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但是，先秦的《论语》、《孟子》、《庄子》、《荀子》，两汉的《史记》、《汉书》、《法言》、《论衡》以及解释《诗经》、《楚辞》的著作里都散存着一些有关文学的言论，这些言论或提出了一些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或评述古代及当代的文学作品，虽然只是一些片段，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却起了很大的开创、启发、引导的作用。

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他还有一篇《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

曹丕在《论文》中首先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

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在论文体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各种文体所"同"的"本"是什么，他没有说明。但是他指出了文体四科互相区别的特点，也就为各体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一点，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为什么作家在文体上会"能之者编"呢?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析趋势。

曹丕在《论文》里还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机《文赋》论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显然比曹丕的文体四科区分更细密，标准也有所不同了。他说："诗缘情而绮靡"，明确地肯定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发展的方向，比曹丕"诗赋欲丽"的提法更进了一步。"赋体物而浏亮"，也是离开汉赋典重宏丽的传统而标举了魏晋小赋的新风格。"论精微而朗畅"，也反映了太康时代玄学盛行的新风气。总的来说，陆机论文体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轻巧绮靡，这鲜明地标志了西晋文风和建安的不同。

陆机《文赋》的序言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他创作《文赋》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在于探索才士创作的"用心"，"论作文利害之所由"。

在《文赋》里，陆机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当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产生了创作动机以后，就进入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的过程程。直到"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沉辞浮藻，联翩而来，算是作到"意"能"称物"了，这才进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阶段。"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易难"，说明选义考辞工作的复杂和曲折。"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又指出立意和选辞之间有先后主从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所谓选义考辞，正是为了作到"文"能"逮意"。从这些生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陆机的确是窥见了才士们创作上用心的甘苦。这是曹丕所没有轮到的。可惜他没有指出决定创作成败的利害关键。

除了上述创作过程的一般描述之外，他又详细地研究了立意、修辞的问题。他从积极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况下"立片言"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应该"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努力创新，反对"伤廉"、"愆义"的因陈抄袭。从消极方面，他也指出了创作中常见的"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等等的毛病。这些论述中虽不免有琐碎枝节的地方，但是他的确也总结了自建安(特别是曹植)以来创作中积累的一些新的经验，这也是曹丕《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很有积极意义。但是他的立意修辞总的主张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又说明他恰恰忽视了"建安风骨"这个更宝贵的传统。应该说明，他所谓的"会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达内容，而不是追求内容的高尚、深刻、丰富、充实，因为求内容的高尚深刻，绝不是一个巧不巧的问题。

陆机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的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忽略文学的思想内容而片面地谈表现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讳言的。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说："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序志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都相当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点。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西晋末年葛洪《抱朴子?外篇》中论文章的观点，正是陆机这些观点的发挥。他努力反对正统文人以文章为末事的舆论。他认为文章以雕饰为上，近代之文优于古代。又赞美陆机的文章"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这同样反映了西晋专重形式华美的文坛风气。

第二节　刘勰的文心雕龙

从西晋到宋齐，文学创作又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革，创作的经验和教训更加丰富了。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这些，都为刘勰《文心雕龙》这部总结性的文学批评巨著打下了更充实的基础。

刘勰(466?-520?)，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能婚娶，依当时著名的和尚僧祐十馀年，博通佛教经论，还参加整理佛经工作。梁以后作过记室、参军等小官，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萧统的器重。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就死了。

《文心雕龙》是刘勰三十几岁时的作品，创作于齐代。他虽然早年就博通佛教经论，但从这部书来看，他前期的思想基本是儒家，他在《序志》、《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观，也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儒家观点。在《序志篇》里他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里，他说明了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也说明了他写这部书的动机是为了纠正离开了经典本源的南朝的"浮诡"、"讹滥"的文风。他认为魏晋以来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的文学批评论著，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来纠正这个根本性的缺点。但是他并没有一笔抹煞前人著作，他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这正说明他对前人言论的批判吸收的态度。

《文心雕龙》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二十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分体的详细，论述的系统周密，远远超过曹丕和陆机。创作论十九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的问题。其详密深刻，也远远超过陆机。批评论五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也是全书的精采部分。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书内容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像他《附会篇》说的："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

