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法治说者言必及张太岳。不知太岳每以性命与经济并论，所谓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也。君子处世所以制俗，非由俗制。制不在文，常挽以就实。此为法体。治世常自文返质，久则自质而文，文敝则世乱，而乘敝达变是在贤者。不轻易，不苟因，一本其实，于是法行。所谓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宜，与民之所安。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法无常良，行之在人。此为法用。

夫人之相与，情不至而后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后饰之以礼。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盖法能不违民，不乖人情，而后体用始备。如是法治吾之所谓情治者也。不究性命必不能通达人情，法失其体矣；不能通达人情必不能制俗便民，法失其用矣。

然今日回国运当以法治始，昌法治尤当以正人情为先。太岳之学之为世重，有以哉！顾今人口中之太岳，但知虎怒蟒嗔之太岳，严急少恩之太岳，严刑明法之太岳而已；不知有师心之太岳，是不明太岳学之本，亦即不明法治之本也。

吾友赣榆佘君草《张江陵传》成，属余一言。余惟江陵事切政术，佘君书论之已详，不用复赘。而余之所重太岳者在彼不在此，因举太岳之言语佘君，缀诸卷端，且以质诸今之昌法治说者。

一九四四年五月 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