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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全集

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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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志之属二

汉书/地理志节抄

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人民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

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赢氏。历夏、殷为诸侯,至周有造父,善驭习马,得骅骝、绿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赵城,故更为赵氏。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孙,氏为庄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时,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洛邑。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郊、之地,列为诸侯。后八世,穆公称伯,以河为竟。十余世,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子惠公初称王,得上郡、西河。孙昭王开巴、蜀,灭周,取九鼎。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

以上秦国始末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郊,文王作,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以上三辅、弘农等郡之俗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日“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邻》、《驷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以上天水、陇西六郡之俗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浡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以上武威等四郡之俗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

以上巴、蜀、广汉之俗

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

以上武都、犍为、牂柯、越嶲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吴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傿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为狄所灭。齐桓公帅诸侯伐狄,而更封卫于河南曹、楚丘,是为文公。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

以上河内之俗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愉。”“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

以上河东之俗

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灭耿以封大夫赵夙,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侯,是为三晋。赵与秦同祖,韩、魏皆姬姓也。自毕万后十世称侯,至孙称王,徙都大梁,故魏一号为梁。七世为秦所灭。

以上魏与晋分合之略

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今之河南洛阳、谷成、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

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至幽王淫褒姒,以灭宗周,子平王东居洛邑。其后五伯更帅诸侯以尊周室,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余年至于王赧,乃为秦所兼。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熹为商贾,不好仕宦。

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

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及《诗·风》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焉。

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崇高、阳城,皆郑分也。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子男之国,虢、会为大,恃势与险,崇侈贪冒。君若寄帑与贿,周乱而敝,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对曰“夫楚,重黎之后也。黎为高辛氏火正,昭显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赢、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赢,伯益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伯益能仪百物以佐舜。其后皆不失祠,而未有兴者。周衰将起,不可逼也!”桓公从其言,乃东寄帑与贿,虢、会受之。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洛左,食溱、洧焉。

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

以上郑国之俗

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

以上陈国之俗

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以上颍川、南阳、韩国本俗

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郑之分野,与韩同分。

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郡、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商气势,轻为奸。

以上赵中山之俗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以上太原、上党之俗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如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

以上钟、代及定襄、云中、五原之俗

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

燕称王十世,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以上燕蓟之俗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

以上上谷、辽东之俗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人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寝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以上乐浪、玄菟之俗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

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

临菑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虖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其后二十九世为强臣田和所灭,而和自立为齐侯。初,和之先陈公子完有罪来奔齐,齐桓公以为大夫,更称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齐,至孙威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临菑,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

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

周兴,以少吴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

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寝弱矣。”故鲁自文公以后,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为楚所灭。然本大国,故自为分野。

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

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济阴、定陶,《诗·风》曹国也。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余世为宋所灭。

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

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参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

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也。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皆卫分也。

卫本国既为狄所灭,文公徙封楚丘。三十余年,子成公徙于帝丘。故《春秋经》曰“卫迁于帝丘”,今之濮阳是也。本颛顼之虚,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后十余世,为韩、魏所侵,尽亡其旁邑,独有濮阳。后秦灭濮阳,置东郡,徙之于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犹独置卫君,二世时乃废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后绝,故独为分野。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其失颇奢靡,嫁取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后十余世至熊达,是为武王,浸以强大。后五世至庄王,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世,顷襄王东徙于陈。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兴郊、梁之地,长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太王欲传国焉,太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太伯寿梦称王六世,阖闾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为越王勾践所灭。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越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

以上吴始末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天。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勾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夫差立,勾践乘胜复伐吴,吴大破之,栖会稽,臣服请平。后用范蠡、大夫种计,遂伐灭吴,兼并其地。度淮,与齐、晋诸侯会,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使赐命为伯,诸侯毕贺。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粤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

以上粤始末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贵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唐书/兵志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利趋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后世,子孙骄弱,不能谨守,屡变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骑,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若乃将卒、营阵、车旗、器械、征防、守卫,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记。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以为后世戒云。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隋制十二卫: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候卫,为左右。皆有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府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又有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

自高祖初起,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墩煌公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人。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解幡;三通,旗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

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

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

先天二年,诏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开元六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

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骑。又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绐以监牧马。”然自是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

十三年,始以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堋。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

