，遂成为戏剧。
（三十五）印刷术之发达。（1）古代欲传诸久远之物，则刻诸金石。此乃欲以其本身供众览。（2）至“响拓”之术兴，乃开印刷之渐，然所刻之物大难。（3）隋世乃有雕版，至五代、宋而大行。宋仁宗时，毕昇又倡活字，详见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本。）此事于中国学术关系甚大：（a）学者得书易，（b)书之传者，亦远较前此为多。
（三十六）币制重要之变迁。罗马之亡也，交通破坏，城市颓废；一时商业退步，有改而重农之势。中国自后汉至南北朝，亦颇有与之类似之情形。试观其时币制之废坏可知。至隋唐之世，宇内清平，交易复盛，铜钱感觉不足：（1）国家既无此大量之经费整理，（2）私铸、私销亦不能禁绝。（a)既苦不足；（b)又病紊乱；（c)而交易之额日巨，铜钱运输，又觉不便。于是唐中叶后有飞钱，宋初有交子。飞钱乃后世之汇兑，交子则兑现之纸币也。由民间自为，而其后皆由政府之干涉，以至失败。货币为量物价之尺，其本身之价格宜划一而不宜纷歧。金银铜铁，本身同为实物，价格自难齐一。与其以两种以上之金属为主辅币，而设法维持其比价，自不如以一种金属为货币，而以纸代表其巨数。故飞钱、交子之兴，实合于货币进化自然之趋势，而为政府利用之以筹款之策所破坏。纸币既跌价不复可用，铜钱又被驱逐几尽而不能恢复，乃不得不代之以银。此事起于金之末年，至明宣宗时尽废钞币而大成。故中国之用银，乃所以代铜钱供零星交易之用，非以钱质量值轻；而以银与之相权。故对于以银为主币，视铜钱为辅币之理。（即视铜钱之本身无价格，而视为银币之几分之几。）始终不能了解。至前清末年，欲行银本位制，始终多所捍格，直至法币行，而货币政策乃告成功。
（三十七）唐以后赋税之变迁。古代税法简单，视谷物为重要之收入，其余需用之物，亦随时取之于民，称之为赋。分配之义。其后需用日繁，行政渐苛，此种赋遂成极恶之税。读《管子·轻重》诸篇可知。别一种指田亩出军用品之法，亦称为赋，所谓以田赋出兵是也。秦汉以后，两者并而为一，是为口钱，其时钱价贵，人民深以负担之重为苦。后汉末，钱法废坏，布帛渐成为代用品，于是户调之制兴。国家之征收，亦谷物与布帛并重，此等征收皆专取于农民。此时社会经济之情形已变，赋税宜多其途以取之，然政治家不明此理，仍止视此等专取于农民之征收为正当之收入。故桑弘羊之政策，受人反对；晋初定律，视酒酤等为太平后宜废之税，其法不以入律，而特著为令。历两晋南北朝之世，因天下分裂，未能废除。至隋文帝，乃实现此理想，将一切杂税悉数除去。此虽号为宽仁，实于财政原理大悖。唐中叶后，因地方为藩镇所割据，中央经费无着，不得不别开新路，而杂税复兴。其时藩镇亦有自设苛税，取之于民者。宋代养兵既多，仅加（1）删除、（2）整理，而未能尽废。行之日久，渐觉偏于农民以外之租税，有益于国，而并不病民，遂相沿而不废矣。此可见政治家知识之浅短，多沿袭旧理论，而不能观察新事实，有所发明。其实各种学术，均不免有此病也。此项赋税发达者，为（一）盐、（二）茶、（三）酒、（有时税曲。）（四）商税。（可分过税、住税二者，明以来过税特发达，是为关税与厘金。对外者，唐、宋、元、明有市舶司主之，清代亦称关税。）此时代税法之特堪注意者，为宋代入中钱帛、入边刍粟之制。前者系将一部分官卖之物（一）盐，（二）茶，（三）自海外入口之香药宝货，在中央收取货款，而由商人自诣各地取货。后者则指定商人入刍粟于缘边之地，而以货物与之相易，亦诣各地自取。此法将漕运与官卖，并为一谈，可免政治上运输之弊。现代以货易货之风渐盛，在国内亦未尝不可仿行。现代国家，欲有大量流动资本不易，如能将一部分货物，定为官卖，而用以货易货之法行之，更师宋人入中、入边之法，以减少运输上之弊，实必于经济、财政大有裨益也。明初之中盐，以一部分之盐与输粟于开平卫（今多伦县。）者相易，商人计运输亦难，乃自出资本，招民在其地开垦缘边，食粮既充，人口复增，即善用此法之一例。农民之负担，所苦者不在（一）田赋，而在（二）临时之杂派及（三）力役。临时之杂派唯乱世有之，无从在立法上加以矫正，役后则平世亦有。故其病民更深，其病民之根源，在其负担兼论丁（成年男子。）