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会的梁启超评论荆国公王安石，说：“古代的贤能之人和非常之人，必然有养成他性格与才能的环境。观察其所受教养的环境，就可知道他所树立的志向如何；观察其树立的志向，就能知道他所处的教养环境如何。”然而我以为所谓的贤能之人和非常之人，其志向的树立固然是因为平时所受的教养良好，但是这种教养环境的形成，则常常来源于父母亲戚的爱戴看重，与老师大儒的期望称许。因为父母亲戚对他非常地爱戴看重，所以平时的督促教育也就会异常严格，而他自己也会把自己看得非同一般；老师大儒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平时的激励管教也就会更加严厉，而他自身的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自我期许高而且自信心强，这样他所受到的教养，又怎能不高人一等呢？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可信，可以请诸位看一下张居正少年时代的事迹。张居正出生的时候，相传月亮的精气化作一只吉祥的白乌龟出现在他的家中，因此他最初的名字叫张白圭，其后当地的知府李士翱第一次与他会面，也传言曾梦见天帝让把一块白玉交给他的奇事，于是为他改名为张居正。这些都是荒诞无稽的神话，自然没有值得深信的价值。然而在民智未开的时代，这类神话传说，却很能增加其父母亲戚的爱重，爱重越厚，对他的督促教育也就越严。况且再加上张居正幼年之时既已聪颖无比，还未离襁褓就被人视为神童，这更增加了其父母亲戚认为他是天赋异禀的心理和信念。难怪老师尊长那些有远见的人，希望把他培养成宰辅一类的人才，而其父母亲戚对他的督促教育，也要比对寻常之人更加严格了。张居正五岁而记诵文章，十岁而精通六经，其早慧固然有天生的原因，但也绝对离不开督促教育的功劳，这难道是侥幸吗？而他自命不凡的性格，也由此开始养成了。等他十二岁参加府县组织的童子试时，又受到知府李公及督学田公的大力赞赏。《行实》记载这段事迹说：

嘉靖十五年丙申，参加州府的科举考试。大司徒李士翱先生时任荆州知府，前一天晚上，梦见天帝剖开一块标记好的玉玺，让他交给一个童子。第二天，让所有考中的人到庭下集中，太师（指张居正）是第一名。李公领着太师登上台阶，仔细观察童子是怎样的一个人，果然如梦中所见，于是大喜，为他改名，说：“白圭这个名字配不上你，将来你应当做帝王的老师。我已从天帝那里得到指示，愿你自我珍爱。”其时正当督学使田顼先生巡行考试来至此郡，李士翱先生把本郡有一名童子善于作文的事告诉了田公。田公感到十分惊奇，立刻召太师来见，让他以“南郡奇童赋”为题做一篇文章，太师提笔一会儿就写完了，并且没有任何改窜。田公望着李公说：“作为本郡的太守，您觉得这个孩子与汉朝的贾谊相比如何？”李公拜了两拜，赞许地说：“贾谊大概不如他。”田公回礼说：“即使我田顼也以为贾谊不及他。”于是将太师列为头等博士弟子。那时，田公正临摹唐朝北海太守李邕的《南岳碑》，还未临摹完，就把摹本赠给了太师，说：“你的才能，将来何止做一个李北海啊！”

呜呼！这种奇异传说，虽然是附会之辞，然而田、李二公，却是那个时代真正存在的老师大儒，他们对于张居正的期许之心是多么深切，真诚之意是多么深情动人啊！这对于一个幼小童子来说，怎能不因为对他的激励，而信心倍增呢？虽然如此，上天所以启发引导张居正的，还远不止这些。自视过高，常易变得狂傲；自信过强，常易变得简慢。假使张居正由此乘风直上，不遇一点挫败，那么以他早熟的才智，必然会仗着自己的聪明，把获取高官显爵看得如同拾草一样简单；既已萌生了夸耀自大之心，日后势必会不知不觉间变得狂傲简慢。如果这样其所修养的身心和建立的事业又将如何呢？恐怕仍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上天借一个叫顾璘的人，先稍微给他点挫败，以抑制其傲慢之气，接着再给予他激励，以培育其奋发向上之心。于是，以前自视甚高的心理，因为稍稍挫败他而更加认清了其短处；以前，自信过强的心理，因为受到激励而能更好地发挥其长处。抑制了傲慢之气，增强修养的途径就逐步明晰；振奋了向上之心，建立事业的基础就得以奠定。无须等着用蓍草和龟甲占卜就可以断定其日后必定会有所成就。试观张居正十三岁参加乡试时的情形：

其时刑部尚书顾璘先生在楚地（指湖广）任巡抚。顾公是当时天下共同称赞的有坚贞操守的名臣。第一次见太师，就已看出他具有非凡的辅佐君王治国理政的才能，与直指使（古代官职名，专管巡视各地政事）冯公商量说：“张家的这个小儿，即使让在早在朝廷，也没有什么不可。然而我以为不如迟几年，等他才干老练了，将来的成就定当更是不可限量。这是您的的事，一切请你斟酌吧！”这次太师在考场的考卷，很得湖广观察史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请求上司录取，然而冯公想起顾公的嘱咐，最终没有录取张居正。（《行实》）

