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一个实行家，而不是理想家，是一个亲身实践的大政治家，而不是高谈阔论主义的政治学者；所以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虽然斐然可观，但都是他在功业方面的具体表现，而不是能在文字里寻求的。用这个来衡量古今中外的伟人，几乎没有不是这样的，当然不只是张居正是这样。张居正一生在为学之道上，认为做事与求学问，两者是合一而不可分的，所以除了本身的职责以外，没有别的超然独立的学术。他说：

《礼记》说：“大凡学习，若学习做官，就先学习与职务有关的事；若学习做士，就先学习学士应有的志向。”士人君子在没有际遇的时候，就要向他讲明之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更好地治理百姓，是为了日后的应用。等到他做官办事，就以办事作为学习，小心谨慎地忠于职守希望做到称职免于过失，以敬从上级的命令。没有舍弃他的本事，而另外开一门作为学习内容的。（《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

又说：

古代的君子始终注重学习：平时在家里就向父亲兄长以及家族的长辈们学习，在外任职就向君主官长百姓们学习，没有不能学习的。要想放弃学业来从政，譬如在河道的中流而放弃船桨，是不能渡河的。所以学习不管在仕宦与隐逸都无间断，然后志向才能专一；志向专一然后他的精神就能凝聚；这样就可以畅达于四肢，在事业上显发，那么他为政就会严明。由此可知，从政也是在求学问。世人说从政与学习两者分开那是错误的。（《赠毕石安先生宰朝邑序》）

像这个“从政与求学合二为一”的主张，直接以求学问为一生从事的目标，没做官之前，坚持以学业作为执政的基础，从政以后，再以从政作为所学的实际验证，从政与求学两者才能成为一体。这和孔子所说的“做官的事情做好了还有余力，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还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给更好地推行仁道”相比较，似乎还更进一步。张居正的这个主张，自然系由接受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学说暗示的影响。张居正所谓的“就以所从事的工作来进行学习”，所谓“从政也是在求学问”，如果以此和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相比较，那么张居正学问是注重实践的，注重为社会的，着重在要做出功绩的；王阳明的学问是理论上的，为个人的、为哲学的；王阳明最后的目标只是独自修养身心，保持个人的节操，而张居正的思想目的在于使天下万物都受到恩惠和帮助；他们的视野就有广阔与狭隘的不同，而他们促成的因素，王阳明系由引导儒学揉入佛家，而张居正则系由援引法家渗入儒学，更是迥然不同。但是在张居正的时候，王阳明的学说正弥漫在全国，它末流的趋向，就导致民众都沉溺于粗率空虚，流连忘返；张居正于是毅然扭转它的趋向，而务求以注重根本崇尚质实为归宿。天下滔滔，张居正不是为屹立在黄河急流中的砥柱山一样吗？

