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离乱聚南荒，三日分襟各慨慷；

磨蠋半生悲往命，黄花晚节盼奇香。

宵深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

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悽绝鹤山傍。

——张宗祥挽百里

在这儿要想在短短篇幅中，交待一九二七年——三○年间，国内错综复杂的军事政治局面，也是不容易的；但列传的体例，只许用很少的篇幅来写时代背景的。（假使读者看了不十分明白，只好请看我的《现代中国通鉴》了。）

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派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地方割据与混战局面，使国人失望极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大家以为北伐军扫荡了北洋派军阀，把国民政府从广州搬到了南京，国内统一可期了。哪知前一混战局面刚结束，而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混战局面又开场。且不说国共分裂后的“革命”，完全变了质，“宁汉分裂”、“宁汉合作”云云，只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的政治纵横捭阖所造成的党内纠纷而已。当时的实力派，在北有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在南有粤、桂、川、湘和蒋的嫡系部队。彼此之间，时而联合，时而矛盾，时而冲突。即如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联蒋作战的机会不少，而联合其它军队，来反蒋的，也一见不一见。其间湘军第八军主将唐生智，也在联蒋与反蒋的幻变场面中出现。唐氏乃是百里先生的入室弟子，这就影响到百里在一九二七以后的命运了。

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那一段时期，可说是唐生智的全盛时期。他的部属，如李品仙、刘兴、何键、叶琪、周斓等军，在湘军中露了头角，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第一期学生，也就让百里执定了鹅毛扇。（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回国后，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原定以百里任军事委员兼革命军总顾问的。）蒋介石到了南京，也曾和百里先生深谈了几回，要他到日本去，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商谈疏解。又要他到德国进行聘请军事顾问，都以病不曾成行。（改派陈仪赴德。）龙潭战后，孙传芳一蹶不振。在宁汉合作的新局势下，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百里原想派李小川往汉口，助唐生智训练军队，其意本想在蒋唐之间，达成桥梁作用。［小川对此议颇表怀疑，他说：“孟潇（唐字）加入革命军最迟，而他的队伍扩充得最快。武汉乃四战之地，非可守之地。皎皎者易缺，他的处境很危险的。”］不料桂唐之间有了矛盾，桂系的讨唐军西行，唐生智通电下野，也到日本养病去了。

唐生智失败于武汉，他所部的李品仙、叶琪、廖磊三个军都转到桂系去了。（这三个军长，都是广西人。）而一九二九年，蒋桂的矛盾中，唐生智再起，唐山所驻桂军，师长以下以及士兵都是湖南人，一夕之间，转变了枪口，桂系倒下来了，唐氏又抬头了。五路总部在北平顺承王府指挥大军，唐氏迎百里夫妇到了北平，仍住锡拉胡同旧居，可以说是保定军系全盛时期。

一九二九年的混战，有讨桂之役，又有讨张（发奎）之役，又有讨新桂系（俞作柏、李明瑞）之役，最后的大轴戏，乃是讨冯玉祥、阎锡山之役。正当如火如荼的局面中，唐生智在洛阳屯兵不进，领衔和许多将领电劝蒋介石下野。恰逢漫天大雪，唐赶不到武汉，为杨虎臣部所袭。唐间关遁走，全军又完全失败了。这一来，处于蒋、唐之间的百里先生，便被蒋所拘囚了。

本来，蒋介石邀请百里入政府，百里自请出使瑞士，已经有了成局（被那时外交部长王正廷所延搁），唐生智的反蒋与失败，便苦了百里先生。那时，国民党当了权，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卧病北平，生活黯淡，到了一九二九年冬天，梁氏也病逝北平了。

东不如西之“西”

那几年，唐生智的军事生命，大起大落；到了第二次反蒋行动失败了，百里先生，不仅做了保人，连带负责；还因为在上海国富门路住宅中搜出了无线电台，在残稿中发现了百里手迹，有“东不如西”之句，犯了同谋的嫌疑。（本来，唐生智在洛阳屯兵不进时，邵力子先生曾奉蒋氏之命，要百里劝唐生智来南京，改任军政部长之职，事实上，等于削除唐氏的军权。）

