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谓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亦可谓中国乃诗的人生，西方则为戏剧人生。即以双方文学证之即见。古诗三百首为中国三千年来文学鼻祖，上自国家宗庙一切大典礼，下及民间婚丧喜庆，悲欢离合，尽纳入诗中。屈原《离骚》，文体已变，然亦如一长诗，绝非一长剧。《九歌》之类显属诗，不成剧。汉赋乃楚辞之变，而汉乐府则显是古诗演来。即如散文，亦可谓从诗体演来，其佳者必具诗味，直自乐毅《报燕惠王》，下至诸葛亮《出师表》，皆然。又如曹操《述志令》，岂不亦如一首长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凡中国古人善言者，必具诗味。其文亦如诗，惟每句不限字数，句尾不押韵，宜于诵，不宜歌。盖诗乐分而诗体流为散文，如是而已。

曹丕曹植文，更富诗味。王粲《登楼赋》，则赋亦如一诗。建安以下，诗赋散文，显为同流。如陶潜《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实皆诗之变。下至韩愈《伯夷颂》，《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之类，岂不亦显近一诗。故非深入于诗，即不能为文。清代姚姬传有《古文辞类纂》，李兆洛有《骈体文钞》，文有骈散，而根源皆在诗。此则可一言而定者。

先秦九流十家中有小说家，然中国古代小说亦近诗，不近剧。如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等，见之《战国策》者，皆诗人寓言，亦比兴之流。下至魏晋以降，有《世说新语》，其佳者皆可改为诗歌讽咏，但不宜制为戏剧表演。故中国古代小说，非如后世小说之可以搬上舞台，成为戏剧。凡属近于小说故事之可为戏剧者，实多从印度佛教传来。如佛典中之《维摩诘经》，街坊平话中之《目连救母》等。唐代丛书中颇多其类。即如元稹之《会真记》，流而为元代戏曲中之《西厢记》，剧之成分胜于诗。然元剧文字则从宋词变来，剧中仍多诗的成分。此下如昆腔，乃至平剧，歌唱仍多于表演。诗的成分弥漫剧中，不贵以动作来表演。中国古代亦有近似演剧者，如《滑稽列传》所载，多诙谐，如后代剧中之有丑角，则仍不为戏剧之中心。

然则中国文学以诗为主，观于上述而可知。西方文学，则以小说戏剧为主。如希腊《荷马史诗》，实非诗，乃小说剧曲而已。又如阿拉伯人《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中所讲故事，皆宜播之戏剧，不宜咏为诗歌。几千年来，其势亦不变。故谓中国乃诗的人生，而西方则为戏剧人生，应无大误。

戏剧必多刺激，夸大紧张，成为要趋。诗则贵于涵泳，如鱼之涵泳于水中，水在鱼之外围。鱼之涵泳，其乐自内在生，非外围之水刺激使然。孟子曰："诗言志。"人生外围，变化万千，然人生贵自有志，自有好，自有乐。如舜之一家，父顽母嚣弟傲，然舜处家中，惟志于孝。其所历故事，应咏为诗，则其感人深厚。若演为剧，则情味便不同。剧中舜之父母及弟，凡所表演，皆远离于舜之内心所存主。而舜则为剧中之主角，但一剧中所表演之情节与成分，则尽为其父其母其弟所占。此为主客倒置，抑亦主客平等，则情味自变。及舜之登朝，摄政为天子，亦如自咏一诗，自述其志而已。故舜之端恭南面，无为而治，亦仍是一诗人生活，非戏剧生活。中国于古代圣人，最好言舜，其民族文化之渊源显在此。

凡中国人之人生理想皆如是，故得使五千年中国史亦如一诗。此如鱼在盆中缸中，或在池中溪中，乃至在江海中，四围水有大小，鱼之潜身有深浅，而其在水中之涵泳则同一无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如咏一诗，此惟中国人生则然耳。

中国以农立国，五口之家，百亩之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勤劳，皆可入诗。牧牛放羊，凿池养鱼，鸡豚狗彘，凡所与处，相亲相善，亦一一皆可以入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莫非诗境。故中国诗亦以田园诗居多数。希腊人经商为业，商人重利轻别离，家人团聚，乃暂非常。贸易为求利润，供求间非有情感可言。无情斯亦无诗，而跋山涉海，万贯在身，骤变一富翁，不得谓其非戏剧化。辟商路，保商场，整军经武，牟富必济之以强力，罗马建国则然。恺撒不在吟一诗，乃在演一剧。西方人生，则希腊罗马可为其榜样矣。