这是顾公欲老练其才能，而故意地暂且给他点挫败以抑制其傲慢之气。再看他十六岁参加乡试得中后的情形：

到嘉靖十九年考中庚子科举人，恰巧顾公以工部尚书的身份为修建仁宗献皇帝陵园的事来到湖北安陆，太师去拜访了顾公。顾公说：“张生来拜访，我真是太幸运了。大器晚成，这是指中材而言，我真不应该把你轻视为中材，使你将来迟了三年成为宰相。然而我听说当年的解承旨（解缙）是一位奇才，太祖高皇帝故意贬谪他让他回家从师学习，对他仁德甚厚，当时就说你在家谨慎地等待十年也不晚，而解承旨不能忍辱屈膝，最终在成祖时代以‘无人臣礼’下狱而死，为世人所悲叹。我之所以告诉冯侍郎那番话，是希望你有远大的抱负，树立伊尹那样的志向，学习颜回那样的品行，不要只因为得了一个秀才就沾沾自喜、自负自大。”谈了很久才离去，顾公亲自撰写文章相赠，并解下自己的腰带赠给他以示赞许，说：“这种腰带不是你应当佩戴的，只不过借此暂且表达下吕虔赠刀于有公辅之望的人的意思罢了。”（同上）

这是顾公欲让他成大器，而当面激励他以促进其奋发向上之心。顾公是当时天下共同称赞的有坚贞操守的名臣，他是这样的期许和看重张居正，难怪张居正执政以后，仍对顾公的知遇之恩深怀真诚的感激之情。这通过张居正写给赵麟阳的信也可以看出来。

我当年十三岁，刑部尚书东桥居士顾公当时正是我所在省份的巡抚，第一次见面，他就视我为国中最优秀的才能之士，以“小友”来称呼我。经常与诸位布政使和按察使说：“这个孩子是将相之才，昔年张燕公（张说）在李邺侯（李泌）幼年时就断定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我这样做差不多也是如此吧！”又解下自己的腰带相赠，说：“将来你是不会系这样的腰带的，我只不过借此暂且表达下吕虔赠刀于有公辅之望的人的意思罢了。”一天，留下我共同吃饭，顾公唤出他一个名叫顾峻的幼子，指着我说：“这位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会担任国家要职，到时你可去拜见他，他一定会顾念你是老朋友的儿子而照顾你。”我在幼年之时，哪曾想到会有今日？然而心中感念顾公的知遇之恩，哪怕以死相报也在所不辞，所以至今我心里仍藏着报答他的念头，未曾忘记。

张居正受到顾公的激励，于是把以前用心钻研的科举考试，看作求取禄位的阶梯，而是转移志向，从事于科举以外的古代典籍的研求。看他日后的自我陈述说：

我早年年少登科，获得一些不切实际的盛名，狂妄地以为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与我也没什么两样，区区一个进士及第，唾手可得，于是放弃原来的学业而沉浸于古代的典籍。等到三年以后，在古典方面还未有所建树，原来的学业却已经荒废了。现在回想当年的行为，不过是招人讥笑而自取其辱罢了。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我科举落第，于是度量自己的能力，重拾以前的学业，昼夜勤奋，尽心竭力，侥幸学业有成，然而也只是科举中第而已，仍未能达到在文学界游刃有余、夺取头筹的境地。

体味其语意，好像仍把“放弃原来的学业而沉浸于古代的典籍”视为错误之举。从求取禄位的观点而言，这确实有些失策，即使他二十岁去京城参加会试，又经历的一次落第，也无非是他荒废科举事业的影响造成的，实在应该以此来告诫自己的儿子。然而实际上张居正能像顾公所一直期许的那样，成为“将相之才”，除了能“在文学界游刃有余、夺取头筹”，像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那样做一个文人外，难道不是他那段时期“放弃原来的学业而沉浸于古代的典籍”所造成的吗？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所谓的科举事业，其范围不过是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大全》，其形式不过是为古人代言的八股文，说到底也只是专制帝王用来笼络、控制文人的工具而已，借它们求取禄位尚可，如果想借它们经世济民，那么就如爬到树上找鱼一样无法达成目的。纵使张居正“昼夜勤奋，尽心竭力”，奋斗一生，也只能成为一个皓首穷经的迂腐儒生而已，又怎能建立日后的宰辅事业呢？至于他所谓的古典，虽然无法确切知道指的什么，然而既然他自己说“驰骛”，那么其所涉猎的广博，研求的数量，必然远远地超出八股文的范围以外。以张居正的聪明绝伦，一旦施展才华，博览群书，使他知道八股文而外，还有更大的学问，在自由探讨之余，他的思想怎能会不纵横驰骋，学术怎能会不突飞猛进呢？于是自此之后，张居正不仅以用心科举事业为满足，而且还另寻修养之道；不仅以求取禄位为当务之急，而且还努力为其日后功业的树立奠定基础。他日后不仅以文人的身份终其一生，而且最终成为“将相之才”，巍然跻身于中国乃至世界大政治家的行列，这绝非侥幸，而是他平日积累的教养所致；而这种教养的形成，则又来源于父母亲戚的爱戴看重、督促教导，与老师大儒的期望称许、激发磨砺。呜呼！张居正的时代已经很远了。今天的少年，所受的父母亲戚的爱戴看重、督促教导，未必不如当时的张居正；所受的老师大儒的期望称许、激发磨砺，或许远远胜过当时的张居正。察看张居正建立的事业，以及能建立如此事业的缘由，而后我们才能知晓应该给子女营造怎样的教养环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