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一生既是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擅长文史研究，诗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谈，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曹聚仁评蒋百里

百里先生的欧美之行，他是考察了欧洲大陆各国，经伦敦，再到美国，再从日本回国的。那一时期，英国还是世界的重心，也正是张伯伦的“雨伞时期”。

百里谈到英国问题时，他说：“我对于英国外交，不敢判断，不愿批评，我唯有诚意的赞叹与虚心的仿效而已。”何谓不敢判断？他说：昔欧战开始前，德国驻英大使归国，威廉二世询之曰：“万一欧战发生，究竟英国态度如何？”大使答道：“我不知道。”事后英人某阁员听到了，抚掌太息（叹息）道：“此真能知英国者也。不独德大使不能知道，连我们英人也不能自知的。”夫以英阁员，以德大使，他们竭忠尽智以求知，终于不可知；那么，我们即算沉思熟虑，尚且白费脑筋，何况轻率雌黄，岂非开口便错？故曰：不敢判断。

何谓不愿批评？他说：如果一篇鼓励的文章，而张伯伦能寓目而为之一笑的话，或者，一篇刺激性文章，而英伦政客能看了为之一怒的话，则批评始有价值。可是以美之富，法之强，俄之巧，意之滑，德之蛮，众说纷纭，曾不能动其政策之分毫，乃泰然独行其所是，那我们以自己的主观利害来批评他——世界帝国的根本政策，岂非隔靴搔痒？故曰：不愿批评。所以百里说，对于英外交，只有赞叹，只有仿效，何以故？曰：英之外交，乃和不忘战故，是孙子所谓“以全争于天下者也”。岂独外交，也是兵略上最精的。

他说：英国外交政策，虽不可知，然有一事焉，为世人所共知者，则英国唯不战而能胜是也。所以张伯伦之和平——不战政策，为英国之最上政策，无可疑者。然英既以不战而胜，则反英者，必以战为胜，此中消息盈虚，势力之孰强孰弱，有非可以数字计算者，此所以英法和平之志虽坚，而欧局终至于危险也，然英之外交乃更对此而有所备。

张伯伦说：“英国有三种场合，不惜一战：1如果有人侵犯英国的领土及殖民地。2为履行对于同盟国条约起见。3二者以外，如果英国认为必须一战才能解决，那也义不容辞。”百里说：张伯伦虽号为实际家，其实实际应付，非英之所长也；英国之所长在其远略。举例：如甲午之役，即定联日制俄之策，一九○四年，即定包围德国之策；欧战一终了，即警戒日本。即今日《泰晤士报》对中国抗战表示好感，也准备于数年以前。惟其举一事，定一策，决于十年五年以前，一到临时，即能水到渠成，他国莫之能抗也。但长于远略者即短于实际应付，盖自非先知，孰能举未来之变而一一预定之？故每下一策，必留一余地以应变，而形成一不彻底之局面。对意大利政策受攻击与讥笑，即其一例。可是英人宁可忍受此羞辱，何也？国防故也。只有前哨为本队牺牲，不能为前哨而牺牲本队。外交事小是面子问题，国防却是生命问题，为面子而牺牲生命，英人不为也。百里说了合乎辩证逻辑的话：“世人以英之退让，谓为武力不足，此误也；英人亦自言之，此伪也。诸君志之，今日文化社会之世界，一国家可以因为打胜仗而亡国，打了胜仗即可兴国，此时代落伍之言也。我们试想，纵使英法能联苏挟美，予德意以一击，后果如何？英不能再强了，而苏美之势必日大，则真正到了帝国霸权之危机时代了。英人肯自动促进这一危机的早来吗？故‘和平’二字，德意为口头禅，在英人则是生命问题。”百里的话，到今日看来，还是有意义的。

百里曾经为了国联开会，对英国人说过如次的一番话：“英国不是欧洲的一个单纯国家，而是现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唯一的世界帝国，所以我以为英国人，应顾虑到自己两种义务。一是国家的义务；二是世界帝国的义务。现在世界上无论在某一小地方出一件事故，没有不与英国有关系的。别国可以把世界忘记，英国不能把世界一时一刻离开的，换言之，世界的事情，就是英国的事情。”

杜黑主义的信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产生两种战争武器的雏形，坦克和飞机。（“坦克”原是水桶之意，以其形似，用作掩护的名称。）那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上小兵希特勒，他看中了“坦克”，从机械化路上发展，加厚装甲，用以构成压倒的攻势。而意大利的杜黑，发表他的制空论，主张海陆空平衡发展，置空军于主要地位，三军之上冠以统筹国防的总机构。这个理论，军事家称为杜黑主义。（这一理论，立刻影响到德国和苏联。）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轮廓。

