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史家的史例，这儿得用“太史公曰”的结尾了，不过我在结尾上说的，还是百里先生的话。

上海《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编刊了一本纪念册，其中中国六十年来之军事，正由百里先生执笔的。我手边没有这篇专论，只记得开头，他就说到曾国藩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的话，儒家思想，限住了士大夫“造反”梦想；王湘绮曾劝曾国藩自立为王，他斥之为狂妄。庚子那年，李鸿章的洋朋友，劝他在华南建立民主国家，他就托人找孙中山来谈谈。这便是时代环境，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念。但是，造反的事实，正从湘军开始，这是中国政治的大转变。

湘军，背上挂一个“勇”，乃是雇佣的“勇”，并非国家的正式的“兵”。十九世纪以前，正式的国家部队，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大半守卫京师，少半驻防要地，所谓旗营是也。绿营成为国家的常备军。绿营（清初定八旗之色，汉兵皆令用绿旗，故称绿营），原是世兵制，“兵有兵籍，与民籍分开，兵士家庭的人员，都编在兵籍中；他们的子弟，叫做余丁，就是预备将来补他们的缺额的。他们不但一人在伍，以当兵为职业，就是子孙也是世代相承的”。旗营腐化，不能作战，乃有绿营，绿营溃败，乃有湘军，在湖南所招募的兵，又有楚军（湖北所招募的）和淮军（安徽所招募的）。经过了太平军和捻军的长时期战争，湘军、淮军便成为国家的常备军。湘军、淮军，只是一群秀才所练的民兵；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那几个秀才，他们练兵的蓝本是戚继光的兵要；作战的轨辙，都从《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中来，居然头头是道，立下了规模。可是湘军的兵士来源，出自招募，虽有“各有宗派，上下相亲”的好处，却已成为私家的军队。国家权力下移，各省督抚，有如唐代的藩镇，养成了割据自固的新局势。满清政权，终于崩溃下来，这是主因之一。

也由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外来势力的侵迫，国家有建军的必要，在应付国际情势中，不独绿营应付不了这样的局面，连湘、淮军也都吃不住了。只好小站练兵，重新建立新军，想使之成为国家的部队。其间，又渗杂了爱国青年的革命运动。新军建立，正助长了革命的武力，乃有辛亥革命的全国性兵变，推翻了满清政权。在日本进士官学校的青年军人，便成为新军中的革新核心。百里先生，正是这一时代波浪中的军事人物。

我已说过：蔡锷和蒋百里，都是新军中有志愿有眼光的中心人物，他们实在想建立国家的部队，一个统一的军权。可是，民初袁世凯的家天下观念，以及袁死后北洋派分裂的地方割据局面，又把他们的梦想打碎了。百里先生就在这样矛盾错综行程中成长的。

知人论世，本来不易的。我也曾用“李广数奇”的话来婉惜百里，后来看到别人也是这么说的，又不禁想一想，我们这样的观点，是否合乎百里自己的人生观呢？一位百里的朋友陶菊隐先生，曾说：“人类的命运原没有绝对的幸或不幸，估价各有不同，政治或经济的失败，往往却又能促成学问及人格的成功。民六以后，百里政治的出路愈窄，学问的成就愈大。这个困顿时期，从学术文化立场来看，是他的黄金时代。”这话也很有道理。还有一位李小川先生，他是百里的知己。我已说过他们年轻时的彼此相契重相策勉的故事。小川说：“中国军事由老粗掌兵到现代化的阶段，由文人指挥而专门家（军官学生）指挥的阶段，有一人焉，对中国历史文化富于研究，对世界潮流洞若观火，见得到，说得出，眼、耳、脑、笔并用，而能纲举目张的，恐怕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了。百里先生天才丰富，情感热烈，为中国建军唯一人才。他一生名望很高，而一生不得其用，这不足为百里先生悲，实在得为中国前途惜。就百里先生个人来说，惟其不遇其时，所以能以其暇日，在国内研究学问，在海外考察军事兼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大端，不时注入新血液，不使他本身的学力停滞于一定的阶段。中国学问本是笼统的、散漫的，百里先生能够分析起来，贯串起来，他的成就一半建筑在天才上，一半建筑在研究上。”这也是知己之言。