资之多少。丁在后世，根本无负担力。资之厚薄，并计一切财产，甚难确实与公平，且调查时弊窦极多。此法谓之差役。王安石欲令出钱而免其役，以其钱雇人充役，是为雇役。在当时为旧党反对，未能久行。然其后终于走向此一路。所争者（a）专论丁粮，（b）抑兼论一切“物力”以定负担之标准耳。兼论一切物力，在理论上自较公平，然徒滋弊窦，公平之目的，仍不能达，尚不如专论丁粮之简，故明末渐走向此一路。（c）更进一步，则所谓专论丁粮者，实系“丁随粮行”。即不论丁之有无而将一地方所有丁额，硬派于有田之家。至此则不啻加田赋而免其役矣。自此以后，各地方之丁额略有一定，与实际丁数全然无涉，只是一地方所负担丁税之数耳。清圣祖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令，不知者颂为仁政，其实彼正觎破此中消息也。自此以后，力役之法遂废。（直到最近始恢复。）此固能免于扰累，然国家之收入所失亦不少，在建设方面尤甚。因农民有时有余而可供征收之劳力，无法变成金钱也。
（三十八）金、元、清之侵入。异族之侵入中原，辽、金之间，当为一界线。自辽以前，侵入之异族，皆（1）重视汉族而思依附之，观五胡等妄托为中国古帝王之后可知。（2）又争慕效汉族之文化而无意自保存其文化，如北魏孝文帝，特其一极端之例耳，金以后则无此事矣。金世宗及清圣祖、高宗，皆极欲保存本族之文化，竭力防止其人与汉族相同化，元人则蔑视中国之文化如无物。此由（a）时代较后，彼族之民族性较发达。（b）历史上异族侵入中原而被同化之例足为彼族之殷鉴。（c)金、元、清皆远在塞外，非如五胡之近塞或居塞内。（d)又元之帝国太大故也。
（三十九）近代思想上之大转变有二：（一）黄宗羲《原君》、《原臣》之论见所著《明夷待访录》。从根本上反对君主政体。（二）顾炎武有亡国、（谓一王朝之兴亡。）有亡天下（谓中国为异族占据。）之论，见所著《日知录》。不啻民族主义之晨钟。此盖（a）明代君主昏淫相继。（b）清人侵入中原，有以致之。然政治上压力，社会上之惰性太深，故虽有此等议论，一时尚不能发生影响。
（四十）近代地理形势之转变。自明以前，所谓南北者，皆以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对言，南方各省几于无人提及。（一）自明唐、桂二王据福建、云、贵以抗敌而形势一变。（二）太平天国起于广西，震动全国，而形势再变。（三）近代革命起自南方，卒成北伐之功，而其形势三变。（四）至于今日，则其关系之大，几非复一国之事矣。此由（a）文化之范围逐渐扩大，向来无足重轻之区，遂亦进而与大局有关系。（b）而开化较晚之地，其社会之病态，亦不如早开化地方之深，民气足资利用。（c）近代新文化来自海外，南方受其影响较早，浸润较深，且旧文化根柢较浅，易于接受吸收故也。西南诸省，为中国最不开发之区，蒙、新、海、藏则几为全世界最不开发之区。交通之发展，自陆路扩及水路，自内河缘海扩及远洋，今后又将转入大陆之腹部。故今日之开发西北、西南，在他日观之，也将成为世界史上之大事也。
（四十一）中国近代之大变迁。有似因与西洋交通而起，实则不然，中国与西洋之交通，并不自近代始。（1）前所述彩陶文化与西方相似，可见最古时代即已有之，其影响究竟如何，今尚不能断言。（2）亚历山大兴起，囊括葱岭以西之地，希腊之文化遂盛行于亚洲，其部将所建之安息、大夏等国。汉通西域后，皆与之有来往。（3）其后罗马分裂为东西，东部亦继承希腊之文化，中国与之关系虽较疏，而亦不能云无有。（4）更后则大食兴，幅员广于罗马，文化则继承希腊，中国与之交往尤频。（5）至不在西洋之文明国印度，则与中国关系尤大，然其关系止于（a)精神的，如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之输入是也。（b）为物质的或技术的：汉世西域从中国得制铁之法，西域琉璃、袴褶、胡床、南方木棉、薯糖、烟草及其他动、植物之输入，大食天文、历法之东来，中国造纸术、罗盘、火药之西往皆是也。西化在东方蛮族中，亦非无势力。