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自柄政以还，本信赏必罚之方针，行综核名实之政治，用意惟在发扬国力，整饬官方，意美法良，可以想见。无如玩愒之习，久染成风，骤予改弦更张，自易引起反响。是以未几而风波突起，百僚因不便于治术之严明，竟群起而施以公开之攻击。弹章叠上，信口雌黄，其居心盖欲谮愬于幼主两宫之前，必欲去公而后快。以公个性之刚强，政见之坚决，固尝以适宜之处置，杜反对之企图。顾其以一人之身，而为众怨之府，其处境愈艰，而其用心亦愈苦矣。
此次风潮之起因，据《明史》所述，谓系由于“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江陵本传）。究其实，则江陵此举，盖以杜言官挟权掣肘之风，防疆吏贿赂取容之弊，统筹并顾，所以防其渐也。乃给事中余懋学竟率尔上疏，请行宽大之政。公以其不明微旨，第免职示儆而已。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又上疏请开言路，为懋学鸣不平，旋被谪戍。于是科道诸臣严用和、刘天衢、徐贞明、李祯、乔严等，又纷纷上疏，为应祯鸣不平，亦均被谴谪。公此时愠于群小，悉心应付，固已痛苦非常。不谓其门生刘台以巡按辽东时违例误报战功，致受饬责，竟于万历四年上疏，对公肆行攻击，借以报复，其措辞之偏激，尤足予公以难堪。此疏立言纯系意气用事，自无足取，然亦可略窥当时士大夫反对江陵集中相权之心理，姑录之以供参考：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成祖）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除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进退大臣以礼。先帝临崩，居正托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狱，及正论籍籍，则抵拱书令勿惊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遗书以市德，徒使朝廷无礼于旧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郞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贿厚施，缘例成乞，将无底极。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秽狼藉，及骤躐铨衡，惟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毋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威居正者甚于威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命。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龁，而尽臣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令县假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家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慨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见《明史》台本传》）
疏中对江陵妄肆攻击，毫无佐证。即如所言废辽王而夺其府地一事，台既诬之于先，史官即据以诬之于后，以致谤讟相承，沉冤莫白。实则辽王之废国，衅起于荆州分巡施某，狱成于刑部侍郎洪朝选，江陵初无与焉。即辽藩故邸，亦系以给广元王，公更无攘为己宅之事。（见《全集》附录二《陈治纪书》《张文思公文集后》及《张同奎上六部禀帖》）举此一端，可见疏中攻讦江陵私德之处，纯系挟嫌诬构，无足深论。至关于国事方面，彼其所指谪者，不外违犯祖法擅作威福一点。此则针对公之集中相权锐意革新而发，一面固足淆乱天下之听闻，一面尤足破坏江陵之政策，当非忠君爱国如江陵者所能忍受。况以台原出江陵门下，而竟负恩反噬，一至于此，尤为公所切齿痛心。于是为表明心迹计，公乃不得不上书求去矣。原疏如左：
昨以御史刘台论列，具奏乞休。伏奉圣旨：“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鉴。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吏部知道，钦此。”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罄其万一也，臣敢言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和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兹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渎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被言乞休疏》）
疏上，神宗特遗司礼太监孙隆持酒食赍温旨慰留，公不得已始复出理政。帝乃逮台至京师，下诏狱，命杖百远戍。公复上疏救之，始从宽免予廷杖，仅遣戍而已。（按《明史》江陵及台本传所载关于台劾江陵事，多厚诬江陵，甚至谓台之死于戍所，亦公有以致之。所言多系虚构，不可信。今从周圣楷所撰公本传，见《全集》附录二）
台既被黜，诸臣知公圣眷方隆，遂莫敢撄其锋，反对风潮因之暂趋于沉寂。顾反对派之敌意固仍蕴蓄于中，无时不伺公之隙，欲得而甘心之。及万历五年九月，公父观澜忽病逝于江陵原籍，于是夺情之议起。伺端报复者乃更有所借口而大肆其攻讦，墨守经义者更从而推波助澜，公乃遭遇其毕生最痛苦之一幕，几于抱恨终天矣。
当公之初闻父丧也，即陈请回籍守制，疏中有云：
臣今犬马之齿才五十有三。古人五十始服官政，而本朝服制止于二十七个月；计臣制满之日，亦五十六岁耳。此时自量精神体力尚在强健，皇上如不以臣为不肖，外则操戈执锐，宜力于疆场，内则荷橐持筹，预议于帷幄；远迩闲剧，惟皇上之所使，虽赴汤蹈火，死不敢避。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也。昔人所谓报国之日长，报刘之日短者也。如此则君臣父子之伦虽不得以并尽，而亦不至于相妨。夫古人有衔哀赴官墨绖从政者，有金革之事则可。方今赖皇上威德，四郊无垒，九塞清尘，故臣欲以其间少尽私情，此臣之所以吁天泣血，哀鸣而不能自已者也。（《乞恩守制疏》）
此疏情词恳切，无以复加，公之志在奔丧，于此可见。无如两宫太后及神宗倚畀方殷，坚不许去。户部侍郎李幼孜、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复交章请留。公不获已，乃勉请在官守制，所有应支俸薪尽数辞免，入侍讲读及在阁办事，俱着青衣角带，出归私第，仍以缞服居丧；并迫请俟父茔竣工，准其归葬，就便迎母来京，上随即温旨报可，惟于归葬一节，仍令候旨。讵此议甫定，反对风潮即随之而起。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辈，纷纷上疏，坚以夺情为不可。员外郞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复继起争之。中行疏中略谓：