戏剧中刺激自外来，演剧亦供四围观众以娱乐，观众所获娱乐亦在刺激。诗人涵泳诗中情志，皆由内发，则所咏亦属内，不属外，重内重外之分，即诗剧之分也。

戏剧中必分种种角色，亦不能无跑龙套，此乃一现实。非有各色人之分别存在，即不能有此一现实。唐人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清明时雨，此村边杏花，此牧童，此酒家，亦皆现实。但诗中所咏，乃一路上行人之断魂心情。此一心情则为一切外围现实之主。而时雨杏花酒家牧童，尽皆融入此一行人心中，而见其存在。使无此行人一番心情，则此种种现实亦自随而变。又一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曰姑苏，曰寒山寺，曰江枫，曰渔火，曰月落，曰霜满天，曰钟声，曰乌啼，此亦皆现实之境，但共有一中心，则为客船上对愁不眠之诗人。无此诗人之心情则四围现实皆俱变，将不复如此诗之所咏矣。

故人之有情，乃为人生中最现实者。此情变，则其他现实皆将随而变。"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此亦散文中极富诗情一佳例。描写春日风光，何等生动。然唐人有诗谓："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打起黄莺，此是何等杀风景事。然此妇念夫心切，情有所萦，乃于枝上啼莺惊其午枕美梦，转生厌恶。莺啼群所爱，而此妇独生厌恶。此非反于群情，易地则皆然，己心变，则外境随而变。使无一己之心情，四围现实，复何意义价值可言。诗重咏心，剧重演境，此其大不同所在。

中国人重此情，故中国人生乃是超现实而亦最现实者。西方商业人生，乃轻视此情，转向外围现实中求。科学可不论，哲学亦然。柏拉图悬书门外，"不通几何学弗入吾门。"几何学即科学，绝不能羼以人情，故西方哲学亦只重理智，重客观，认为真理当由此求。则试问人生苟无情，真理又何在。即宇宙真理自然科学方面，亦由人类功利观念所发动，何得谓之纯客观。

戏剧亦求客观，此时此地，此人此事，只此一现实，不再在其他处遇到，始是戏剧好题材。如男女恋爱，西方人用作小说戏剧题材者，层出不穷，力求其不相似。但中国诗则不然。《关雎》为古诗三百之第一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方必求为淑女，一方则求为君子。现实中之恋爱，千差万别，变动不居，只此双方求得为淑女君子，则共同人情之不变者。此乃一主观要求，一切客观尽向此为归宿。故中国古代风俗，婚姻必诵此诗，此即所谓道一而风同也。欲求人生勿如一戏剧，其要旨在是矣。

汉乐府有云："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此故夫与新人，果为君子与淑女之相配否，今不可知。然此上山采靡芜之弃妇，则应可称一淑女矣。果为一淑女，其所怀心情，宜可入诗。后人知其为一淑女，亦因咏此诗而知。凡中国诗所咏，则皆超现实，不重客观，仅咏其一己内心主观之所存想。一切诗几乎皆如是。而中国人生受此陶冶，亦莫不重在此。《中庸》言："莫不饮食，鲜能知味。"饮食乃人生中最现实者。孟子曰："饮食男女性也"，是矣。然饮食贵知味，人生现实中之味则在情，今所谓人情味是矣。苟无情，则又何味焉。

具体现实重客观，重分别，彼此不相混淆。人情超现实，乃一抽象观念，笼统概括。舜之父母，与周公之父母，同是一父母，即同应孝，不宜再加分别。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父是父，母是母，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皆然，此之谓人伦。正名者，但正其名，而实则非可正。如欲正其实，则舜之父母将不得为父母，而现实乃大变。故现实贵在名，名则在抽象，在主观，只在笼统概括一共同观念上。故曰淑女，曰君子，此犹如称孝子，称忠臣，凡人伦必可名。但如曰富人曰贵人，则乃具体，有分别，不成人伦中一名。孰有以富人贵人为名者？在中国重视人伦大道之人生中，则有此实，而无此名可知。