百里先生，从欧美考察归来，也对我们发表他的杜黑主义观点。他说：世界的变迁实在太大了。第一次大战，军事重心在海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将为空军了。他说到上次世界大战的导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环，乃是德国扩张海军、潜水艇，危及“海上王国”（英）、“金元王国”（美）的经济及国防安全，才爆发起来的。他在欧美各国看到全力扩张空军的情形，空军易攻难守，防空绝无充分保障，空军破坏力远在海军及潜艇之上，那就非发生大战不可了。那时，美国飞行家林白，横渡大西洋，受欧人热烈欢迎，曾在欢迎席上说：“空军可于数小时之内，甲国的能摧毁乙国的首都，乙国也能大量屠杀甲国的民众。这样的仗，怎么打得起来呢？”百里却认为战争的破坏力愈大，战争的爆发可能性也愈高了。他们在横渡太平洋时，碰到世界和平纪念日，他就预断二次大战可能很快地到来。

他在各国看到现代国家经济和其它部门，无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花样不同，而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一。他举了德国的例子：德国的国道计划，表面上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分；他们的公路，路基筑得极坚固，汽车每小时行百五十公里。那纵一线横一线的国道，平时便利运输，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须知建筑炮兵阵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种一举两得的计划，就比临渴掘井高明得多。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下，用心是周密极了，但不合经济原理，是消费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是生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百里又说到几个有趣的例子：即如五分一角五角的镍币，平时是市场流动的货币；到了战时，一收集起来，便是枪弹的信管零件。又如德国的大小洋钉，限定用哪几号，这样，飞机的零件便散布在全国。无论飞机落在何处，只要拆开桌子凳子，就可以找到合用的钉子了。这是普遍性的国防动员。）

百里也说到意大利的军事动员：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须与其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表面上与卫生行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减少敌机加害的程度。这种新村计划，将来会有一天，实现乡村都市化和都市乡村化，都市的面积加大，一扫人口集中的弊害。（我们且看今日的大上海，不正合乎百里的都市乡村的理想吗？）当时的意大利进行军备，以发展空军为主，海军次之，陆军被搁在后。那年八月的罗马陆军大会操，还有上次欧战时所用的旧炮在内。她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穷人要打穷人的算盘，若是海陆空军平均发展，将一无所长，所以他们集中财力于一点，这是眼光独到之处。

他说：“过去为平面战争，今后将蜕化为立体战争。平面战争以高山为险要，其（今）后险要要移于广大的平原上。炮火和飞机能够摧毁要塞或堡垒，一旦丢了一个要塞，只能退守第二个要塞。可是大平原虽被突破一点，仍可堵塞缺口，不致影响全线的。从要塞战变为野战，这是今昔战场形势的一大变动。”〔1〕

国防军事的报告

我们知道现代青年航空理论专家钱学森其人，他早已有了国际的声誉。他是钱均甫的儿子，均甫和百里都是清末杭州求是书院的同学，交谊很深。学森在交通大学修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在美国麻州大学理工科留学，习航空工程。他得了硕士学位，想改习航空理论。钱老先生在杭州听了大不以为然，认为重理论而轻实际，乃是中国士大夫的通病，他要他继续研究航空工程，不要见异思迁。父子之间，争论得很僵化。百里到美国去，知道这件事，听了学森的诉说。他回国后，见了均甫，便批评他的观念的错误。百里说：“学森的转向是对的，你的想法却落伍了。欧美各国的航空趋势，进于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穷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理论上的新发现，立刻可以拆下来改造过，我们中国就做不到了。所以中国学习航空，在理论上加工是有意义的。航空毕竟是年轻的学科。”这一番话，把钱老先生的观点唤醒过来了，均甫说：“百里的头脑，一日千里，值得刮目相看的。”

这样，我们不妨重看他对于国防军事的调查报告。当时，百里在报告中，指出关于空军之价值与效用，研究的中心，在于：一、空军与陆、海军共同合作问题；二、强有力的轰炸机深入敌境攻击问题。主要的论点是：空军这种攻击是否有取得决胜的价值，或者它的数目尽多，技术尽发达而仍不免为战事中的辅助兵力。他认为要在空军进步到了一定高限度的时候，才可以确定它的应用的原则。（百里是出身陆军的军事家，他却看出空军独立的必要性。后来，在第二次大战中，英美空军受陆军的指挥，形势隔膜，机动性不大。德空军力量集中，行动迅速，显出了特殊威力，而促成了空军独立的普遍趋势。）