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匍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献，调元熙载，岂情也哉？……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于此者。（见《明史》中行本传》）
所言已备极偏激矣。元标乃更进一步而肆为谩骂，至谓：
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见《明史》元标本传）
帝览奏震怒，中行、用贤、穆、思孝、元标等五人皆坐廷杖，并谪斥有差。公复上疏力请曲谅言臣无知，勿与计较。时议者犹呶呶不休。帝乃诏谕群臣，再及此事者诛无赦，复采纳言官建议，考察群臣，自陈不职，听候处分。于是此一大风波始告停息。然而公内心之苦痛，盖不问可知矣。万历六年三月，神宗婚礼既成，公乃一再疏请归葬。上初犹不许，后以其情辞迫切，乃勉从其请，惟仍限以三个月内葬毕即上道返京。濒行，上范“帝赍忠良”银印以赐之，令如杨士奇、张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并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公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公推荐，公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入阁。公既归葬毕，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请俟清凉上道，卒以朝旨催促，乃于六月回朝复职，计往返正三阅月也。讵于公方还京之际，忽又有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借赵应元托疾乞休事，上疏劾公，略谓：
御史应元以不会葬得罪辅臣（指江陵），遂为都御史炌（陈炌）所论，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窃恨之。……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炌特其较著者尔。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愬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宏，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见《明臣奏议》）
此疏责公行私无忌，威福自己，与刘台前后如出一辙。上览奏不悦，立谕将用汲切责，并革职为民。公以“其所言有朝廷政体所关，天下治乱所系者”，乃上疏力辩，略谓：
夫吊丧送殡，人道之常，不但臣无所憾于应元，即应元亦未尝有持秉风裁不为私交之意，但偶不与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称病之有无虚诈及宪职之果否修举，在炌为堂官，访之必真，臣不知也。前者屡奉明旨，御史托病偷安及差满回道，俱着都察院着实纠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闻有执法奉行者。今独炌有此举耳，而遂为人所诬指胁制。则后之居是任者必将以炌为戒，宁背违明旨，而不敢结怨台臣，相与务为共同欺蔽，以致纪纲陵替而不可收拾，岂朝廷所以属任台臣振扬风纪之意耶？……至…谓皇上当独揽乾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此则其微意所在，乃陷臣之机穽也。……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贤臣者，正所谓揽权也。岂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书，刚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谗害忠良，而后谓之有权耶？……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贤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羁旅微贱之臣，一旦处百僚之上，据鼎铉之任，若不得明主亲信委用，又何以能肩巨负重而得有所展布耶？况令各衙门章奏，无一不经圣览而后发票。及臣等票拟上进，亦无一不请圣裁而后发行。间有特出宸断，出于臣等智虑所不及者。今谓皇上漫不经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诬皇上耶？……缘臣赋性愚戆，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画，惟施一概之平。法所当加，亲故不宥；才有可用，疏远不遗。又务综核名实，搜剔隐奸，推毂善良，摧抑浮竞，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倾危躁进之士，游谈失志之徒，又从而鼓煽其间，相与怂恿撺嗾，冒险钓奇，以觊幸于后日，为攫取富贵之计。蓄意积虑，有间辄发，故向者刘台为专擅之论，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专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润，铄金销骨，小则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则使臣中奇祸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无亲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后呼朋引类，借势秉权，恣其所欲为，纷更变乱，不至于倾覆国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恶利口，大舜所以疾谗说也。臣日夜念之，忧心悄悄，故敢不避烦渎，一控兹圣明之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顾命大臣，义当以死报国，虽赴汤蹈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丧之间。皇上不用臣则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违道以干誉。台省纪纲必欲振肃，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挠三尺之公；险躁之士，必不敢引进以坏国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荧惑上听紊乱朝政者，必举祖宗之法，请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职分也。（《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疏上，奉上谕：“朕践阼之初，方在冲幼，赖卿受遗先帝，尽臣辅佐，以至于今。纪纲振肃，中外又宁，此实宗社之灵所共昭鉴。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诪张挠乱国是者，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怀！吏部知道！”观此谕，无论出自上意，抑系秉承母后意旨，似尚能鉴公忠诚而悉心信任之者。乃厥后公殁未久，遗疏在耳，遽信奸珰之谗，入公于罪。出乎反乎，前后判若两人，抑又何耶？用知专制淫威，喜怒不测，诚有难乎其为臣者矣！
