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黄炎培挽百里

一九三八年十月，百里先生病逝广西宜山，我曾写了一篇悼念文字，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我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期的苏醒气息——朝气中，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我觉得清末戊戌、辛亥以迄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近。我把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1〕。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替后世的飞行设计，构了许多幻想图，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样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在那时代还是很多，如米克兰哲罗〔2〕，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剖解这些专门技术的。）百里一生既是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擅长文史研究，诗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谈，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他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写了那段文章，后来读了张宗祥先生的纪念文。（张先生和百里先生，还有我的老师单不庵先生，为青年时相知契的三友。）他也说起：百里先生在甲午前除了习制艺八比，喜欢历史及小说。他曾劝张先生看《野叟曝言》，且诩诩以文素臣自居。张氏觉得文素臣贪多务能，不合他的理想。张氏又说：“百里此后政治、哲理、外交、美术，靡不研讨。不徒以兵学擅长，则少年时已基之矣。”也正好合了我的说法了。（《野叟曝言》，清江阴夏二铭所作。文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扺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殒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百里先生，于我当然是师辈，因为查猛济兄和我都是单师的门徒。查兄和百里先生又是内亲。因此，我在上海就见过这位风云的前辈。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二月一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二月五日〔3〕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五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二月五日〔4〕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正确。我对于百里先生的钦佩，就是这么开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诗中，有“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句，也说百里是现代的诸葛呢。

“无端急景凋年夜，到处低徊遇古人。瓶里赤心甘必大，墓前青草史来芬。雄狮伤后威犹在，白马归来画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梦到新正。”这一首诗，百里先生自注：“闻孙（即张宗祥）要我写字，即录丁丑除夕在巴黎柏林间所感，装些外国古董给他看。”甘必大，法国元帅，他的心，还在瓶中供养着。史来芬（今译施里芬），德国军事学家，墓前无人扫除，乱草纵横，墓铸一狮，受伤倦卧。“白马”句，系指法国名画家画拿翁（即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汉口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文章，真是轰动一时。稍微知道内幕的，都明白这是蒋百里先生的手笔。在一切宣传文字中，这是有内容，出于冷静观察，而以真挚感情来表达的杰出之作。

百里先生把这故事托之于一段神话，说：“上一年冬间，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就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吧。’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这一段，托之于夜遇仙翁，说得很有趣。

百里先生这篇文章，是借着莎士比亚的“汉姆来特”（今译哈姆雷特，下同）来着笔的。他说：“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汉姆来特更悲惨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依我们看法，他是懂得辩证发展的规律的，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这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他说：“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这些话到今天看来，不正是先知的启示吗？

远见

百里先生逝世时，黄任之（炎培）先生挽联中说：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这就把他的才学抱负都说出来了。当时，邵力子先生也括取蒋氏的《国防论》、《日本人》二书精义，写了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蒋百里一生，最关心国家命运，他虽是将帅门生遍天下，却是李广数奇，没有施展才略的机会，而念念不忘“国防”与“抗敌”，看得非常远，非常细密。当时，张仲老（一麐）曾对我们说起一件事：那时，他和梁漱溟先生都在重庆。（漱溟尊翁梁巨川先生和仲老是乙酉同年。）看报得百里病殁宜山噩讯，漱溟失声长叹。仲老问了缘由，漱溟说：“我五年前在邹平（山东），得百里先生电云将特地过访，覆到即行。漱溟素未识蒋，但闻其名，即覆电专诚相晤。百里如期至，乃适漱溟夫人病危弥留，无暇招待，百里参观后，不暇深谈。未几相遇于青岛，百里问我：‘君知我前至邹平之故乎？’漱溟曰：‘不知也。’乃曰：‘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什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之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于乡村。始吾所以专访邹平，欲告君之理由也。’今天他逝世了，我能不哀痛吗？”仲老说：“中国本少参谋人才，而若百里之学识，尤为军人中所绝无仅有的，这是朋友们所共同承认的。”

中日战争前夕，百里先生曾往日本考察一回，晤及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诸人，知道中日关系不能再拖下去了。他从地理及民族性看，湖南乃是中国的心脏，中国的乌克兰。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百里和实业部专员讨论炼钢计划说：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的马鞍山，大冶的铁和安徽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发生对外战争，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炼钢厂应该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质量都是合用的。他曾主张向美大量购买柴油（那时油价比自来水稍贵），而设储油池于庐山、衡山及武陵山脉川湘边境。（油池设在山洞中，以防敌机轰炸。）他说中日战争发生，大本营应设在芷江、洪江一带，那一地区有森林，有矿产，又有沅江流贯其间，乃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设在昆明。）在“七七事变”前一年，他能作出这样的军事设计，可说是远见了。

附：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

曹聚仁

我很早就读过蒋先生所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本），那本书的序文，系梁启超所作，梁氏自谓动笔作序，一写便不能自休，后来竟是子息大于娘本，只能单独出本，替本史另作一序。那本因作序而写成的，即是有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商务本）。梁氏的概论，也是开山工作，自有独到之处；不过定要把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潮，比附之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我个人总以为大可不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的苏醒气息——朝气，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

要比附的话，我倒觉得清末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似。如可比附的话，我倒想把蒋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名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他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为后世飞行设计的幻想人，他真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种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当时还很多，即如米克兰哲罗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解剖等技术的。蒋先生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又擅长文史研究，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其谈讲说述，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也颇有文西的气概。他著作《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也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个人对于研究系那一群人的政治手腕，心中总不敢苟同；（或者由于我个人所受的理学气氛而来。）但对于研究系人物的学问风度却非常佩服。我为什么提起研究系呢？因为研究系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可以撇开政见同异政党感情来作公平论断了。研究系的人物，如蔡锷、梁启超、黄选新、张君劢、张东荪……都是多方面的人物，蒋先生并可以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我们若认为研究系的思想气氛，即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气氛，这话也不算十分牵强吧！

为什么一个大变动时代的人物，不只扮演一种角色，而要扮演许许多多样式的角色？史家解释满洲的人文主义，说是一种活泼新奇的人生观，对于人生现实发生乐趣，富有自信力，为青春狂热所鼓动。人人对于现况乐观，对于世间一切都觉得有办法，即有尝试为之的精神。当其对旧的表示厌恶，对于一切新的即爱接受，自然而然，要多方面去尝试了。蒋先生文字中所带来的乐观气氛，即是这一种活泼新奇的气氛，它之所能吸引人亦在此。

假使以上的话，不算十分曲解，那就算我在蒋先生的垄柏上所挂的剑了！

注释

〔1〕今译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1452—1519）。蒋百里在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对达·芬奇的评价为：“于文学、美术、科学、哲学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多才多艺为历史上所未曾有。”“艺术家以知立者，其明智之光能烛万物之微而无不入。”

〔2〕今译米开朗琪罗（nichel-anze baonarroti），蒋百里对其评价为：“艺术家之以力成者，其精神之强能挟万物以趋而无不动。”

〔3〕此处疑作者笔误。在曹其他著作中提到的均为“二月七日”。事实上，在其所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将“一·二八”淞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自初战至二月七日，日增援陆军到达上海为一阶段”；“从二月七日，日陆军参加战斗，到二月二十三日庙行之战为第二阶段”。

〔4〕曹聚仁在其《采访外记》（三联书店版）中提及这一段，他如是写道：“（蒋百里）说：‘陆相杉山昨日晋谒天皇，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从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七日早晨，可运到一个师团。’果然，二月七日，日本的第九师团，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此说法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