他的报告中，谈到“空防地理”，说：国家的领土愈是广大，它的空军愈须有速率与持久力，既可以防御本国，又利于攻击他国。他指出苏联和美国是这一型的国家。至于地狭人稠、文化发达的国家，如法，如德，它们遭受空袭的危险性很大。所以这一型国家，只能利用空军来做攻守双方的内线作战，飞机速率的增加，使这种内线作战的功能更为显著。假如一国在地理上系属一面制敌，对空防很有裨益。这一型的国家，如英国、西班牙、丹麦、挪威皆是。日本东邻太平洋，其间环拱着无数小岛，也可说是这一型国家。他指出空军技术的进步，使国防的地理形势为之一变。

百里指出未来战争的三个方式：1武力战，2经济战，3宣传战。世界大战的经历教训了我们，物质是胜利的决定工具，经济战乃成为全体性战争的完整部分。他指出经济动员，包括种种部署使战争可以持久。经济动员的任务，对于原料需要之确定，及其输入与储藏、制成品——准备军用工厂的迁移以及补充品之取得，都得有计划性的安排。他说：“现代战争就是给全国人民一场试验，这番考试的成绩，就决定于平时准备的成绩。换句话：战争的胜利完全在于合理的及时的准备，要把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资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战争潜能）。”而今战争的武器，日新月异，战争技术，也迅速进步，但全民族战争的军事观点，百里仍不愧为此学的先进。

（报告中对于世界上的重要动力元素：水、煤、油的分布情况，百里有详细说明，文长不录。）

百里继任陆军大学校长之日，在纪念周上，叫全场学生拿出手表来，彼此一对正，有相差一刻钟以上的。百里对他们说：“要知道这一刻的时间，德国的空军，已可以飞往捷克，炸毁他们的首都了。现代战争，乃是争分争秒的战争，这一观点，大家不可不记住！”

军事运输

近来，我从这处那处看了许多“哭牛奶”的文字，他们再说得多，也还是搔不着痒处。他们一直不明白国民党军队的缺点在哪里，不知道八路军何以成功那么快？国民党军的后勤工作最腐败（时人有“把军队的军需官枪毙了，再来找他的罪状也不迟”之语），而运输的失败乃是最主要的失败。八路军并不是自天而降的，他们的士兵得吃饭、穿衣、行路的，他们的军需是怎么供应的呢？他们的病伤兵怎么料理的呢？八路军深入敌后，他们怎么获得人民的支持、掩护与爱戴的呢？这是“哭牛奶”的人所不了解的。（英谚：“牛奶已经倒翻了，哭了也是没用的。”）

冯玉祥将军，说他和百里先生最后的会面，是在桂林。百里对他说：“广州武汉虽然沦陷了，并不能阻止我们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不过现在对爱惜物力，还作得很不够。譬如在收割稻麦、打稻麦的时候，很多的谷粒留在地上。公路凹凸不平，损坏车辆。我们应该花钱修路，让老百姓得工资，不应该等轮胎坏了，让外国人赚我们的钱。至于军事方面，不爱惜物力的事情，就更多了。顺便的时候，把这个意见，请你给委员长和各省军政长官多说说。”冯将军说百里对一个重要问题，能注意到极细微的地方，往往如此。（百里对我说到八路军，能珍惜每一颗子弹，每一颗谷粒，这是他们所以成功之处。）

百里先生对于军事运输的计划，有过一回有趣的演讲：“营官二百两，长夫百八十人。”他说他在讲“总动员”时，说：“总动员要从前方做到后方，不可以从后方做到前方。就是说，要先从军队辎重整顿起，然后从兵站到仓库，从仓库到后方资源地。”后来他到了欧美各国，看了他们的新式的军事制度，曾发表了《持久与速决》的论文，说：“我们步兵团的火力装备同德国相等，而德国后方一团行李的车辆，就有二百八十辆之多，而且证明：要持久，必须想法使军队的运动性增加。”

接着，他在武汉撤退以后，对陆大学员讲演上述的题目，这两句话，乃是他从湘军旧制而来的。湘军看到了旗营、绿营的缺点，才定下这一制度的。这一制度，和现在世界的军制学说，自然相吻合。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定律。这二句话怎么讲呢？百里解释道：营官就是现在的营长，带的兵，大约不过五百人（湘军营制）。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长夫便是运输队丁夫，每百人配上了三十六人；每营必须有百八十名长夫，不得过多，也不得过少。行军不得拉夫，拉夫的处死刑。（国军抗战，却是到处拉夫，民众便离心了。）依百年前的生活程度，“二百两”是一个多大的薪水；湘军的高级幕僚，一年之间达到三百俸金，已经是最优待的了；而一个小小的营官，在那种生活水平，有此俸给，真是优异极了。他说，此中有很深的意义。因为从军制上来说，凡群众团结必定要有核心。在外国这个核心，就是“团”。湘军当时是这个“营”，即含有“团”的作用；营官要将五百个人组成一个肉弹，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他的责任太重了，所以要选拔人才发挥自己的责任心，所以要加高他的待遇。