不过，那电文中所谓“东不如西”的“西”字，和蒋介石所推测的，绝不相同。那儿，另有一段故事可说：且说，清代文武大员中，湖南人很多，而左宗棠其人，他平定新疆后，以陕甘总督入阁拜相，煊赫一时。那年左宗棠七十大寿，有人送了一副寿联：“南极寿星，北门锁钥。西方活佛，东阁梅花。”这一联句，传诵一时。那位唐生智以第五路军统帅驻防北平，恰好唐父六十大寿，百里也就送了“北方大将，西域奇才”的寿联。这联句包含百里先生的抱负。左是湖南人，唐也是湖南人，他希望唐生智到西北开辟天地去。

这话并不是百里先生一时的感兴，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打算。他那几年一直在想：过去十几年的内战，政治局面有如走马灯式转来转去。民生益苦，国势益弱，这总不是办法。他又看到在内战中转来转去的武将，总是昙花一现，爬得高，跌得重；命运比较好一点的，只有处偏僻地区的张作霖（东北）、唐继尧（西南）、杨增新（西北）、阎锡山（山西）那几个将领，政治寿命长一点。他替唐生智着想，既已失败了一次，不容再失败了。他想，与其逐鹿中原，不如到西北极边，另开局面。而一九一八年七月间，新疆所发生的政变，虽是谜一样的，却勾起了百里的梦想。

那场谜样的政变主角，乃是百里的朋友樊耀南，一个有野心的萨斯洛迭〔1〕（ceeil rhodes）。这位朋友，他是湖北沔阳人，他和新疆主政的杨增新，并没有什么渊源，只是他有这样的梦想，要西渡玉门关，建立他的新疆王国。他在北京时，还对他的同乡说过：“等我做了新疆王，请你到哈密来吃西瓜。”（那时，南方的人，把新疆当作极边充军的去处，谁肯万里投荒呢？）这一当作笑话的传说，却引起了百里先生的注意，觉得这位年轻朋友，倒是其志不在小而且极有意义的。

后来这位年轻湖北人，不知去向了，谁也不会注意他。过了两年，他的姓名，忽然在北洋政府的命令出现了，他已是迪化（即新疆）道尹了。原来他真的从北京到新疆去，在兵营中做录事（书记）开始，一步步往上爬，慢慢成为杨增新（督办）的亲信（杨是云南人），爬到了迪化道尹，已经是红人了。后来，到了民国初年，他已经是政务厅长兼军务厅长，还兼了俄文学堂的监督，大权在握，成为杨督办的股肱之臣。

这位野心家所导演新疆政变，乃是勾结了另一杨氏左右金树仁，趁俄文学堂行毕业礼，请杨督办到校训话。就在训话时，用乱枪把他打死了。就在那时，他带卫士到督署去做梦想已久的新疆王，谁知，他一进督署，又被金树仁的伏兵，用乱枪打死了。这位野心家的结局便是如此。这一政变，引起了百里先生的凝视，他觉得樊耀南的用心是不错的，可是力不够，便成了泡影了。他相信唐生智可以填补西北这一空缺，足以有为的。所以，他在电文中说“东不如西”。唐生智如依他的话，出了潼关，出了玉门关，进入迪化做起新疆王来，那就不会有盛世才那一幕了。

囚居生活

一九三○年元旦，百里先生情绪很坏，天天喝酒，性子很暴躁。那天，刘文岛（他的保定军校学生）婉言劝他到外国去，还说可以筹措五万元路费，当然受了当局的暗示的。百里是书生脾气，执拗得很，说他自己没有钱，也不要别人的钱，他决不出国去。接着，南京的特务，便公开在他的寓所往来。因此，张群（上海市长）劝他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休养一些日子。百里便先回硖石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到了杭州。那时，浙江省政府替他在湖中杨庄准备住所，这是他的囚居生活的开始。一个下级军官带着一排兵在监视他，表面上一切都很优待：一个厨子，一只小艇，供应他们的饮食，仿佛隐士一般。

湖上闲居那些日子，和外间几乎隔绝了，只有他的侄儿蒋慰堂曾从北平赶到杭州来看他。一看情形，要劝慰也无从说起。他抄了一首对联给百里看：“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百里只是笑了一笑。

南京方面，是决定把百里移到南京去的，那小军官奉命执行的前一晚，却备了酒菜请了百里一顿，言说之间，那军官却劝百里趁昏夜坐小船逃走，百里不表示同意，说：“我要走的话，在上海就走了，不会到杭州来了。”（那军官也许是真意，也许是试探，有过这么一回事就是了。）

