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曷为而有史耶？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濬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如是展转递增，展转递蜕，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此中关键，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此种方法，在高等动物中已解用之。如犬、如猴……等等，常能以己之动作指导或暗示其幼儿，其幼儿亦不怠于记忆与模仿，此固与人类非大有异也。而人类所以优胜者，乃在记忆模仿之能继续。他种动物之指导暗示恒及身而止，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以传至第二、第三代，故第二、第三代之指导暗示，亦无以加乎其旧。人类不然，先代所指导所暗示，常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传诸后代，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其所以能递增递蜕者皆恃此。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今世北欧诸优秀民族如日耳曼人、荷兰人、英人等，每当基督诞节，犹有家族团聚彻夜谈故事之俗，其近代名著如熙礼尔之诗、华克拿之剧，多取材于此等传说，此即初民演史之遗影也。
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对于过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则韵语也。试观老聃之谈道，孔子之赞《易》，乃至秦、汉间人所造之小学书，皆最喜用韵，彼其时文化程度已极高，犹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此盖由人类文化渐进之后，其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赜，势难悉记，思用简便易诵之法以永其传。一方面则爱美的观念，日益发达，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将传说之深入人心者播诸诗歌，以应社会之需，于是乎有史诗。是故邃古传说，可谓为“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则自史诗始。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古诗或删或佚，不尽传于今日，但以今存之《诗经》三百篇论，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例如：
《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长发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率履不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殷武篇》：“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生民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公刘篇》：“笃公刘，匪居匪康。……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
《六月篇》：“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狁孔炽，我是用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原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称“百国《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讫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真赝参半，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
《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於《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亡。《汉书·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溥徧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瞭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遡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
《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迁之先，既世为周史官，迁袭父谈业为汉太史，其学盖有所受。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汉书》本传赞）。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谅矣。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前者，仅百九十一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蜂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虽尝为兰台令史，然其著《汉书》实非以史官资格，故当时犹以私改史记构罪系狱焉（看《后汉书》本传）。至如鱼豢、孙盆、王铨、王隐、习凿齿、华峤、陈寿、袁宏、范晔、何法盛、臧荣绪辈，则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汉以后则否耶？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业。……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格。……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袒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著晋史者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又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痛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因欲自作陆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征、刘昫、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余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刘知几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所得施。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万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方苞撰《万季野墓表》）此言可谓博深切明。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荀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西纪前四〇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徧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瞭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馀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玄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几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余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二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的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礼、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岐《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其第二类，则搜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馀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奋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讐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知几之自述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樵之自述曰：“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之儒所不得而闻也。”又曰：“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通志·总序》）学诚自述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与汪辉祖书》）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家书》二）读此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为何如，又可知彼辈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也。窃常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章氏谓其所议仅及馆局纂修，斯固然也。然鉴别史料之法，刘氏言之最精，非郑、章所能逮也。郑氏之学，前段已略致评。章氏评之谓：“其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文史通义·释通篇》）又谓：“《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与劭二云书》）皆可谓知言。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仅限于方志数种，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余物可以相饷。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钳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为何如。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网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埼亭集》）。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章学诚之卓荦千古，前既论之矣。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其三，如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证。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对于古籍订讹纠缪，经此一番整理，为吾侪省无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时名士，乃至如章学诚辈之所怀抱，皆借此小试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观，为前代所无。（四）年谱之流行。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章学诚所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译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学之成绩也。虽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学界者而仅如是，固已为史学界之不幸矣。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今刺取累代所著录之部数卷数如下：
《汉书·艺文志》 11部 425篇
《隋书·经籍志》 81 7部 13 264卷
《旧唐书·经籍志》 88 4 部 17 946卷
《宋史·艺文志》 21 47部 4 31 09卷
《通志·艺文略》 23 01部 3 76 13卷
（图谱在外）
《文献通考·经籍考》 10 36 部 2 40 96卷
《明史·艺文志》 13 16部 3 00 51卷
（限于明代人著作）
《清四库书目》 2174部 3 70 49卷
（存目合计）
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