张居正的学术，不用说从他思想的出发点或归宿点来看，和他的事业几乎成为平行的动向。这个可以尝试从他的生活历程中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张居正一生的历史，就他学术上的立场来分析，又可以分为萌芽、变化以及成熟三大时期；就他功业上的立场来分析，又可以分为孕育、挫折和完成三大时期。就他年轻以至于从政，是他学术的萌芽时期，也是他功业孕育的时期。等到他回家而隐居匿迹，是他学术的变化时期，也就是他功业上的挫折时期。从再次起用到他执掌朝政，就是他学术的成熟时期，也就是他功业的完成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张居正的学术基础初步奠定。开始潜心探究学业，只把它作为干求禄位的台阶，就探求古典，开始渐渐明白修养的道理。父母亲戚的督教，和那些老师素有声望的博士的激励，已经足以高贵地看待自己，坚定自信，因此增进他的修养；而在翰林做官的时候，更是获得读尽全部中书省和秘书省的书的机会，并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制度的探讨，和政治形势和谋身治世的研究。到这里张居正才开始由畏首畏尾的小儒逐渐晋升而成为通才硕儒，他未来的“将相才能”也是在这里奠基。我所说的“学术萌芽功业孕育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在第二个时期中，张居正以襟怀坦白、品德卓绝的才干，受到昏庸君主奸邪臣子的阻碍，被搁置不用，有志向但没能伸展，不得已而出落凡世独自离去，托病回乡。虽然他具有积极报效社会的人生观，还没有立即产生消极出世的感想；然而，一腔孤愤，长期抑郁难以平息，如果不是因为游历名胜，而一下子生发出“不随物为悲喜，以无始无终的感悟融入观想”的悟境，那么他超然物外的观念最终也不会产生，精神上的修养也未必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于“博览群书，贯通百家，一心探求当代的事务”之外，一定从事心性内求的钻研。观看他的集子中谈禅警语，比如说“希望以深切的心愿奉献给微尘数的无量世界，不在自身上追求利益”；（《答李中溪有道尊师》）所谓“近来一段时间在静坐中体悟到了妙明真心，本来是妙明圆净，一点都不受染污”；（《寄高孝廉元谷》）所谓“这里的灵明，虽然因为接物处事而能显现，却不会因为接物处事才存在；如果能够含摄寂照的根元，融通内外的心境，了知心体的玄妙，之所以能够变通化用而运作施为如同鬼神，当初并不是从外界得到的”；（《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就可以知道他在佛学的了悟上是多么深刻了。张居正生活过程中，只是这一时期的环境和心情最容易接受佛学的影响；就他超然物外的观念，也未尝不是因为参悟佛学而产生的。然而，张居正在这一时期中，虽然也贯通百家，一心探究当代的事务，但是说他所受佛学影响最为深刻，当然不会有怎样的错误。仍然庆幸他具有积极济世的人生观，才不至于落在佛教虚空寂灭的歧路上。由此可知，他日后幡然再次起用，确实是他一生功业兴起复兴即将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代之关键了。我所说的“学术变化功业挫折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到他在第三个时期中，刚开始时担任最高学府官长，接着又位居次于卿相的朝中大官，最终从尚未即位的太子侍从之旧臣，而特别受到赏识，被皇帝所知遇，最后一跃而跻身于内阁，逐渐又担负国家政务重任。身为元老，接受遗命辅佐一个孤儿，威镇百官，勇于进取具有最高权威。在这段时间里，张居正虽然被一群小人所扼制，尝尽了诽谤和怨尤；最后终于得以集中相权，完全伸展抱负。就个人说，他以一个儒臣，而为十几年安危的关键；就国内形势说，就以几代长期衰弱，而挽救一百多年将要覆灭的国家。大概张居正在这一时期中，才开始全部施展他一生素所信服的法家学说，一一都写成行政命令，各个都被实施，使它们开成一朵奇葩，结成奇异的果实。于是他小时候所读的儒家经典，壮年所探究的佛典，以及当代的文物典章，政治形势和谋身治世，凡是他从前所探讨研究的人，到这时才像江河归大海，众星拱卫北极星，全部成为他法治主义的附庸，而受其“综合考核名实，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主张所支配。张居正虽用传统关系，仍然不得不以儒生为标榜，以希望被当时所容纳；但是他既已援引法家渗入儒学，而以法治为施政的方针，那么儒家就是名义，法家就是实际，自己毫无疑问。看他法治思想明显不同众人，当然就不会奇怪他一生的功业垂示千古；只有他的一生功业垂示千古，更可以看到他的法治思想明显不同众人。然而他的法治主义，大概就是这十年政绩的理想；而这十年政绩，也就是他法治主义的实际行动。两者不仅互为表里，而且合而为一。这正与张居正所说的“从政就是在求学问”，“就以自己从事的职务做学问”完全相符，但他最终成为一个亲身实践的大政治家，也确实是这样了。我所说的“学术成熟功业完成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张居正的学术既已经历萌芽、变化、成熟三大过程，张居正的功业也经历孕育、挫折、完成三大阶段，两者互相平行就是这样；然而张居正十年政绩，如同我在前几章所叙述的，称为《张居正成功传》固然可以，就称为《张居正修学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唉！从政与治学合而为一正如张居正，他敦促根本崇尚质实亲身实践的精神，来看看那些没有根基的游说者，差距就不可以用里程来计算，而以看他们不学无术的施行家，又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明白此理，才可以谈论张居正的学术。张居正的功业既然是他学术上的具体表现，然而他功业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究竟怎么样呢？张居正十年的政绩，他的出发点是援引法家渗入儒学；其宗旨是法治主义；其方法为综合考核名实，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的成绩为：“朝廷纲纪由废弛而归于整顿，吏治由贪污而归于严明，盗贼由放纵而归于杜绝，武功由萎靡而归于振兴，财源由竭尽而回归于充裕，学习风气由空虚而归于质实。”其中最显著的，是人民由凋敝而趋于缓解，国势由衰败而趋于重新振作。试着考查他的一生功业，法家固然是他思想的宗旨，功业的关键；然而张居正的学术当然不仅只限于法家，而在我国固有的学术，几乎没有不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如儒家的忠于君主事奉上级，节省用度爱惜民力，可以在他执政上看到；军队的制度根据具体情形做出相应的举措，出奇取胜，可以在他治军上看到；佛家的广大含摄，解脱无碍，可以在他存身自立上看到；名家的辨正名分，使名实相符。不争斗不怀私（出《尹文子·大道篇》），可以在他统御部众使下上看到。所有其他人孜孜不倦勤劳不懈，竭尽一生的精力而没有研究透彻一方面学问的，张居正却随心所欲，左右逢源，而全部收为自己所用。从这些事实看来，张居正的功业固然多方面发展，张居正的学术尤其包罗万象。成功就如那样，学问的成就就如这样，向中外古今的大政治家中寻求，难道容易找到吗？张居正确实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自己行事有一定规范了！

