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蹻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氐羌来享、武王徵师羌髳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馀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徵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线，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徼山谷间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压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訇砰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蚤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寝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
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元、二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此西纪八十八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讫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ast gothe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fins）者，初居于窝瓦（voiga）河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孝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曰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恼河下流而进，渡来因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特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窦宪击逐时二百九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构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人类造业，其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谲其不可思议有如此。吾侪但据此两事，已可以证明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钜。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
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精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瞭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絜，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右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二
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彫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以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还原。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轻养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轻”与“养”，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轻养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轻养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逈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寖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着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寖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巘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一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既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为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徧，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沈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徵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憍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间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徧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着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入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佥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未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在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有果必有报。义和团所得业报如下：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此义和团直接业报之要点也。由直接业报复产出间接业报，以次演成今日之局。
就理论上言之，义和团所产业报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各国瓜分中国或共同管理。其二，汉人自起革命，建设新政府。其三，清廷大觉悟，厉行改革。然事实上皆以种种条件之限制，不能办到。其第一种，以当时中国人抵抗力之缺乏，故有可能性，然各国力量不及且意见不一致，故不可能。其第二种，以人民厌恶满洲既久，且列国渴望得一新政府与之交涉，故有可能性，然民间革命党无组织，无势力，其有力之封疆大吏又绝无此种心理，故不可能。其第三种，因前两种既不能办到，而经此创巨痛深之后，副人民望治之心，其势甚顺，故有可能性，然孝钦及清廷诸臣皆非其人，故不可能。治史者试先立一可能性之极限，而观其所以不能之由，则于推论之术，思过半矣。
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义和团直接业报，更间接产种种之果。就对外关系论，第一，八国联军虽撤退，而东三省之俄军迁延不撤，卒因此引起日俄战争，致朝鲜完全灭亡，而日本在南满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当匪势正炽时，日本藉端与英国深相结纳，首由英提议劝日本就近出重兵，是为英日接近之第一步。其后我国为应付俄军起见，议结所谓中俄密约者，虽卒未成立，然反因此促英日同盟之出现。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欧洲大战，使日本国际地位昂进，而目前关系国命之山东问题即从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财源，如海关税等悉供偿债之用。因此各外国银行攫得我国库权之一部分，遂启后此银行团操纵全国金融之端绪。此其荦荦大者也。就内政关系论，第一，排外的反动一变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之元气斫丧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第二，经此次剧烈的激刺，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响。此两种影响乃从国民性根柢上加以摇动，此两歧路之发展的可能性皆极大，在今日殊未能测其变化之所届。第三，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剧。第四，袁世凯即以东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渐取得封疆领袖的资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蓄养其势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回銮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门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恶，增人轻蔑；一方面表示其无诚意的态度令人绝望。第六，此种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无诚意，然国人观听已为之一变，就中留学生数目激增，尤为国民觉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学校遂变为革命之策源地。
第七，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赔款及举办新政之故，财政日益竭蹶，专谋藉外债以为挹注。其后卒以铁路大借款为革命之直接导火线。右所举第三项至第八项皆为义和团业报所演，同时即为辛亥革命之亲缘或间缘。于是而一“史迹集团”遂告终焉。
吾不惮繁重详举此例，将借一最近之史迹其资料比较的丰富且确实者，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涂径为何如。此区区一史迹，其活动时间不过半年，其活动地域不过数百里。而欲说明其因缘果报之关系，其广远复杂乃至如是。学者举一反三，则于鉴往知来之术，虽不中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