在总论五篇中，他阐明了全书理论的基础。《原道篇》根据《易经?系辞》的天道自然观念来说明文章"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有心之器"所创作的美丽的文章，是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的合乎自然的反映(在以后的《明诗》、《情采》、《物色》等篇里，他也继续发挥了这个道理)。但他所说的"道"，就是"形而上者"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主宰一切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最高观念。这个"道"，又是只有圣人才能领会的，圣人们"原道心"、"研神理"之后，就为人类写出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经典，这就是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如果说他还有一点可取的话，那就是他还相信天道可以从圣人文章中得到阐明，没有走到"道"不可知的绝路上去。而且他这部书究竟是以论文为主，不是一部儒家唯心主义的哲学讲义。就全书的理论观点来看，《宗经篇》的意义显然比《原道篇》更为重要。他之所以强调宗经，有两重意义：第一，强调五经是后代一切文体的本源，例如赋、颂、歌、赞，都源于诗经。作家如能认识这个本源，就可以"禀经以制式，酌理以富言"。这种以五经为文章本源的观点虽然错误，但在论文体形式流变方面，也有其值得重视的地方。第二，是体会五经文章的精神风貌的特色，从其中引伸出自己的文学批评的原则标准。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义，包括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六点要求，每点要求他都指出了合乎经和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他贯穿在全书中的对文章肯定和否定的最根本的准则。他认为文章只要符合以上六点要求，就算宗经了，可见他的尺度还是比较灵活宽广的。从这两重意义看，他的宗经是要求作家体会经典文章的精神和风格，不是叫他们呆板地模拟经典的形式腔调，更不是简单地抄袭经典的词句。所以他《辨骚篇》极力称赞屈原能"取熔经意，自铸伟辞"。《封禅篇》主张"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通变篇》主张"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换句话说，他是用"经"来指导"文"，不是用"经"来代替"文"。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文心雕龙》的价值决不在于他的宗经，而在于他在宗经的神圣外衣下所独立创造发展的一系列的文学批评的观点。他的观点，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在《时序篇》里，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例如他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论西晋时代，指出当时作家很多，但因为"运涉季世"，所以"人未尽才"。他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当然，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不可能不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兴衰原因的探索，也过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是在文学理论上他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的变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仍然合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到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摧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力衰也。"把《时序》、《通变》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刘勰对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具有相当简要清晰的概念的。就每一种文体来说，他也很重视历史发展的追索。《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的变化，概括相当准确。《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的盛况，也有相当充分的描绘。这两篇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和赋史的提纲。甚至在《丽辞》、《事类》、《比兴》等论语言修辞的专篇中也有文学语言修辞的历史发展观念。由于他对历史事实有广泛观察和深入追溯，他对南朝文风的批判也就显得比较深刻有力，不让人感到是儒家观点的片面说教。这是他超过前代批评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认为创作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晋宋以来许多作家"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虚伪清高的面目。在《风骨篇》里，他更强调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结构条理。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就是反复地说明必须先有思想然后可以述情，必须先有事义然后可以铺辞。他还引用了曹丕的文气说来阐明文章的风骨正是作家个性风格的主要标志。可见他的风骨论正是曹丕文气说的进一步的发展。在《定势篇》里，他指出要"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要适应不同的内容来选择文体形式，并适应不同的文体来确定文章的风格面目。在论风格上，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华美形式，他说"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又说"若爱典而恶华，则灵通之理偏"。在文体论各篇中他还具体指出写作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和客观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写战争中的檄文，为了达到"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的政治目的，就应该写得"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在《论说篇》他反对陆机"说炜烨而谲诳"的观点，认为"说"并非对待敌人，就应该讲忠信。总之，宗经六义是他对质文关系的基本看法。

(三)他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在《神思篇》里论创作构思过程，发展了陆机的观点。他不仅有非常简练生动的描绘，而且对作家构思过程中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之间的关系有比较准确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同时指出要使"关键"、"枢机"活跃疏通，一方面要"虚静"。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认为这些平时的学识才能修养和生活阅历的准备，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在《熔裁篇》里他对写作过程指示更明确具体："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在《附会篇》中他用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文章体制的有机的完整性："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些都是针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而有意识发挥的议论。他关于文章风格的论述，也非常精采。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艺术才能)、气(性格气质)、学(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基本方面，而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风格的不同，正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这就把人们认为玄虚奥妙的风格问题，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明。在这方面，他也大大地发展了曹丕文气的理论。在有关形式修辞方面，他也往往针对关键问题立论，在《比兴篇》里他指出了两汉以来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只讲形容，不讲寄托的不健康倾向。在《夸饰篇》里指出运用夸饰手法应该准确得当："饰穷其要，则心声并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诸如此类的论述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至于那些讲用典、对仗、声律等方法技巧的言论，对我们欣赏古典作品也有很大的帮助。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发展了曹丕的观点，反对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等的错误批评态度。他认为正确的批评态度，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他还正面指出批评家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他又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方面虽然更多是从形式上着眼，但是他认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讨源"，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最后他还指出任何文章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批评的，"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这里也可以看到他在文学批评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知论的观点。