自天宝以后,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觗、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日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若卢龙军一,东军等守捉十一,曰平卢道;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远、保定军十六,曰范阳道;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军四,岢岚等守捉五,曰河东道;朔方经略、丰安、定远、新昌、天柱、宥州经略、横塞、天德、天安军九,三受降、丰宁、保宁、乌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关内道;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玉门、伊吾、天山军十,乌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静塞军三,沙钵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军一,鹰娑都督一,兰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镇西、天成、振威、安人、绥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临洮、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军十八,平夷、绥和、合川守捉三,曰陇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宁远、洪源、通化、松当、平戎、天保、威远军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为等镇三十八,曰剑南道;岭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经略、清海军六,曰岭南道;福州经略军一,曰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

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

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于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己悔过,然后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诛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灭。语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夫恶危乱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则所谓困天下以养乱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区区自为捍卫之计,可不哀哉!

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子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为游幸翊卫。

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武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又改千骑曰万骑,分左、右营。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开元十二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旧,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它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乾元元年,李辅国有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罢。

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其后伯玉罢,以英乂兼神策军节度。英乂入为仆射,军遂统于观军容使。

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靖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它军比。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朝廷不能遏。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资多横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十数岁,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

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盗且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建中四年,下诏募兵,以志贞为使,搜补峻切。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资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为官其子五品。志贞乃请节度、都团练、观察使与世尝任者家,皆出子弟马奴装铠助征,授官如仲孺子。于是豪富者缘为幸,而贫者苦之。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变,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者,爪牙也。爪牙废,则孤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实言为然。

及志贞等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诏射生、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办治,先奏乃移军,勿辄逮捕。京兆尹郑叔则建言:“京剧轻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报,将失罪人。请非昏田,皆以时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有功者。

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矣。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十年,京兆尹杨於陵请置挟名敕,五丁许二丁居军,余差以条限,由是豪强少畏。

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如六军。时边兵衣饷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故事:京城诸司、诸使、府、县,皆季以御史巡囚。后以北军地密,未尝至。十九年,监察御史崔不知近事,遂人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四十,流崖州。

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军。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

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乃引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刘景宣请天子幸邠州,全、景宣及子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扞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门。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余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后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留殿后兵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余悉散之,且列甲围行宫,于是四军二万余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于大云桥。俄遂杀十一王。

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以六千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幽之,季述等诛。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余,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张宏彦等二十余人以解梁兵,乃还长安。于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而以崔胤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及全忠归,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禁卫皆汴卒。崔胤乃奏:“六军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壮京师。军皆置步军四将,骑军一将。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骑将皆百人,总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于市,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胤死,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独孤损判右三军,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及东迁,唯小黄门打球供奉十数人、内园小儿五百人从。至谷水,又尽屠之,易以汴人。于是天子无一人之卫,昭宗遇弑,唐乃亡。

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薄、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五曰,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

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诸坊若泾川、亭川、阙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硖、万福,东使统之。它皆失传。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于省。

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秏,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

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蒲、武关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

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由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问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十二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银州水甘草丰,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开成二年,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乃以隶银川监。其后阙,不复可纪。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以上豫事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

以上给粟不能自食者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

以上平粜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以上以工代赈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史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以上医病瘗死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先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则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曾巩/序越州鉴湖图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东江即曹娥江也;西江为西小江,当即钱清江耳。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

以上溉田之多

其东曰曹娥斗门,曰槁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

以上斗门蓄泄之利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桐鸣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

以上废湖为田

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吴奎则谓“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御?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从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

以上杂陈八种论说

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著之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不听,又求休崲湖为田,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由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馈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言语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财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由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

以上习俗苟且,难于举事

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人,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所未睹者。故日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湖不必浚”,前八说中所无;“益堤壅水”,即刁约、张伯玉之言也。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议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浚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半,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

以上二说必不可用

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开告者,则有赏罚之法矣;欲谨水之蓄泄,则有闭纵之法矣;欲痛绝敢田者,则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责于州县与运使提点刑狱,或欲以每岁农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浅深、用工若干、为日几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费几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涂积之何所,又已计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论之矣。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

以上兼收众说,全在必行

巩初蒙恩通判此州,问湖之废兴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实者。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熟究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故为论次,庶夫计议者有考焉。熙宁二年冬卧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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