他说：“二百两已经使我惊奇了，长夫百八十人，更使我吓了一跳，三个兵带一个输送兵，这个兵实在太舒服了。”但是，他懂得湘军领导人的主旨：“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个从消极的办法而完成他的用积极作用的总动员法，用意何等深远，所以说营夫不准过百八十人，也不得阙额，不达此数。这百八十名夫子，不仅完成了他军事上攻击的任务，同时还保护着国家总动员的基础。大家应该领会不扰民的意义。”

附：“西安事变”的特客——蒋百里先生

曹聚仁

郭增恺先生说了几段西安事变的故实，我也来补说几节。在那惊人场面中，蒋百里先生也串演过一份角色的。那年，12月初，百里先生从欧洲考察回国，11日奉命飞往西安，恰好是事变的前夕。他到西安，也住在西京招待所。下午四时，到华清池和蒋氏见了面，又赶回城中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公宴。在座的有蒋作宾、陈诚、卫立煌、陈继承、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邵元冲、万耀煌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先生也与宴。第二天黎明，“兵谏”便开场了。百里先生也是一同被荷枪士兵请到客厅上去的。他说：“那时客厅里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有倦眼惺忪的统兵大员，有刚被缴械的卫士，有睡衣拖鞋打着寒噤的要员夫人。尖风刺人，前途祸福不知，各人怀着战栗的心情，彼此面面相觑。”“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他们在点了名之后，都重新分配房间，在西京招待所中被软禁起来了（那天，只有那想越窗而出的邵元冲是被击毙了的）。每间屋都有人看守，彼此不许交谈。

但，百里先生却是张学良所首先访问的“特客”，有如刘备访诸葛，向之问计的。他对张氏说：“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在招待所，两条枪足够应付我们；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张氏表示西安以外，他是鞭长莫及的。他又从张氏的语气中，知道蒋氏还是安全的。张氏要他移开西京招待所，住到杨虎城的公馆中去，他表示不愿意。张氏几乎天天到他那儿去就教，也向他提到端纳从南京飞到西安的事，也说到宋子文、宋美龄即将来西安的事。

后来，张氏要百里先生去劝劝蒋氏。（其实，张氏事先已取得了蒋氏的同意，不过事先没和百里说起就是了。）百里和蒋氏的一席话，才决定了派蒋鼎文往南京，还带了那封作停止轰炸三天的安排的亲笔信。蒋鼎文南飞以后，这一紧张局势，也就转变过来了（其时，周恩来氏也已到了西安，那冲动的情绪也安定下来了）。接着乃有张氏伴蒋氏回京的惊人之笔。

百里先生，那时，每天写一张明信片，寄给德国的二女，叫她们留着以为纪念。在西安的两星期，他发了很多信，写得非常轻松：“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委员长今天飞回南京去。”“明天再来一声轧轧，你们的爸爸，也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

蒋氏回南京那天，正是圣诞节。26日，杨虎城在绥署替他们饯别。百里先生笑道：“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他们是27日离开西安的。

“西安事变”，一晃便是二十四年了；百里先生在抗战第二年，病逝宜山，已不及见抗战胜利，也不及见中国的新建了。

注释

〔1〕关于此节所述蒋百里先生的“空军独立论”观点，陶本《蒋百里先生传》还有引：（百里语）现在中国政府也闹穷，天天研究收支平衡。收支平衡有两面看法：一是对内的，一是对外的。对内不能开源只好节流，节来节去必至一事莫办，国力与民生交困。德意两国只求对外的收支平衡，关起大门来不许国富流往外国去，而在国内则来大规模的挥霍政策，正合着“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道理。可是咱们呢，不求出口贸易之发展，不研究经济的自足自给，只要政府少用钱，不问效率如何，而财富涓涓外溢，仍无解于国民经济之危。

1935年一年，法国用去搬家费七十亿法郎。国人以为是浪费吗？现在看起来也许是，可是法国重工业集中在巴黎，战时是敌人最好的目标，她忍痛支付这费用，也许将来看起来是很上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