他在评论作家作品上也有不少独立的见解。对南朝文人非常推崇的曹植、陆机等作家，他就有一些不大相同的看法。他在肯定曹植、陆机的成就外，还指出他们文章中不少的疵病。

但是，也应该指出，他受儒家观点的束缚过深，对文学史上那些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作品评价往往不够正确。在《辨骚篇》中，他一方面对屈原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拘守宗经六义的尺度，对屈原作品中利用神话故事、大胆想象的地方又有不正确的批评。《诸子篇》对《庄子》等书中某些大胆想象的寓言故事也斥为"踳驳之类"。他的文体论中，为了求全，甚至把和文学关系很远的注疏、谱籍、薄录等文体也收容进来，显得有些芜杂琐碎。相形之下，他对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和小说又几乎没有论述，偶尔提到一两句，也是抱轻视的态度。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理论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子昂革新诗歌标举"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复古，论学习古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理论的启发。清章学诚倡导"战国文体最备"的著名议论，实质上也是继承和发展了他《宗经》等篇的看法。至于刘知几、黄庭坚、胡应麟等著名作家、批评家的一般赞扬，就更难于列举了。

第三节　钟嵘诗品及萧统文选

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舋舋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魏晋以后，由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文人们也开始注意文章总集的编选，这些选家往往通过文体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论述，通过文章的去取体现他们的文学观点，因此这些总集同样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现在已经佚失的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东晋初李充的《翰林论》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著名的总集。

现存的文章总集，以萧统的《文选》为最早。这部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在东宫时延集文人们共同编订的。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经为陶渊明作传和编集，可见他的观点和萧纲等人的形式主义观点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他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这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准。可见他编《文选》正是企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理论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尽管他立的标准并不符合我们的关于文学的科学概念，但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积极意义的尝试。《文选》中选录了自先秦到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所包括的时代虽然很长，但是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很重视南朝作品的 。可见萧统虽然也主张文质并重，但他对文质观念的理解以及对文章的实际看法，和刘勰不满南朝文风浮诡、讹滥的观点是颇有差别的。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萧统所选的文章如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及范晔《后汉书》中的一些序论等，也不尽符合他自订的体例。他分析文体过于繁琐，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

萧统选文时，选入了《饮马长城窟行》等汉代乐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选的篇章毕竟太少，南北朝乐府民歌更一首也没有选。有一些优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遗漏，如陶渊明的诗只选录了八首，这不能不说是缺憾。但是，他选入的多数作品仍然是经过精挑细拣的佳作，因此，他这部书不失为一部代表当时文学观点的好文学选本。

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后，就得到广泛的流传，唐以后的文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杜甫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人谚语也说："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可以看出它在后代的广泛影响。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选学"，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编成的《玉台新咏》，是一部现存的较早的诗歌总集。虽然所收的诗只限于"艳歌"，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的一些民歌，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小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诗歌，五言古诗的发展尤为突出。它从建安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经过阮籍、左思、陶渊明等一系列诗人的努力，不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艺术表现也不断提高，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风格，形成了五言古诗兴盛的时期。七言诗也在这一时期确立下来。魏曹丕已有完整的七言诗。到了宋鲍照，更采用这种形式多方面反映现实生活，并改变曹丕的连句韵为隔句韵，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从而确立了它在诗坛的地位，对后来诗歌有广泛的影响。建安诗人已重视文采，晋宋诗人更发展了对偶，齐梁时沈约等人进一步提出了四声八病的规格，产生了"永明体"这种新体诗。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经过庾信等人的努力，便具备了后来各体律诗的雏型。所有这些诗歌上的成就都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从西晋以来，由于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一般说来，文学离开人民生活较远，这就特别显出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可贵。它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表现了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爱憎。南朝民歌清丽婉转，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纯洁真挚的爱情生活，具有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北朝民歌粗犷刚健，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深重的苦难。《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叙事诗。它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它的出现充分显示了人民的高度的艺术天才。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还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成为后来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赋在这一时期，虽然数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汉赋那样统治文坛的地位。在众多抒情诗人的影响下，抒情小赋跟着发展。它摆脱了汉代大赋铺张堆砌的习气，以短小的篇幅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赋的艺术感染力，在赋的发展上是一个进步。这一时期出现了王粲、鲍照、江鲍等人一些有名的小赋作品。但在骈文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赋逐渐发展为骈赋，已与骈文十分接近。多数的骈赋作品只追求形式美，缺乏思想内容，表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

散文是这一时期最不发达的文体。只有魏晋散文，自然通脱，清新隽永，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自己的特色，对后代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在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下，散文渐为骈文所代替，除小说及历史、地理等著作外，骈文几乎统治了整个文坛。骈文虽也有少数篇章具有一定思想意义和较高的艺术水平，但主流却是形式主义的。直到中唐古文运动兴起后，骈文的统治才被打垮。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它们虽然只是随笔杂记，并非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但也有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动的描写，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志怪小说中的民间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艺术成就也更高。这就使我国小说粗具规模，对后来的小说、戏曲产生很大的影响。

《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专著的出现，体现了这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成就。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它不仅是空前的，后来也难与媲美。它们由单篇而发展到整部的著作，由一般的文学批评发展到系统的理论的建树。《文心雕龙》和《诗品》尤其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的高峰。特别是《文心雕龙》，其理论内容不仅对后代作家有深刻影响，而且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有它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