至于就他的著述来说，清代《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张居正撰写。张居正有《书经直解》，已著录。神宗初年，张居正独自执掌国家大权，后来褒贬不一，一直没有确定的评价。他振作有为的功业，和他滥用职权，作威作福的罪，都不能互相掩盖。至于文章本来不是他的长处，集子中的疏奏、启札最多，都是在朝堂时讨论政事写的，往往放手书写而成，不曾有所练习。”（见《清四库全书提要》集部别集类）这里评论张居正著述的话，固然有些贬低的话语，而恰巧也成了赞许。大概张居正的学术，既以注重根本崇尚质实为归宿，而不是可以在文字中寻找的；那么张居正在文字上，自然不像那些畏首畏尾的小儒在寻章摘句上斤斤计较，舞文弄墨，自以为很好而洋洋自得；张居正的学术充其量只是以著述作为他功业的一个辅助和补充罢了。他把各种政务集于一身，自己操纵着大权，又有什么空闲在文章上润色练习，又怎么会值得他在文章上去修饰练习呢！

现在考察张居正的著作，有全集、分集及专著三大类。

全集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即张居正死后的三十年，开始由他的儿子张嗣修编排刊行，命名为《文忠公张太岳文集》。根据张嗣修所写的凡例说：“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的，自从张嗣修等人遭逢大难后十多年，才得以全部回家；留存下来的有十八卷，散佚的有十二卷，像少年所作的各个赋文全都佚失，应制诗敕撰文佚失十分之二；仅仅只依据保存下来的编排，编成诗六卷，编成文章十四卷，编成书信十五卷，编成奏对十一卷，合起来就成为全集，分开也也可以是四种。”这一册的初次刊行本共四十六卷，目次都如上所述；卷头冠有沈鲤的序言，吕坤写在书后的跋，公子张嗣修的《编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题》和《书牍凡例敬题》，张懋修的《先公致祸之由敬述》以及刘芳节的《太岳先生文集评》；卷尾附有马启图的《张文忠公诗跋》以及高以俭的《太师张文忠公集跋》等。这就是清代“四库全书本”，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收藏有这本。此后又有张居正“邓氏翻刻本”，增加《行实》一卷，共四十七卷。道光八年（1828年）又有了“陶澍重刻本”，以及初刊本的原序另外分成一卷，合《行实》一卷，共为四十八卷；卷头冠有陶澍、陈銮的两篇序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有奭良依据“明本”“邓本”和“陶本”重刊的“改订本”，卷数依照明代的初刊本，而编排却大加变动：首《奏疏》，次《书牍》，次《文集》，次《诗集》，次《女诫直解》；而以《行实》及前面发行的刊本的序列以及有关张居正的记载与评论，合成《附录》二卷；改名为《张文忠公全集》。湖北崇文书局另外刊有《张文忠公集》。民国年间又有“重刊四十八卷本”。这四十八卷本，也就是民间的“通行本”。

全集以外，还有分集，就是全集的分刊单行本。分集共有几种：（一）《张文忠公疏奏》，张居正死后不久就有刻本传世，还在全集刊行以前；（二）《张文忠公书札奏疏》，清代无锡顾梁汾纂辑；（三）《张文忠公太岳先生诗》，明代孔自来纂辑；（四）《张江陵书牍》，分上下两册，群学社最近才印行。前三种现在已经绝版，后一种民间虽然有出售，也不容易得到。只有这项分集多不出全集的范围，有全集在，分集的绝版固然无关紧要了。

专著是指张居正所主编的《帝鉴图说》《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谟训类编》《大宝箴注》《贞观政要解》《承天大志》等书来说。这类书籍，都是张居正为了指导神宗而作，不外乎以为君之道，版本在明朝时都保存在内阁，改朝换代之后已经散佚。只有这类书籍当初和张居正的学术无关，它的绝版自然也不值得重视。

在张居正所有的著述中，最可考证他的功业和学问的，就是他全集中的疏奏书信；诗文则居次要；而和专著没有关系。因为奏疏是他对君主陈述政见治述的文书，书信是他对老师友人官僚从属辩论指导的工具，他功业的消息，学术的造诣，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尤其是张居正的书信，长子张嗣修在他的凡例中称为“虽说名义上是信笺，其实如同公文”，所以和疏奏几乎占有同等的重要地位。这在张居正死后横遭诽谤缺乏可靠史料的方面来说，尤其值得予以研究张居正功业学术史的人以莫大的便利。否则把张居正的诽谤留在身后，史有缺文，如果不是有张居正的著作来资助考证，那么修治史书的人即使想扫尽流言蜚语，另外写成可以令人相信的历史，多少而不令人望洋兴叹；而旷绝中外古今的大政治家像张居正这样的，被横遭埋没，含恨千秋的命运，又多久而能有拨开云雾而看见青天的一天啊！这是我在本章叙述结束后，不禁深深地致以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