这样，百里先生便移住南京，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当时替百里说话的很多，陈仪也正在南京任军政部次长，也尽力在疏解。他们想：“蒋介石在军事上顺利的话，对百里一定会从宽处置。”却想不到百里南京会囚居了二十个月之久的。一般情形，到了第四个月，就缓和下来，当局允许百里的家属进京探监，而且允许每天可以接见家属。左梅，这位日本女人，在这样逆境中倒发挥了日本民族的坚忍精神。她把大次二女留在上海读书，让她们住在校中。她自己带了第四第五二女到南京，在三元巷附近租了房子，天天和百里在监中一同过活。早往晚归，如守护士兵所说的，她们是没有礼拜天和假期的。

百里在狱中，每天早晨，打太极拳约半小时，那位只有四岁的五小姐陪着他打拳，慢慢也搅熟门路了。（他们晴天在院子里打，雨天在屋里打。）她也陪着父亲吃早点，喝牛奶。百里没有男孩，只有五个女儿，他的父爱，比母爱还恳挚些。百里在狱中，才开始练毛笔字，进步得很快。他的诗词本来很好，这时，他就对小女儿讲诗，讲故事。他的说书有天才的，他就对那两小女讲水浒，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他叫五女爬在地下装老虎，四女装武松。他自己就表演如何扑，如何打，如何闪躲，如何追击，那真热闹极了。有一天，正在父女转在一团，那地上的老虎，一脚伸过去，把开水壶踢翻了，滚水烫得五小姐直叫。这小脚上的水泡，也痛了百里的心，真的流下泪来。那晚，五小姐留在狱中住宿，她故意装作一点也不痛。

那二十个月的囚居，百里一家，倒是其乐也融融，只是经济困难，生活当然不十分称心的。至于世态炎凉，友戚们惟恐受了牵连，漠不关心，更在意想之中。

狱中后记

在狱中过二十个月，也可说是漫漫长夜，好在左梅带着女儿伴着他，得天伦之至乐。他的内心修养，除了打太拳、打坐、写字以外，还潜心研究康德、伏尔泰哲学以及佛家内典。他那时自号“澹宁”，即“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百里先生有一回和我说到内心修养问题，这是从宇宙本体来看人生，鸡虫得失本是不足道的。他在狱中也和女儿打桥戏，老四蒋华精于桥戏，老五蒋和爱听故事。他就让老四研究数学，老五研究文学，他这位父亲，对女儿是十分关心的。

那一段时间，朋友学生也都疏远了，官场中人，最是势利，他们怕失了当局的欢心，为了自己的权位，更不会接近狱中的人。因此，雪中送炭，绝无其人。左梅也时常回到上海，尽力可能变卖家中什物，有时也向戚友借点钱来应付日常用度。有时，她也做点股票生意，找点零钱。百里当然不会想到那么长时期的家用来源，她们母女串着哄他，说她做股票赚了钱。有一回，百里的袜子实在破得不堪了，两位女儿把仅有的两块钱（压岁封包）叫老姚（她家老工人）买了袜子，洗了几遍，塞到百里的枕边去。百里心中还不明白吗？他不禁对之垂泪了，好在他有这样好的妻子，真是万金不换的，这一方面，他也体味到人生的意义。

大约是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他们几个人也曾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蒋百里，说是“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已在呈纸上批了“照准”的字样。可是，释放仍无下文，其他的人，也就不敢进言。恰巧“九·一八”事变发生，外患急，迫得党内非团结不可了（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了综合粤宁双方，陈铭枢担负桥梁重要工作。他所属的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第二度下野时，调在南京、上海一带担负警卫任务。陈氏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那时，那位退隐香港的唐天如（上文我已说过，他是百里至好，曾任吴佩孚幕中秘书处副处长），因陈铭枢邀他入幕，他首先提出请陈氏设法挽救百里先生。陈氏入京，担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代行政院长，大权在握，说起来，当然更有分量，他还邀请吴稚晖等一同去说。恰好有一天，蒋介石派熊式辉约陈氏面谈，那一晚谈话中，便把百里先生的事，一同解决了。

陈铭枢氏，他在军法处下令释放的前一天，曾亲自到三元巷狱中访问百里，谈了一刻钟。第二天上午，左梅便接到军法处释放百里的正式通知。真是悲喜交并，满面热泪。百里在上海的几个女儿，也赶到南京去看他们的父亲。百里回家不久，陈铭枢又去访问了他一回，过了几天，百里一家，就回上海去了。