魏晋以后之所谓胡，实多非指匈奴，而指西域人，详见拙撰《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其时北族开化，多由胡人，如突厥、回纥，即其著者。（其实柔然亦然。）胡人在中国政治上有作为者亦不乏，如唐开元时叛乱之康待宾，后来之安禄山皆是。登庸其人历史上更难缕指，元代尤甚。然其关系亦不外乎精神的及技术的，故终不能发生根本之影响。故中国近代之大变迁，看似由于与西洋交通而起，实则实业革命以后社会变迁为之也。（欧洲至18世纪而纺织渐用机械，其时在康熙中叶之后至嘉庆初。1837年以后，农业上渐用机械，则在道光中叶矣。外患自此渐亟。此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逐步兴盛，遂成为近代之世界，前此彼此贸易，皆以不必要之奢侈品为主，故其关系亦时继时续也。论者侈言中西风俗之异，一若自古如此者，实则西俗之异于中国，亦自实业革命以来。自实业革命以后，彼之教育实以个人成功、商业技术为基本，前者争夺之原，后者则诈欺之行耳。自此以前，彼之道德本质及条件，亦与中国无大异也。）
（四十二）中国近代对待西人之态度。（一）第一期欢迎其技术而颇排斥其宗教，明末徐光启等虽亦信其宗教，然实自科学引入，至杨光先等，则对其宗教持极端排斥之态度矣。此固由宗教有排斥性，亦由（a）西人技术之精。（b）及教士舍身之精神，非中国人所能了解，此读杨氏之《不得已书》可见也。（二）此种精神持续至五口通商而大著，（甲）为士大夫排外心理之表见，（乙）则民族盲目自尊之心理使然。（三）此后湘、淮军中人物积经验稍多，乃主效法其军事及技术。（四）戊戌维新人士，则主张全盘改革政治。（五）五四运动以后，乃渐注意于西方之文化矣。
（四十三）中国近代之学术。宋学本有改革社会之精神，然仍偏于个人修养，故驯致空谈心性而于政治多疏；明末内政既坏，外寇侵陵，造成顾炎武、黄宗羲等经世致用之一派，此亦可谓宋学精神复活。然（1）积重难返。（2）受异族猜嫌，其风气乃渐萎缩，终仅发达其矫正宋人之考证之一端，成为清代之考证学。此派之长处，在能发现事实之真相，然并无宗旨。梁启超谓其为方法运动而非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其说是也。此派后因考据而发现西汉今文经说。西汉今文，本以经世致用为主，于是此种精神渐又复活。适会其时，世变日亟，外学亦渐次输入，逐渐与新潮流相接，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之徒是也。近来从宗旨上反对宋学者有戴震、颜元两派；戴氏反对宋学之论理而不论情，专代上级张目而苛责下级，此乃宋学不知社会组织之变迁，欲张大君权、父权、夫权等，有以致之。然谓人人各率其情而天下遂可治，则失之浅薄。颜元反对宋学之空谈专主实行，说更灭裂矣，故不能有所建树。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不可缺一之论，虽觉中正，实近模棱。章实斋之议论亦此派。唯其在史学上，主张历史材料与作成历史非一物；主张多储史料；主张编次与著作各是一事，则为旷古未有之卓识，去今之新史学仅一间耳。
（四十四）近代之政治改革。此可表示新局面之将开，旧势力之必败。（1）戊戌维新之不成，此表示中国之士大夫阶级不能了今日之事也。（2）孙中山革命，初利用会党而不成，此表示中国之旧革命团体不足了今日之事也。（3）其后利用新军，势力稍新矣。故能成辛亥革命之功。然新军实非真新，故后走入军阀专横一路。（4）斯时所思模仿者，为西欧之代议政体，此亦已陈旧之物，故亦卒不能成。（代议政体之原理，一在各阶级势力之平衡，然今世之社会，已成一阶级专政之局，以代议政体求其平衡，不可得矣；二在能自由讨论，然舆论可以制造，则自由讨论不可能矣；三在政府须对国会负责，而国会课政府以责任，然亦止于倒阁而已。今世之政情，固非但求国内政潮稳静所能有济也。代议政体之原理，在假定人人皆能参与政治，皆愿参与政治，然实际更无其事也。中国更略无基础，无大地主及贵族，更无中等阶级，只有官僚，以谋食为宗旨，士人则官僚之预备军也。）