人情逐于物而具体可分别者，中国人则称之曰欲。孝弟忠信为情，乃对人而发，期能得对方之同情。富贵权利，则在己之欲，惟引起人我之相争。十人赛跑，九人退后，一人乃得为冠军。而事过境迁，在其心中，终不能长存此满足感。于是再求竞赛之来临，但又不得常为冠军。西方人生正如此。故情则内外可以和合，欲必导致内外分裂。欲不可笼统概括，外面来一刺激，吾心随生一欲。外面无刺激，则我心必向外寻刺激，以满足吾所欲。而欲终不可得满足。商业即与人以刺激，而供人之满足者，其不可终得满足，亦可知。必于四围之不满足中，求得一己之满足，此为西方人生。中国人生务求能转欲为情，则孝弟忠信，敬爱和平，内外双方，两皆满足矣。然此亦笼统概括言之。当下得满足，而永此向前无止境。孰谓孝可满足，自此以往乃可不孝。善可满足，下自此以往乃可不善。故曰："止于至善"，亦笼统概括语。实则永在此至善一途上前进，非有止也。则止乃仍是一名，非一实。今人则仅曰奋斗向前，人生只在瞬息间，瞬息必变，亦可谓无人生之可名矣。而又何味之有乎。笼统概括超现实而赋以一名，曰"止于至善"。其实所谓奋斗向前，亦只一名。惟其名不正，斯无可止，群情终不安。然则何不正其名曰父慈子孝君仁臣敬，男曰君子，女曰淑女，使人即此而可止，即此而可安之为愈乎。

西方人言科学，试问自发明枪炮乃至于核子武器，各种杀人利器，亦得谓之是人生之进步否？西方人言哲学，试问自柏拉图理想国，而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亦得谓之人生之进步否？人情有一止境，而人欲则无止境。今日竞言进步，实则乃人欲之横流也。今日世界之戏剧化，皆由欲来，不由情来。

今日国人方提倡新文学，竞为戏剧小说，又倡为白话诗。中国一切旧文学，皆置之不理。而传统诗化之人情味，亦将放弃，古调不再弹，诚亦良堪嗟叹也。西方人亦非无情，惟其恣于欲，遂多情不自禁处，亦多情不自安处。观其戏剧小说而可知。而种种祸乱，亦胥随以起。今国人亦宁愿蹈此覆辙，则亦无可奈何耳。

继此当言艺术，戏剧亦一艺术也。而中西艺术又不同。西方分真善美为三，中国则一归之于善。善即人情，使真而无情，即真不为善，虽真何贵。西方言美，亦专就具体言。如希腊塑像必具三围，此属物体，无情可言。无情亦无善。美而无善，亦可成为不美。如杨贵妃在唐宫，非不是一美人。然缢死马嵬驿，人心始快。则美而不美矣。临去秋波那一转，乃崔莺莺之多情，亦即崔莺莺之美。但其越德离矩，终亦仅成一小说戏剧中人物，非诗中一人物。金圣叹以《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周屈原诸人著书同列为六才子书。才子亦小说戏剧中人物，非诗中人物。中国古人亦绝不视庄周屈原为才子。圣叹此等见解，正亦明季文风堕落之一征。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更寓深义。才情并茂，则尤非有德者不能。中国人重德，西方人重才，亦中西文化一大歧趋。平剧后起，对西厢故事多演红娘，少演莺莺，亦有斟酌。至如秦香莲一剧，则事胜情，乃类西方一悲剧矣。要之，中国戏剧仍富诗情，寓教育感化之意多。而西洋恋爱小说与戏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惟富刺激性，无教育感化意义可言。此亦可谓中西双方艺术意义亦不同。

中国之诗化人生，宜亦可称之为艺术人生。而西方人生，则仅得称为是戏剧化，不得同称之为是艺术化。在西方真善美必相分立，而中国则真善美同归和合。此又中西双方人生大相歧所在，不得不深味之。

或谓中国人生重道德，乃由少数人提出一规矩准绳，剥夺人自由，强人以必从。《论语》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者，人之共同行为，而必当本于个人各别之德性。德性则必有情，于是乃有人与人之同情，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艺则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皆属之。游则余此上文所谓之涵泳。人生大义尽此矣。则中国之道德人生，亦即是艺术人生，正是一诗化人生也。读二十篇《论语》，能亦如诵一首诗，则庶得之矣。

近代中国人竞慕西化，即文学艺术皆然。百年来，社会竞效西方演话剧而终不盛。中国之平剧及各地方剧，大体皆诗化。遇所欲言，必以歌唱出之，不用白话，因白话表达不到人心深处。凡属喜怒哀乐爱恶真情内蕴，皆非言辞能尽。于是歌唱淫液，磋叹往复，所谓诗言志，乃属一种情志，人生主要乃在此。故平剧地方剧莫不歌唱化，亦即是诗化。西方人之小说与剧本，惟因情不深，乃偏向事上表演，曲折离奇，惊险迭出，波谲云诡，皆以事胜，非以情胜。如平剧中《三娘教子》一段，其子长跪台前，三娘长幅唱辞，不在辞，而在声，此即艺术深处，为白话剧所不能有。又如《苏三起解》，在途中唱叹不尽，仅一解差相随，情意万千，在话剧中又如何表出。故知中国人生决不能戏剧化，而必诗化。中国戏剧亦诗化。而白话剧则终不能紧扣中国之人心。即此一小节，可概其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