当时，外间不曾知的一件事：即是百里所囚居的三元巷，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便是邓演达。他们在狱中，偷得机会，谈得很多的。蒋介石对邓氏最不放心，因为邓氏不甘低头屈服，便被牺牲了。百里心中，当然十分悲痛的。还有其他狱中，因为“九·一八”以后连续发生的爱国运动，拘囚了许多青年学生。百里对自己的女儿说：“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出息的！”这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同情。

还有一件使百里伤心的事，那位诗人徐志摩，乃是百里的近亲。那天，从上海坐飞机，经过南京到北京去，曾到狱中看了百里。哪知就在那天下午，在山东泰山遭难，狱中一面，乃成永诀。一幕幕，对百里都是梦影。他回到了上海，曾写了一长幅心经送给陈铭枢，世间相，确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书生无用论”及其它

百里先生囚居南京二十个月，也可说是他一生的逆境。陶菊隐（这位旧闻记者，也是百里的好友之一）说：“这一时期是百里政治最潦倒的时期，却又是他思想成熟的时期，家庭生活最美满的时期。”〔2〕这话是不错的。在这段长时期静修中，他想得很多，想得很深，想得很远。他那一口硖石土腔是脱不了的，但他滔滔不绝，和自己的女孩子们说朝野动态，国际时事，他们的客厅，便是海德公园。（他的家乡海宁硖石，只是一市镇。）

百里自己也是读书人，而且是博极群书的人，但他有了彻底的觉悟，比那位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还想得深远一点。他看出了书生的无用。他说：中国文人最无用，古来士为四民之表率，国家弄到这样衰弱，文人实在应负大部分的责任。读书越多的人，越不能成为当权阶级，仅知如何逢迎君主，得了一人的恩宠，就能爬到高层辅佐阶级的地位。他们的终身目的不过如此。曹操、司马懿，一面从政，一面读书，诸葛亮二十来岁就出山，都不能算得专心致志的文人。真正文人，四十岁以前，埋头读死书，变成了饱学的书呆子；四十以后，埋头科举，纵能显亲扬名，这辈子已是个废物了。

他说：中国人的正义感和个人气节都误于曹、司马两家之手。曹是特工的始作俑者，亲友信件都受检查，甚至行动也受监视。人人只许谈风月，不得批评朝政。他的儿子承其衣钵，所谓煮豆燃箕，成为千古以来一句痛心的话。司马对他的作风从旁学习，像后来希特勒学习慕沙里尼（今译墨索里尼，下同）一样，而且青胜于蓝，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他装病偃卧，玩弄曹家的子弟，结果曹家被他吞灭了。司马炎统一全国，模仿乃祖的作风，以自私的动机，废了兵革，收北方郡县兵器，而中国从此更衰弱，卒召五胡之乱。就国防说起来，魏晋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秦皇、魏武，却不无相当的供献（贡献）。

他说：唐太宗的母亲，是蒙古的歌妓。这个混血儿，虽演手足相残的惨剧，但他能把国防力量逐步恢复起来。他定制开科取士是开明的统制思想，进一步的愚民政策。从此统治阶级与辅佐阶级，截然划分，文人永远的只够“臣”“奴”的材料。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当然也是帝王自私的一贯作风。宋初的杨家将比后来的岳家将还高明些，兵法固臻上乘，武器尤有心得。蒙古人学了他的战术还不打紧，得了他的兵器，以至还击中国，且能驰骋欧洲。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全部沦陷的黑暗时期。为害更烈的，是把火药传到了欧洲；日本又得自欧洲而来打中国；中国以发明家变成了挨打的国家，实在是痛心的事。

他说：崛起陇亩的朱洪武，推翻了异族统治，固不失为民族功人，可是他们父子所推行的特工制，比前代变本加厉，一方远承曹、司马两朝的遗规，一方吸收唐代的科举制，制定了双管齐下的政策。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不知坑死了多少读书人。等到他们考中了，白发满头出来做官，这种人对国家对民族哪里还有一点儿用处呢？

他说：清朝利用中国内乱入关，更加上八股的桎梏，其害人程度与女子缠足相等。我所见的举人、翰林，他们化成灰，还是奴才的材料。我分析起来，中国之大而弱，由于不读书的流氓做了皇帝，成为最高的主权阶级，而知识分子则沦为辅佐阶级。当然，他所说的，也有着他们那一群朋友在内的。〔3〕