（四十五）现代之真正问题。此在社会而不在政治。盖古代部族之内部，本极安和，其后各部族并合而为较大之团体时，未能加以理性之控制，遂变为无组织而任其迁流之所至。团体愈大，其不可控制也亦愈甚，人类之前途，遂至专视其运命矣。以社会内部言之，则无不有阶级之对立，此阶级之利益，即为彼阶级之损失。统治阶级中，非无胞与为怀者，亦率为阶级意识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之利益，使之谋划，已难适当，况执行者，又皆谋食之徒，剥人自利，无所不至耶？国家之性质，在立于两阶级间而谋其平衡，然必稍偏于统治阶级，其所计划，大而不切。只顾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而不顾实际之需要；其本身既日益膨胀，其威权遂愈形扩大。真正忠诚之徒，非有手腕或从事结合者，其意见决不能生效。故国家已成为发达过度、不能控制、不可利用之物。人类真正之正路，乃在乎社会力量之苏生，此数千年来受种种恶势力之压迫而萎缩者也。今后真正之出路，乃在人人能自谋，各自组织其所需要之团体，然后以理性控御之，而为较大之联合。真正需要大团体，人人能自动而组织之，然后更以理性联合之，世界乃能成为康乐、和亲、平夷无阶级之社会，古部族内部自由博爱平等之精神，乃能以更高之形态而出现。
（四十六）所当由之途径。观古代部族内部自由博爱平等之精神，则知人类之性质，本来如此。今日之所以紊乱，乃由在物质方面，求其联合而组织之能力，未能与之相应，遂至为物质之利益，而牺牲其组织之健全也。故欲谋革命，必有其物质基础。伊古以来，怀抱改革之志愿者何限，皆因缺此基础而未能有成。物质之基础，在于集合生产工具及劳动力，消灭地方、阶级之厉害不同，及谋生产及消费之共同。此数端，今日皆借资本主义而造成，或可借资本主义而造成。（无论其为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所当努力者，在此最后化私为公之一举而已。此一举非谓必用激烈手段，平和手段，亦未始不可渐致，谓二者必须互为用，或尤近实情也。今日社会组织之根柢，一为商业制度，一为家族制度，二者如鸟之双翼，如车之双轮，必须改变之，社会乃得涣然改观。
（四十七）目前之问题。但今日横亘于眼前者，尚有民族问题。盖今日者，人类真正之利益求其合，而特殊阶级之利益与偏见求其分。民族之根柢，厥唯文化，文化相启发矫正，本亦终趋于合。然其进行也，非循直线，而现在民族间种种之不平等，又有以促进民族主义之更趋于发皇。联邦及邦联本为徐俟民族自决最优之制。（中国从前无此制之名，而对待异民族，实深得此制之意。古所谓不求变俗者，即国家仅统理其荦荦大端，而余则悉听各民族之自由，且自保其文化也，故民族相争之祸不烈。）而其势不能行。今日之势，乃在压迫弱小民族，使为自己之犹脚爪，以与其他强大之民族相争，为之猫脚爪，真乃为人作嫁，徒自牺牲矣，不可不至慎。
（四十八）中国何以应付目前之问题。（一）挽回近百年来之积弱，（民族问题。）（二）铲除官僚阶级，（广义的，此为民权问题。）（三）先能自立，然后进而谋全人类之利益。（民生问题，此问题真正之解决，必不能以一民族一国家为范围。）
（四十九）治史学者所当知，恒人重现实，罕求其理，学者泥于既往，不切现实，二者自均不能指示前途。历史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贵实证，非希望如何，而为能够如何之问题。须从社会本身发现其法则，此事有赖于史学，而史学最重大之任务，亦在于此。中国之哲学观念，以一动一静，为一切之定律，谓社会亦不能免，故盛衰必相更迭。此乃误用自然定律，只能适用于有机之个体，社会则为超机体，可以此一部分动，彼一部分静。小团体可以一人组织指挥之，而期其合理，大团体则不能，然虽无具此能力之一人，不能谓无具此能力之一群人，今后社会进化之重要办法，即在成立此首脑部，以组织指挥一切，而使受理性之支配也。
1944年写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