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非官方史书的写作者说：所谓大政治家，岂是容易讲清的啊？运筹营帐之中，指挥千里之外，这是谋士罢了，不是我所谓的大政治家。威严震慑强敌，名望满于军队，这是大将而已，不是我所谓的大政治家。至于在朝为官时忠心耿耿，辞官退隐后反省补过，这是说的纯正之臣，更非我所谓的大政治家。受命辅助幼主，忠诚坚定不变，这是说的贤能宰相，也非我所谓的大政治家。然而必须怎样才能称得上是大政治家呢？必须具有超越众人的抱负，，与众不同的主张，而又能以恒心、毅力去执行它、实施它。所以，大政治家能凭一人之身，关涉天下的安危，以一代之政，关系整个世运的兴衰。他所施行的，或许不利于当时，但对后世却十分有益；他的所作所为，或许没有顺从众意，但却真正地有利于国家。起初，他必然遵循自己的政策，全力推行之，以求改变时势；在已经推行的过程中，他又必然独持己见，力排众议，为国家的复兴奠定基础；政策得到完全贯彻后，最终也必然要依靠他的老成稳重和深思熟虑，挽回衰颓的国运，广施惠及天下的恩德。像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流砥柱，或造时势的英雄。其政绩的实施，英明之主可以借此奋发图强，昏庸之主可以借此免除灾祸，末代之世可以借此暂且延续，衰乱之世可以借此渐渐兴盛。所谓大政治家，难道不是这样定义的吗？

明白这些道理，也就可以谈论张居正了。张居正是明朝的名相，而明朝的名相，不只张居正一个。在他之前的，像忠靖公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与他同时的，像文贞公徐阶、文襄公高拱，都是卓有建树、俨然具备古人风范的大臣。但他们不如张居正的地方在于，都以书生本色，担当国家重任，虽也具有忠纯之臣的操守，贤能宰相的气度，然而就其所怀抱的志向而言，一方面既拘泥于前人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言谈卑下，无甚高论，因此他们所推行的治国方略，也就仅仅局限于对当时有利，而一旦罢官离职其所推行的方略也会随他们的离去而消亡。换言之，他们这些人没有坚定的政治主张作为施政的目标和纲领，顶多了说，也不过仅能辅佐君主成就小康之治，使国家强盛一时而已。其所造成的影响，绝难与我所谓的大政治家相提并论。然而，以他们来对照我所谓的大政治家，我就更加不得不佩服广东新会梁启超的言论，而把张居正列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了。张居正的业绩，如辅助君王、处理政务、经营武备、治理财政等事，固然大多也是沿袭的前人制度，与当时的贤相徐、高二人相似，骤然观之，甚至与一般人的施政也没什么两样。然而他之所以卓然出众，不同于一般的纯臣良相，且能当之无愧地巍然跻身于中国乃至世界大政治家的行列之中，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卓尔不群的抱负，独到的主张，并能以恒心、毅力去执行它、实施它。所以，他所施行的，虽然不利于当时，虽然违背了众意，但他弥补缺漏、纠正失误、整顿吏治，正本清源等诸多措施所遗留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巨大的。因此，对于他最终能转移时势，奠定基础，挽救衰颓国运，广布恩泽于天下这一问题，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明朝自中期开始由盛渐衰，到了嘉靖、隆庆时代更是内忧外患交集，而此时的张居正，不顾人们指责他独揽大权的毁谤，背负友朋的猜忌，冒着功高震主的危险，甘受不奔父丧的非议，兢兢业业，只求改革政策的推行，大义凛然，只求时势的转变。将其与辅佐幼主、支撑危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相比，谁敢说后人不如前人；再将他与西方的大政治家，如马志尼、俾斯麦等人相比，又同他们相差几何呢？至于明代的诸位名相，如上文提到的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徐阶、高拱等人，如果把他们也与张居正相比，那就相当于降低了张居正的水准使之“与哙（樊哙）等为伍”了。然而其生时不被愚昧的同僚谅解，死后又受到昏庸幼主的怪罪，以至于众口铄金，是非混淆，史书所载，也多是诽谤他的言论。那些愚昧的人，受世俗一孔之见的迷惑。不能洞察张居正匡扶社稷的苦心，而只是抓住他一两个小的缺陷不放，斤斤计较，在背后议论掣肘；况且昏庸的幼主，已习惯于安逸放纵、富贵荣华的生活，对于张居正的严辞劝诫早已怀恨在心，于是更加相信了小人的谗言，怨恨愤怒，对死后的张居正加以罪责，进而抹杀其功勋。这些人因昏庸愚昧而做出这些事，绝对是无损于张居正的伟大人格的。但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是，张居正作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竟然因此而横遭埋没，含冤千载，其命运的不幸真是与唐朝的卫国公李德裕相同。他所留给后世的是那样伟大，可他所受的回报却是这样悲惨。假使人世间真的不存在什么是非公道，那么是毁是誉。也就不值一提了。如果人世间存在真正的是非公道，那么天下的不平之事，还有能超过这个的吗？然而扫除谣言，澄清事实，另写一部较为可信的史书，从而明辨是非，警戒后世，拨开云雾，显示真相，这并非只有能力超群的人才能做，对此我又怎么能闭口不言任事实埋没呢？于是撰写了《张江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