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虽然很早就沦陷了，但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那时维持租界秩序的有英美法意的驻兵，这些驻兵虽都有他们的防区，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与舞场中不难碰到，而因国际战事与政治的态度，常有冲突与争斗的事情发生。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里一点钟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地方出来，那时马路已经很静，行人不见一个，但当我穿过马路的时候，路角有一个人叫住了我：

“对不起，先生。”

是一个美国军官，好像走不动似的。

“怎么？”我停步了。

“可以为我叫一辆汽车吗？”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惊了：

“是受伤了吗？”

“是的。”他说着就靠在墙上。

“你就这样等着。”我说着就跑到附近的维纳斯舞厅，本想到里面去打个电话，但因为里面美国兵与意国兵正在冲突起哄，许多武装的巡捕拥在门内门外，叫我不能进去，于是我只得到别处去借。那时街上的店，大都关着门，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有电话，最后我终于跑到了车行，做了一辆车子到那个美国军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车时，他非常感激地同我握手；当时我一半为同情一半为好奇，我说：

“要我陪你到医院吗？”

“假如这不是太麻烦你的话。”

于是我就陪他上车，我说：

“到仁济医院吗？”

“不，”他对车夫说：“到静安寺路麦特赫司脱路。”

虽然也算中国话，但不够纯粹，于是我又为他重说了一遍，但是我心里很奇怪，难道里面也有一个医院吗？

不过我没有发问，因为有更好奇的问题在我心中跳跃，我问：

“可是在维纳斯受伤的？”

“是。”他说：“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枪走火的。”

“没有人伴你走出来吗？”

“没有，”他说：“我们的人手已经太少了。”

“那么也没有人知道你受伤？”

“当时我自己也以为是轻伤，谁知也不很轻。”

他的痛苦似乎加重起来，我为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让他搁脚。

到静安寺路的时候，他指挥车夫停在一个大公寓的前面，又叫我扶他下去。我付了车钱，伴他进了公寓，走进电梯，他指挥在三层楼的地方停下来。我以为这一定是他的家了，但是出了电梯，到一个门口，他拿钥匙开门时，我才看到“外科神经科专家费利普医师诊所”的铜牌。

他带我进去，开亮了电灯，是一个宽旷整洁外科医生的诊所，外间是候诊室，但里面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去，我正想发问的时候，他说：

“现在我要自己做这个手术，你可以帮我忙吗？”笑得不像是一个带伤的人。

“你以为我可以帮你吗？”

“只要你愿意。”他说着坐在椅上，拿着纸烟，并且递给我一支，接着说：“你可以今夜不回去？”

“自然可以。”我把烟放在桌上，没有吸。

“真的？那么我不去叫费利普医生了。”

“你以为我胜任吗？”我说。

“当然我只请你作助手。”他笑：“我是一个很能干的外科医生呢。”他吸起了烟又说：“你不吸吗？”

“我想先为你做点事情吧。”

“你没有太太？”

“我是独身主义者。”

“好极了，我们正是同志。”他说着站起来，又带我走进去，那是一间洁净无比的手术室。他叫我帮他脱去了军装，换上了一件挂在壁上的白衣，接着叫我也换上一件，于是一同洗手，又转到消毒的水中浸洗，他又叫我插上了消毒的电炉，由他自己在玻璃柜中检点外科的用具，递给我去消毒。我看他有序地在银盘中布置应用的药品，放在手术的榻旁，于是指导我再到消毒水中洗手，又指导我将消毒纱布放在另一个银盘上，又指导我用钳子将外科用具从消毒锅中钳出，再放在纱布上面，最后叫我把银盘拿去。

那时他已经脱去了鞋与袜子，用火酒揩洗受弹的创口，又用碘酒烧炙创口的四周，于是开始在那里打麻药针。

血从他创口中流出来，他叫我拿桌上的台灯过去，用灯光探照着他的创口，他检查了一会以后，说：

“还好。”

“怎么？”

“子弹斜着进去，不深。”

“在里面吗？”

“我想是的。”

于是我看他用刀用钳，用纱布，大概一刻钟的工夫，他钳出了子弹。他叫我把台灯放好；我看他用药敷在布上，最后就开始包扎。

事情总算完毕了，他休息在手术榻上，叫我把外科用具消毒收拾，又叫我把药物纱布等一同放回原处，他说：

“万分感激你，明天费利普医师来时，可以不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已经收拾了一切，拿刚才他给我的纸烟，坐在沙发上抽起来。我说：

“原来你是一个军官还兼外科医生。”

“这叫做军医。”他说着坐了起来，开始吸烟，露出满足的笑容说：“好朋友，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

只是我与史蒂芬交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