公自迭遭攻击，虽以内省无惭，幸获安于其位，得以尽心竭力，从事于政治主张之实现。加以神宗表面上固犹信任有加，敬礼备至，一切政治设施自可依次实行，无虞掣肘。此自专制时代政治家之立场观之，未始非千载一时之际遇。愿以群僚侧目而视，谤讟萃于一身；一令出则阳奉而阴违，一事举则面谀而腹诽。虽以公之劳怨不辞，形神固已交感疲顿。遂于万历八年三月一再上疏乞休。其第二疏言之尤切，略谓：
今臣之乞去，亦非敢为决计长往也，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沟壑，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闻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场，亦所弗避。是臣之爱身，亦所以爱国也。（《再乞休致疏》）
其言可谓竭诚挚之忱而极哀婉之致矣。顾疏上终不报，慈圣太后并谕上曰：“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俟辅尔至三十，却再审处，让后人，非晚也。”公不获已，乃不复言去。因是积劳致疾，至万历九年九月遂卧病。上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公因上数遣中官趣召，乃力疾强起。至翌年（万历十年）二月公疾复作，四阅月不愈。上屡降手谕问安否，赐内府厨馔，并视医药。百官亦斋醮为祈祷。上命阁臣张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公家平章。及疾革，复一再上疏乞赐骸骨，俾生还乡里，上终不允。是年夏六月二十日，此一代伟人乃终于尽瘁而死矣。讣闻，上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圴赐金币。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谥文忠，归葬江陵。
公既薨，张四维遂代为首辅。四维者，公所荐士也，方其初入直，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辽东初奏大捷，四维未与功赏，已自不慊于心。及辽东再捷，江陵适归葬父，帝归功于公，使使驰谕，俾定爵赏，公因即条列以闻。时次辅吕调阳已与四维等议定功级，而冒滥颇多。公以赏罚明当，乃足劝惩，乖谬如此，殊为可憾，乃就浮滥者悉追夺之。调阳内不自安，随乞休去，四维因更衔恨于心，亟思报复。及继公为政，又与公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因更迁怒于公，欲得而中伤之于身后。适奸珰张诚构公于帝前，四维察帝眷公之意已移，遂亦从而下石。于是公殁后甫年余，而奇祸作矣。据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公之身后惨祸，有如左述：
会公卒，上所幸珰张诚以保（冯保）与公交结专恣奏闻，上心动。其与四维善者泄之四维，遂嗾其门人极论保以尝上，上谪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窥望风旨，益务攻公为奇，并及其党。于是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削其诸子官。御史羊可立者，追论公罪，因谓公以私构辽庶人宪㸅狱。庶人妃因讼狱，且曰：“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
上心艳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张诚及刑部右侍郎邱橓偕锦衣卫指挥给事往，并勘故构王宪㸅事。王宪㸅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为护卫卒。太妃闻公少警，且与王同岁，召而奇之。赐食，而坐王宪㸅于其下，且谓：“而不才，当为张生穿鼻。”王宪㸅以是惭而衔之。会公登第，召其祖虐之至死，而王淫酗，横暴其国，远近皆怨之，弹劾屡上，遂至削国，以幽死。所谓金宝者，仇语也。邱橓等籍其家，惧不中程，乃拘其诸子，备极榜笞。长子敬修自缢死，家人死者累累，而荆、楚之间骚然株及矣。狱成，命削公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谪其子编修、嗣修戍。
又据《明鉴》（卷十）载称：“时潞王婚礼所需珠宝未备，太后以为言。上曰：‘办此不难，年来廷臣无耻，尽献张、冯二家耳。’自此内中张先生称谓，绝以为讳；而籍没之举亦胎于此”。又云：“籍没其家产，其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上曰：‘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明史》本传述其籍没时之惨状，谓：“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张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曾省吾）、篆（王篆）及傅作舟等……”（江陵本传）。而敬修所写血书，至谓：“……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予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见《全集·附录二》）呜呼，此真可谓极人世之惨变，有非天理人情所能衡度者矣！
顾吾有不能已于言者，以江陵之忠君爱国，卓著勋劳；以神宗对江陵之信任有加，敬礼备至；而乃于其身殁未几，轻信宵小之谗间，妄借籍没以敛财，徒以一念之贪，竟背君臣之义，凉薄至此，夫复奚言！特自江陵殁后，以神宗之贪黩不君，而又不复有忠诚鲠直之臣如江陵者以匡翼之，继公为政者复鉴于公之以忠直而被奇祸，遂尽反其所为，惟知以阿附取容。于是神宗遂获师心自用，妄作威福，一意孤行，肆无忌惮，而矿税之征求苛扰，尤足以祸国而病民。究其极也，内则民变迭起，已兆闯、献祸乱之机；外则满族崛兴，竟启邦国颠危之渐；于是江陵毕生惨淡经营之中兴事业，虽能暂收转移时势挽回末运之功，而终无补于明室鼎移之局。君子于此，未尝不窃叹神宗之贻祸宗邦，咎由自取，而深惜江陵之相业中绝，继起无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