我又细细体会他们这一群朋友，姑且名之为研究系，在政治观念上的矛盾苦闷。（依陶菊隐的说法，百里并未参加研究系，但梁启超主编的几种政治性杂志，都是百里支持他的。百里与梁氏在师友之间，关系密切在一般朋友之上。）民国初年，在北洋军阀袁世凯与国民党孙中山的斗争，梁启超他们是支持袁世凯的暴力镇压的，他们的政治观点在中央集权，他们要借袁世凯的力量来实行宪政，这和戊戌维新的手法是相同的。袁世凯帝制自为，他们的幻想破灭了，这才和国民党重新合作，以西南为根本地来推翻洪宪。可是袁帝暴卒，梁启超又怕北洋政权瓦解，他立即与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把北洋政府撑起来。蔡锷扶病出四川，他也想重新把北洋军系改建起来，集中军权于中枢。这一政治观点，也可以说是百里的观点。等到北洋军系内部分化，地方割据的形势，也越来越明显了。研究系这一群朋友，这才放弃了中央集权的观点，斟酌国情，提倡联省自治，想从地方自治的道路来消除地方割据的毒瘤。（甲寅杂志派，对于联省自治制讨论得很热烈。那时，第一流人才多舍弃“中央”而归本省。他们说：“中国幅员太广，一省的面积及人口等于欧洲的一国，人情风俗不尽相同，虽有秦皇汉武复生，也很难把它撮合起来，在同一的政权下集权而治。倒不如因地制宜，各省制成省宪，进而达到联省自治的阶段，这样便可以补救武力统一政策之所穷，而久打不停的内战，亦可由是而不了自了了。”）

百里先生是参加湘南制宪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又是浙江省议员，参加了浙江制宪工作。这一段时期，正是北洋军阀混战与西南地方割据势力大火并（拼）时期。百里先生的联省自治观，在他的一生是重要的一截，似乎应该替他提一提的。［民九（一九二○年）秋，赵恒惕通电吁请自治，时贤章太炎、熊希龄、汤漪、丁世峄、褚辅成复电响应，乃由湘省府延聘王正廷、蒋百里、彭允彝、李剑农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省宪中采义务民兵制，便是百里所建议的。］

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结尾那一章，也说到他自己的治学：“启超学问欲极炽，其听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它，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新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术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这也是启蒙期文士的共同习尚。其学问欲之炽热，我们从百里先生一生，同样可以看到。钱均甫先生说：“百里主张战斗与生活一致，军事与经济不可分，真是千古不朽的名言。他一生不停地读（吸收），不停地想（理解），不停地写（发挥），无论政治、文艺无所不好。尝在友人处借阅德国人所译的《莎士比亚集》，德国人自诩译文比原文好。他穷一星期之力把全集读完，至于废寝忘食。读书真是他一生的嗜好。其第二嗜好为与人谈话。凡研究真理，往往力思不得而在与人言谈之中无意得之，所以与人多作有益的谈话，的确胜读十年的书。他谈话能够提示要点，融会各种问题，这是他才力过人之处。”他们那一群朋友，兴趣都是多方面的，而且带着积极的青春气息，到了晚年，朋友们还把百里叫作“老少年”，就是这个意思。

由今看来，启蒙期的文士，不免幼稚、天真肤浅。可是，易地而处，我们要跳开自己的生活圈子，真是多么不容易。十九世纪中期，那一班觉悟了的士大夫，由今文学派带了头的革新者，如龚定庵、魏默深等，他们又已拾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子；在我们看来，原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旧话。而不知这话头已经被雍正、乾隆用血和泪镇压了下去。乾嘉学派已经转到考证学的狭路上去，我的老师单不庵，便是走这一狭路的人。百里不走这一狭路，而且弃文尚武，以他那样身体，居然要骑马打枪简直是和传统挑战。要挑“天下兴亡”担子，就是要付出生命。他们在日本，无论保皇或是革命，都是“叛逆生涯”，和士大夫礼法不相合的。在救国主义的道路上，起先看准了“坚甲利兵”，后来找到了政体改革和种族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是成立了，而“君权”与“官僚”的阴魂未散，知道非文化革命，文学革命不可，这便是五四运动以后所走的路。最后，我们明白社会革命乃必然的道路，不把“封建”与“资本主义”的石块搬开，新社会的春笋长不起来的。启蒙时代人士，即如百里先生，以及他所契重的邵力子先生，都是在每一转变角度上扮演了先行者；其势非和每一阶段的传统势力相搏斗不可，所以，百里先生并非命运不济，而是他所生的时代太伟大了，先行者既不能麻木不知，就非投向斗争不可的。

本来，百里的老友，李小川先生想在南阳诸葛庐旁，造一所澹宁读书台以为纪念。百里先生，若干方面，颇和诸葛武侯相近，不过为了国家，他也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百里在武汉时，常对年轻人说：“这一回抗战，我们这一辈人都该去死的；建国大业是你们的事了！”后死者，切莫忘记建国的艰巨，在爱国立场，大家该献出自己的力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