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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丫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拨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宋四家)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画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位》一派。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唯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正《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唯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察真迹临摹,遂入轻挑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视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唯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过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请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唯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朝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唯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着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蝉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茬第二乘。唯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又一。"又见一书卷,临锺、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年亦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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