百里的历史观，对我们影响很大。我的“书生无用论”以及“脱下长衫，莫作奴才”的口号，一半受了吴敬梓的影响，一半也受了百里先生影响。

附：中国史之我见〔4〕

蒋百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极丰富的民主思想，所谓传贤不传子，那时尚未进化到选举制度，而国人皆曰贤就是尊重全国国民的公意。后来君权渐盛，仍有诤臣诤友，直到战国时仍不乏直言婉讽的辩士。直到专制魔王秦始皇诞生，乃完全转入君主独裁的时期。

中国文人最无用，古来士为四民之表率，国家弄得这样衰弱，文人实在应负大部分的责任。读书越多的人越不能成为主权阶级，仅知如何逢迎君主，得了一人的恩宠就能爬到高层辅佐阶级的地位。他们的终身目的不过如此。曹操、司马懿一面从政一面读书，诸葛亮二十来岁就出山，都不能算得专心致志的文人。真正文人四十岁以前埋头读死书变成了饱学的书呆子，四十岁后埋头科举纵能显亲扬名，这辈子已是个废物了。孙中山先生也是半路出家，以革命精神而能成为主权阶级的。

中国人的正义感和个人气节都误于曹、司马两家之手。曹是特工的始作俑者，亲友信件须受检查，甚至行动也受监视。人人只许谈风月，不得臧否朝政。他的儿子承其衣钵，所谓“煮豆燃萁”成为千古以来一句痛心的话。司马对他的作风从旁学习，像后来希特勒学习墨索里尼的一样，而且青胜于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装病偃卧玩弄曹家的子弟，结果曹家被他吞灭。

司马炎统一寰宇，模仿乃祖的作风，以自私的动机废兵革，收北方郡县兵器，而中国从此更衰弱，卒召五胡之乱。虽有志士祖逖等，终亦无能为力。就国防说起来，魏晋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秦皇、汉武却不无相当的贡献。

唐太宗的母亲是蒙古的歌妓。这个混血儿虽演手足相残的惨剧，但把国防力逐步恢复起来。他开科取士是开明的统制思想，进一步的愚民政策，从此统治阶级与辅佐阶级截然划分，丈人永远的只够“臣”“奴”的材料。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当然也是帝王自私的一贯作风。宋初的杨家将比后来的岳家将更高明，兵法固臻上乘，武器尤有心得。蒙古人学了他的战术还不打紧，得了他的兵器以之还击中国且能驰骋欧洲，一方造成了中国全部沦陷的黑暗时期，但为害更烈的是把火药传到欧洲，日本又得自欧洲而来打中国，中国以发明家变成了挨打的国家，实在是痛心的事。

崛起陇亩的明太祖推翻了异族统治，固不失为民族功人，可是他所推行的特工制比前变本加厉，一方远承曹、司马两朝的遗规，一方吸收唐代的科举制，制定了双管齐下的政策。兵士把守考棚，文弱秀才看见了兵就吓得浑身战栗，考棚内竹制桌椅摆成长条格子式，考生一排排地坐满了，如果有一个考生因惊而颤，同坐的一排都要受到他的影响。凹凸不平的地板，监考兵士走过来踱过去，吱吱地震动起来，而考生的手腕也因之动摇起来。考生今天入场明天才得出来，像坐了一天的牢受了一天异样的刑。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不知坑死了多少人。等到他们考中了，白发满头出来做官，这种人对国家和民族哪里还有一点儿用处呢！

清朝利用中国内乱入关，更加上八股的梏桎，其害人程度与女子缠足相等。我所见的举人、翰林，他们化成灰还是奴才的材料。我分析起来，中国之大而弱由于不读书的流氓做了皇帝——最高的主权阶级——而知识分子则沦为辅佐阶级。历代主权阶级说尽了好话，做尽了坏事。人人骂隋炀帝“无道昏君”，他做坏事就直言坏事，偶然也做了几件好事，不像后来的人专做坏事还要榜标好事之名。近来的情形是发挥中国固有的特质再输入西洋的新手腕，民国成立了二十年，民主的路程迄今还隔得相当的辽远呢！

注释

〔1〕应译为“萨洛迭斯”。——曹雷注

〔2〕陶原文为：“百里的政治生涯在不愉快的氛围中，而他的家庭却在爱的氛围中，天性的爱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爱，这爱力就是百里两年来狱中生活精神所寄托的地方。他需要精神食量甚过丰美的肴馔，而这爱力还是他自身的爱所感召的。”

〔3〕蒋百里对本国史的独到认识，本章将节引附录之。详见蒋文《中国史之我见》。

〔4〕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