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是时东坡二十二岁，赴礼部试，举进士，被欧阳修所赏识，受仁宗的知遇，是他开始过他的政治生活。

东坡虽然也有他的政治天才，不过，他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政绩，他的一生的政治生活，自从受神宗知遇起，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从岭外归来，卒于常州为止，无非是颠倒于知遇贬谪之中。翻来覆去，有好几次。

仁宗嘉祐二年，和他的弟弟苏辙，同举进士。时东坡二十二岁，他的弟弟十九岁。仁宗读了他们的考卷，很快乐的说道：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可见仁宗是怎样的看重他们。那年，遭母丧，暂时离开了政治的生涯。服除后，入京，授大理评事，出为凤翔府判官。英宗治平二年，转殿中丞，自凤翔还朝。不久，遭父丧，又暂时离开政治生涯。

英宗在位四年而崩，于是神宗即位，他任用王安石，行他的新法。新法的好坏，很难判断，我们现在暂且不论。只说在那时候反对的人很多，就是东坡也是不满意王安石的一个人。那时东坡居父丧，已经除服了，入朝后，就被神宗召对，问他王安石的新法是怎样。他大概答应说：

求治不宜太急，听言不宜太广，进人不可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虎头求雨

时在元丰元年，年四十三岁。先生《起伏龙行序》：“徐州城东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与泗水通，增损清浊，相应不差，时有河鱼出焉。元丰元年春旱，或云置虎头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说作《起伏龙行》。”

退朝之后，他又上了一封万言书。这封书是很有名的著作。东坡的政见，都在这封书里，就是论文章，也做得很好。现在把他录在这里：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刻减兵吏廪禄，甚至欲复肉刑，民且狼藉。然而莫之愿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济之逃亡；不还，则累及邻保，势必有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法，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科，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这封书上了之后，王安石见他和自己的政见不同，就暗使他的同党毁谤东坡。东坡见局面不好，也就不和他多辩，只求外任，想借此免避政争，于是出为杭州通判。由杭州移密州，而徐州，而湖州，做过许多地方的官。而在这时候，虽然避免了政争，然暗中正酝酿着文字之狱。

东坡到湖州谢表里有句道：

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王安石的私人指他为讪谤。

东坡有诗道：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王安石的私人指为刺课士。

东坡有诗道：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王安石的私人就指为斥盐政。

平心两论，东坡在那时候，借文字刺讽时政，也是实事。但是。这样的刺讽，也不至于有什么大不了罪名。却是在专制时，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刺讽时政，就是侵犯了皇帝，一旦被人告发，便有性命之忧，仅仅的贬谪贬谪，还是算万幸了。

东坡的文字之狱，本已酝酿了好久，到元丰二年，便突然暴发。因李定、何大正等人的检举，便将东坡从湖州逮赴御史台监狱。在这时生死是不可知的。

东坡在监狱中，是他的长子苏迈送牢饭。东坡同迈约：平时送肉和菜。倘然一听到不好的消息，就送鱼。如此过了几日，一天，迈因有事不能送。托他的亲戚代送，偶然忘记了前约，刚巧这位亲戚，那天买到了鱼，他就把煎鱼送进去，也没肉，也没有菜。在亲戚本是无心，却不料东坡在监狱里接到了煎鱼，他是如何的焦急啊！他以为他的性命是保不住了。

他在万分焦急中，忽然想出一条计策。他想：神宗待他本来很好，只不过听了王安石一班人的话，所以如此。倘然有机会感动神宗，或者可以免得一死。他就在狱中做了两首诗，寄给他的弟弟子由，做得十分凄恻动人，交给狱卒带出。他想狱卒拿得这两首诗，一定不给子由，一定要给神宗。如此，他的计就行了。果然，狱卒拿得这两首诗，送给神宗看。那诗道：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应在浙江西。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神宗读了这两首诗，果然感动了。况且神宗本无意杀他，读了这诗，更觉得他可怜，于是就从宽解决，把东坡贬谪到黄州去了事。同时被贬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及王诜等人。

东坡初到黄州，是很穷苦，只是借住在道院里。后来难为马正卿替他请于郡守，得到旧营地几十亩，给他耕种，才可以安乐度日。那地在东坡下，故自号东坡居士。于是我们要知道，东坡二字的别号，是到此时才有，以前是没有的。他的诗集中，有东坡诗八首，就是把他在东坡种田的事。其小叙道：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他虽然有田可耕但是我们可要读了这篇小叙，就可以知道他开荒的困苦了。

他本有田在常州，就上书请到常州居住。朝廷允许了他，他回到常州。于是黄州的谪居生活，就算结束了。

神宗之后是哲宗，复用司马光为相，罢王安石新法，诏东坡入朝，为中书舍人，兼侍读。仁宣太后很敬重他，召他到宫中问对。

但是他和司马光的政见也不能十分相同。又因地方的关系，当时在朝诸人，各立党派，有什么洛党、蜀党、朔党的分别。洛党以程颐为首领，朔党以司马光为首领，蜀党就以东坡为首领。因为党派的争论，东坡第二度出官杭州，在那啸傲湖山，很留了一些遗迹。现在西湖的苏堤就是东坡那时候在杭州筑的。

以后几年，时而入朝，时而出知他州，经过好几番出入，到哲宗绍圣元年，终因党争的关系，被贬到岭外（惠州及琼州）。

在岭外过了多年的贬谪生活，到建中靖国元年正月，才回到常州，就于那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就卒于常州。（距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年六十六岁。）他的一生，也就于知遇贬谪中过去了。